与规吴计划江南大营再溃的消息传至北京，朝廷首先派荆州将军都兴阿带兵驰防淮扬（其兵由胡林翼拨给），以遏止太平军过江北窜。继后命其督办江北防务。次一步骤，即命曾国藩筹进取之策，但并无具体指示。直到丹阳失陷，始命国藩驰援苏常，并于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授署江督，至此朝廷始以援吴重任付诸国藩。 宿松之会曾国藩时驻防安徽宿松。适左宗棠、李元度于闰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5月16日），由湖南到曾氏防地。次日曾国荃亦至宿松大营。四月初二日（5月22日），他们听到了江南大营兵溃的消息，即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初十日（5月30日），胡林翼因会吊浙抚罗遵殿之丧，也来宿松。彼此连日会商江南军事。胡氏迟至二十日（6月9日），始还英山。此次虽非正式会议，却是湘军重要人物的聚会，曾国藩与胡林翼、李续宜并先有函约。除曾国荃于四月初三日（5月２２日）赴集贤关防地，李续宜留守青草塥防地以外，集于宿松者则曾、胡、左及李元度、李瀚章、李鸿章等。在会商期中，又得悉丹阳的弃守，而他们的计议就更加着重于江南军务问题。此次会谈的结果，乃有左宗棠的回湘募勇，以增强湘军实力，盖湘军所面临的责任，东趋助吴，势不可免，是时曾氏虽未获悉总督两江的谕旨，而湘军领袖们，则已有所准备了。此段所述事迹及日期，均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八册；及《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 又： 宿松之会虽缺少李续宜，但在闰三月廿三日，曾国藩曾有函相询，问其是否亲来，或派人致祭罗遵殿之丧。此函只见于《曾胡手札》，不见于《曾文正公书札》。次日曾氏追书止其前来，有云：“兹前敌两路进兵，阁下恐难远离。”此函两书俱见，而《曾胡手札》一书中，同此一函，长几一倍。故《曾胡手札》较为详确，并有日期。 湘军将领的意图曾、胡、左等人之会商东南大局，现已无法明悉其详细内容，但就来往函牍，亦略可窥知他们的意图。四月十六日（6月5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八贤手札》，页８９—９０。在十七日（6月6日）林翼又致书彭玉麟说：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１１。又据《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２７—２８，致沈葆桢信说：“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诸人，鬯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因屈指海内贤者，朋辈志士，惟阁下高卧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计坚请台从出山。”由此也略可见宿松之会的议论内容了（此函系五月初八日写）。次日林翼复致函李续宜，并以此函附后，以足见此次宿松之会的重要性。曾氏署任江督的上谕系四月十九日（6月8日）所下，宿松之会则结束于十九日（十八日左氏赋归，二十日胡氏离宿），故在江南大营溃后，朝旨决定之前，湘军将帅之志在吴越，欲取代江南防务，取代两江总督，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曾国藩本人，于防地之争，表现得尤为敏感，观其四月十六日致彭玉麟信，可知其对张芾之不怿达于极点：萧辅臣（萧翰庆字辅臣）定计由池州出江，后忽变计往援苏常，筱浦（张芾字筱浦）又拨韦（韦志俊）处一营留徽，皆出意料之外，想辅臣不愿援苏，或徽员有以参劾之言恐吓之者，遂惧而东行耶？此时苏常大乱，何、和皆已退至浒关，杭嘉大震。辅臣去后，无人维持，饷项无着，亦可悯也。小浦近日举动，殊为可骇。顷又奏请鄙人办皖军务，而渠自往苏浙，尤为难测。《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１—１２。 按： 萧翰庆之贸然援浙，竟于四月十九日全军覆没，萧氏阵亡。曾氏损一良将，极为痛惜。曾氏此时，兵力单薄，羽翼未丰，安庆桐城之围已占去全军的大半，而且朝命未定，实不肯浪作牺牲，为他人作嫁。随后又于十九日（6月8日）再函彭玉麟，授以方略：池州不知能攻克否，如城坚守固，则令韦部迅出江滨，择要驻扎，不可再令入徽，隶张小浦麾下，反复簸弄，七颠八倒也。如徽州有私缄公牍，直可付之不理，敝部各营，进扎关内，与水师相依为命，断无舍此他适之理。如朝命饬援苏常，自当据实复陈。《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２。曾氏的进兵方略四月二十二日（6月11日），曾氏闻悉苏州失守，知大局已变，自信吴越之行，势所不免，遂先作后路的筹计，谋两湖江西三省的合防，再进而徐图江浙。《曾文正公家书》，卷五，页２３，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致四弟：“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润帅（胡林翼字润之）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此后四日，国藩方奉署任江督之命，可知其事先已有准备了。其筹划的要领则是“欲保湖南，必先保江西”。 因立即致函郭焘，命张运兰率军东出江西，以保广信、景德。二十八日（6月17日）得悉署任江督，当天就以两路进兵之计，商之胡林翼。沿江一路取池州、芜湖，傍山一路取徽州、宁国。次日复有致林翼详函，作全般的筹议，可视为曾氏规吴计划的初稿。筹兵一端，以三省合防为根本，以胡林翼驻宿松作策应，自统三路，两路如前，另一路守广信、贵溪以保江西，其兵员则取之胡氏麾下的鲍超、多隆阿二军，及李元度另募一支新军。饷项筹措，则以李瀚章办理江西厘局，此外最须注意的一点，就是国藩一开始就注意到里下河饷源的重要，此后念念不忘于淮扬防务，见诸文字者不下十数次，他函告胡林翼说：查淮扬下河七州县，若就场征课，益以钱漕厘金，每年可得六七百万（按： 实际上并无如此之巨），若得能办吏事善理财用者，代都公（都兴阿）此席，江北之事，非不可为也。阁下心中如有其人，当会奏请都公免此一行，如无其人，却不敢奏。都公此行，大有损于鄂，却无益于淮扬，实为难事。《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９—２０。曾氏的初步计划，并未提及进兵吴越之事，旨在逐步推进，取稳慎态度。所谓“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这种打算，完全代表他个人的基本观念和根本做法，很值得注意。他的战略宗旨，最着重于湖南兵源与江西饷源。三路进兵，俱在保护江西，此后经营皖南，意亦在此。对于规吴来说，真是十分迂远，难于济急；对于保持湘军实力而言，则是相当稳健。 战略形势的分析曾氏于战略形势的分析，也是取传统智术，当时兵家谋士，均不出此臼巢，故无人于其大的方略有所异议，今后曾氏一切筹划均本乎此，兹节录其五月初三日（6月21日）的奏折，以明其经营江南的大原则：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薄，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攻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４４。 按： 自古平吴而成大功者，如晋之王，宋之曹彬，明之朱元璋。皆自上游而下。此时为曾氏谋者，亦俱袭取旧迹，以为立说，不一而足，均未及记叙。胡林翼的意见曾氏对战略分析，如此高远，而用兵计划，又如此迂缓，自是本其保持后路，加强实力的稳练打算，但其着手之始，已显现不够宏大，难期迅速发展。幸有胡林翼为之谋划，才得以大胆的走上总揽全局之途，胡林翼于五月初一日（6月19日）得曾氏署任江督之信，立即发一短函，约定次日详复。后一封信极为重要，录之于后：思拟再四，竟须放胆放手乃可有济，非加募四万人不为功，若仅就现有兵力，抽拨调遣，不仅无补于吴，亦且先损于楚。吴人越人之怨不必问，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是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到江苏之境，舍三省协防而遽谋吴，吴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继失。此时惟有破格请将，放胆添兵，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陆续取齐。则江西之后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宋曹彬谥号武惠，借指曾国藩）之声名不失。《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１—２。胡氏的规吴计划，远比曾国藩宏阔而切实，同时也是一个扩张湘军的计划。对于曾氏而言，可谓忠告，亦为远谋。胡氏主张： 先以李元度之五千旧军（时为饶廷选所统），调赴杭州，以保越。再由元度新募五千，继进入越。另请刘蓉及左宗棠出山，各募六千兵，分为皖南、扬州或江西，或随征之用。再起沈葆桢为江西藩台，并保李鸿章以实缺，使为扬州之督，亦可募兵。最后始落于曾国藩皖南进兵的计划，但只占各路之一支而已。嗣后李元度、刘蓉、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各当一面，并得以施展才华，均以胡林翼的建议为发轫，足征其识量过人。 胡林翼初二日之函寄后，初三日（6月21日）又追一信，讽曾国藩勿过于稳慎，并具体地提出援吴之策，实较曾氏高明：兵事须布远势忌近谋，丈所言之三路，应并为内三路，小三支。另筹二大支： 一出杭州，一出扬州。其内三路小三支，则大帅之中权也。沈（葆桢）、李（元度）、饶（廷选）所办广信一路，竟须驰入杭州，以为平吴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财，事乃有济。拘守广信，无当也。应即请幼丹（沈葆桢字幼丹）为豫章藩司。奏补次青（李元度字次青）浙江藩臬。次青应驻杭州，杭州危，驻衢州；杭州存，移湖州。投袂即行，此为先着。江督之履，已连齐鲁，应以知兵任战之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刘霞仙（刘蓉字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万五六千人，开幕于清江浦，而以多（多隆阿）、都（都兴阿）两公专司马队。又少荃、小泉（李瀚章字小泉）可奏江宁江苏实缺，即是江北筹饷之本。失守后前人已死未死，后人已放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杨廷和乘时革弊政，一笔勾销之法，可敏决之。此两支定妥，布局宏远，丈从徽宁，鼓行而东，东吴公事，应即如此勾当。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饷事不怕无钱，只怕无人，丈毋专取丞相谨慎为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３。 按： 胡林翼于五月初三日并具折荐举左宗棠、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请朝廷重用。 又： 据《左文襄公书牍》，卷五，页４９，左宗棠对于胡氏的筹计盛称之：“公意三大支，一出扬州造水师，一出浙江造水师，一大支分为三支，从徽宁广德趋吴，的是妙着，惟恐无此兵力，无此将才，如何，如何。”国藩得信之后，即于初四日（6月22日）、初六日（6月24日），分别回复胡林翼，对于增募新兵，则完全接受，而于进兵计划，浙江一路，几完全放弃。扬州一路，拟由李鸿章经理。根据鸿章的建议，将在淮安办一支水师，但“目下实无此力量”。仍须皖南布置就绪，方可亲往。谈到最后，仍归于先安皖南。所以国藩督师祁门之计，至此已成为定局了。同时因为曾氏将赴祁门，要李鸿章随行，乃于次日又函告胡林翼，谓“淮扬暂无人去”，是以三大支之计，仍只有曾氏最初设计的皖南一支，得以实现。 李续宜的意见除胡林翼的规划之外，与之不同者尚有李续宜的进兵方略。李续宜属林翼麾下，当时仅只向胡氏建议，为时亦在五月初一二等日（因在五月初六日曾李已会晤），李氏建议用船载陆师直下焦山，出其不意，急捣苏常。林翼对之极为激赏，乃转向曾国藩建白：或献策以舟载陆师，并简水师，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贼不意。军食无可筹，禀命不得入。须独当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 舟多，东西梁山之炮二三次即不能再放，即王楼船，亦必无损，帅府亦可行。此皆奇说异谋，非常之计，请酌示。《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２９。五月初六日胡氏又致书李续宜，请他与曾国藩面商：至舟载陆师，神妙莫测，或即行决计。或俟次青（李元度字次青）到苏州境界，季高、霞仙到宁徽作镇，然后连起行之。可以惊摇贼心，乘势得苏州、常州而守之。或即以此时作背水势而即行之，公与涤公商定为要。同上，卷七三，页１０。又，《曾胡手札》： 《胡文忠公手札》，第二册。李续宜的谋划，乃是所谓兵出诡道，是急效而又奇险的办法，非有军事天才，难会运用得宜，自然不为曾氏所取。故曾氏定计，仍出皖南。却未料此一奇策，于二年之后终为李鸿章援吴时所采行，但彼时因种种关系，确是安全得多。 规吴水师曾国藩陆路进兵计划既定，又于五月中筹议兴练水师，陈之奏牍。其计划也是三支，一是淮扬水师，用以保里下河之米，及场灶之盐。二是宁国水师，用以进图芜湖。三是太湖水师，用以攻取苏州。但他附带说明，如力不能及，则先办淮扬及宁国两支，若力仍有未逮，则专办淮扬水师。是最后结论，仍着重于淮扬，重淮扬即在重里下河的漕盐，亦即重视现有饷源之意。宁国、太湖二支，为进规芜湖、苏州而设，是进取之水师；淮扬水师则先保现有饷地。亦足以见曾氏采取保守的一贯策略，与谋陆路之本旨毫无二致。《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一，页５８—６０。 郭嵩焘的意见（左宗棠同）统观曾氏进兵计划，就陆则先皖南，就水则先里下河，均取稳健之途。里下河虽然关系重要，但郭嵩焘却有不同的意见，他主张既进规皖南，就必须直趋杭州，始为连成一气之势，饷源也很足观。因此主张舍里下河之饷而就浙饷。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他向曾氏提出意见：窃计下河一营，当径归袁帅节制。轻身赴徐州，此时似无此办法。能急肃清皖南，驻军宁国，扼东灞守之，则芜湖、震泽两营，一举两备声势，自相首尾。东南全局，尽归掌握，大功之成，庶几有望乎。浙东诸郡如绍兴、宁波财赋之区，不减下河，保杭州以固浙东，尤今日之要务，然苟无水师，兵力虽足，犹未可图也。《陶风楼名贤手札》，卷五。 又： 据《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４２，左氏于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致曾国藩信云：“苏州之失，闻是溃勇先至，而后逆贼随之。杭郡密迩，未知能瓦全否？为公计者，如杭郡未失，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地。庶将来山内山外两路进兵，可免旁趋歧出之虑，而饷地可保。否则贼势蔓及于越，而贼巢稳踞金陵，大军直指苏台，如击长蛇之腰，防其首尾俱应。且吴中封疆大帅，或殉或逃。枝郡旁县，多已沦覆。下河上海，谁与图存？如越中有一军为公宣布威德，则三吴人士均有所系属，而箪壶之奉，尚有可图。否则形势中阻，不但饷源断音耗难通，亦孤吴中士民望岁之心，而贻中朝士大夫以口实矣。”可知左氏与郭嵩焘意见相同，亦为嗣后左氏援浙之张本。皖南部署曾氏经略皖南之计定后，接着就考虑军事部署问题，此时曾氏所统主力，一为围安庆之军，一为攻桐城之军。若要撤防，固可以增加皖南的实力，但皖北则无立足之地。因与李续宜、李鸿章筹商办法，五月初十日（6月28日）议定，皖北之军不动，湘军主力交曾国荃统带，自带胡林翼所拨鲍超一军五千，及另一支一千，抽调围安庆之军朱品隆、唐义训两千，加上宿松亲军，合计万人，渡江而南。十五日（7月3日）自宿松拔营，六月十一日（7月28日）行抵祁门。这是一支先头部队，此外奉调继入皖南者，有来自湖南的张运兰一军、左宗棠一军、李元度一军，总计不出四万之众。 曾国藩进兵方略之分析就规吴计划以论曾国藩，则其才识德量均有不及胡林翼处。探究曾氏经略皖南的意义，须从两方面去了解： 一是经营皖南的真实价值，一是曾氏采取此策的用心所在。 就当时情势而言，援吴系曾氏首要任务，若先其所急，李续宜的奇兵直下，既不为曾氏所取，则胡林翼的意见应为可采。入浙一支既迅捷有效，淮扬一途亦为进取之道。盖援吴之策，惟此两大支为必要的进兵路线，才是真正解救吴越。而第三支的经营皖南，实为援吴两大支的附属，顾其后路而已，曾氏则以此途为先着。对于援吴而言，既不取奇兵，亦不取正兵，却取迂道，自非上策。如谓企图打通浙江之路，必须先入皖南。则循池州、青阳、宁国、广德一途即可，盖其地皆在山外，曾氏却选定万山丛中的祁门，终至被困，实为失策。 至于曾氏用心所在，及其所考量之点，可略作推测。胡林翼规划的三大支，曾氏非不知其利，实因力有未逮。三大支兵力，连水师需十二万人（胡林翼所估计），曾氏主力不过万余人，而曾氏皖南一路之一小支，乃另外杂凑万人，其中有六千人调自湖北，如何足以当此庞大局面。故暂时不能作进取打算。其所以采取皖南一途： 一在于接连江西，为三省合防之计；一在于保存实力，等候湖南援兵之来皖；一在于接替皖南防务，以图江浙后路安全；一在于掌握皖南饷源，换句话说即在争此饷地。曾氏目光所注者，皖南淮扬两饷地，尚为他人所据，势在必争者。两江辖地，除江西饷源为湘军军食所出，其余尚无所得，故有先布置皖南，后亲赴淮扬的计划。除此以外，曾氏心理因素，也必须略为一提。自咸丰九年以来，曾氏已颇染暮气，一因湘军重要将领凋落已甚，曾氏深感穷蹙孤立。咸丰九年六月，朝命曾国藩带兵入川，胡林翼、李鸿章均以为可借此施展，国藩则踟蹰不前，不肯就道，在其复胡林翼函中，已可见其一腔牢骚：川中燎原之焰，即无粤逆引之，而蜀民犹思乱，蜀若有事，却自不易收拾。侍之才智短浅，精力耗绌，不特自知甚明，往年志在讨贼，尚尔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来示以翩然翱翔相戏，昔之翩然者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今则英彦莫属，足音阒寂，将何所挟以翩然乎，恐翩翩者载飞载下矣。《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２７。其一则为遑遑于各地就食作客，率一万之兵，若乞食之丐，一切仰给于地方督抚。湘军苦战数年之久，频立战功，而国藩尚无片土可据，因之意兴索然，郁郁不欢，此在九年秋冬间最为显著，其于八月致刘蓉函：顷奉谕旨，以川境可保无虞，即行进剿皖省，如尚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从缓酌量云云。是圣心并无成见，仍听外间裁酌。蜀中本大可有为之邦，惟国藩倦游已久，深感作客之难，作客于无贼之区，周旋于不相知之主人则尤难。以是裴中立，未敢望剑南而西笑也。《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４２。 又： 同书卷九，页５，九月十八日致郭嵩焘函：“大抵作客难，作客于人地生疏贼所未到之处则尤难。仆饱谙客味，且精力衰退日甚。所部不及万人，又乏统将，蜀即有事，亦未足以资堵御。外察人事，内度吾才，不若并力图皖较有益也。”曾氏阅历已深，处事审慎，不敢遽然大胆地放手做去，其时方不得志，尤不敢有包揽把持之嫌，以免遭忌。故曾氏的稳慎态度，多少要受这种心理的影响。《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六册，咸丰九年十月十九日记：“四更末即醒，醒后心境不甚甜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第七册，十二月七日记：“思身世之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褊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 曾国藩的稳慎，胡林翼并不同意，但他仍一切听从曾氏的决定。林翼先有言劝告，乃就援吴宗旨立论，极为正确：淮安一支水师，一支步营，为平吴之大计，如沈幼丹有符有权，豫章无恐，则霞公季公，一人为皖南留后。次青入浙，有权有符，则可造水师，指平江路。丈不可驻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吴，则吴人喁喁之望，将仰天而号，以为何独遗我。《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二，页２８—２９。胡氏不欲曾氏屯驻皖南，乃十分明显，十分正确，但曾氏并不听采，竟致在祁门困守将及一年之久。其所失在以统帅而行偏裨之事，以致轻重倒置，不得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