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的江南 关于上面的问题,我们找到不少证据,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 先说直接证据。1987年在江苏省最北部靠近山东省的新沂市西南花厅村,发现了埋藏有大量良渚文化较早时期器物的墓地。1997年又在浙江省南部山区的遂昌县好川墓地,出土了不少良渚文化较晚时期的器物。可是,这两个地方都不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因此考古学家毫不犹豫地说,这就是良渚文化北上或南下的直接证据。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当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兴起后,迅速发展成长江下游甚至东南地区的强势文化,玉珠泻地,四处传播。说句大胆的话,最发达时候的良渚文化,有不少是当时的"全国"第一,即使保守点说,起码也是领先水平,足以彪炳史册: 1. 遗址数量众多 我们看到,500多个大大小小的聚落散布在江南的大地上,再加上尚未被考古发现的那些聚落,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面积约42平方公里的杭州市北郊的余杭一带,竟然发现了至少135处遗址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良渚遗址群,几乎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平均3处遗址的程度。从实际分布图显示的密度看,瓶窑、安溪、良渚三镇附近甚至能达到两位数,竟然是现代村落城镇数目的几倍。 现在我们从杭州到上海,或从上海到苏州,一路上总会发现,一望无际的大片农业景观正在被城镇化所吞噬。推溯到远古,良渚时期的聚落分布显然也非常密集。 2. 人口指数飙升 有研究显示,现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大约平均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个聚落,每个聚落平均有200余人。现代长江三角洲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的乡村聚落分布特点显示,大约每平方公里有4-7个聚落,每个聚落平均人口为128人。 如果对良渚数据进行换算的话,良渚--瓶窑遗址群这种非常态的人口景观所呈现的土地人口密度,应当是每平方公里2500人,人均占有空间面积约300平方米,也就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人口密度,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东烟台和西藏拉萨的平均人口密度接近。 聚落一多,人口数量就大,人们对生存资源的需求也就相应增大。比良渚文化早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人们主要靠野外狩猎鹿、羊等野生动物获取生存资源,依靠自然资源就可以生存了。可到了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一下子转为以大量栽培植物和蓄养家畜为主,人工养殖的比例甚至超过了60%。对此,考古学家分析,这种变化可能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是自然环境恶化,造成了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另一个显然是人口大量增长,导致了自然资源供给的紧张和不足,学界相信此说者众。 3. 大量使用玉器 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琮、玉璧、玉钺等,多出在大中型墓中。根据《周礼》等古代典籍的记载,琮、璧是祭祀用的礼器,即所谓"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钺像斧子,是军权乃至王权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琮上多雕刻有神徽像--头戴羽冠、四肢俱全的人神与环眼前视、张口露牙的兽面相结合,具体表现为能够勾通天地、交接人神的巫师骑在神兽上,是巫师作法的一种写照。这个造型据说后来简化为一种传说中贪吃的神兽,叫做饕餮,这种神兽可能具有威慑辟邪之功。奇怪的是这种至今无人能够通解其含义的饕餮纹,竟然从江南传到了中原,被后来的商、周王室贵族所吸纳,成为青铜礼器上标志性的象征母题,江南反倒少见这种纹饰了。 4. 建造大型礼制性建筑 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瑶山祭坛,是完全靠人工砌筑起来的。祭坛整体呈方形,面积为400平方米,里外三重,用红、黄、灰色土堆成,并有砾石砌就的护坡。祭坛上埋有11座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这说明墓主人不是普通平民。这些掌握特权并且地位崇高的贵族,能驱使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完成浩大的工程。相反,随葬品十分贫乏甚至没有随葬品的低等级小墓,多分布在自然山丘和平原上。在上海青浦,有一个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福泉山墓地,发现了殉人这种文明社会才有的葬俗。很明显,在那时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阶层分化明显,社会性质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过渡趋势,文明社会已然到来。 5. 创新产品技术含量高 良渚文化的器物生产已经进一步专业化了,规格统一、标准化、功能明确的日用器物和非实用礼器分化显著,一次性使用的随葬性器物大增。中国考古问题专家、美国人吉德炜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东部陶器、玉器等器物的制作方式和使用方式,并作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解析: 东部陶器单一性功能为主,是根据特别需要而特别设计的; 器物由各部分组合而成。复杂的工艺需要协作,显示了专业分工,高技术含量要求陶工之间相互理解程序; 器壁薄。必须严格筛土,意味着严谨; 器类多。需要多量词汇表述,语言表达能力因此而发达; 器物上多器盖。表示谨慎贮存、清洁甚至对欲望的限制; 模制。模制技术暗示着统一、规范和标准化的实施; 器物上多流、嘴、把手、盖和腿等附件。规范了使用方式并代表着高效率; 其他还无彩绘,器物带棱和分节,附加堆纹,器体变高趋势等,这里不一一解析。这些关键特征所能促成的认识是:这都是文明人最基本的标志。 东部沿海的制陶者是造型家,同时对陶器的生产有更大的控制能力、操纵能力、协调能力和测量能力,更愿意把工具随葬在手边。技术上的进步意味着工艺、思想和社会的日益分化,意味着一个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精确化、数量化、标准化、组合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分辨能力的世界观。 东部的居民更关心"社会工程"的实施,他们似乎还是占卜通神的先驱,在他们的各种宗教仪式上,大概需要饮米酒达到癫狂,此状态可被视为另一种操纵形式,人们的意识才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刻板秩序以及由死者带来的恐怖气氛中解脱出来。东部的传统迷信造型和控制,喜欢在陶器和玉器上雕刻深深的永久的印痕,并从中获益匪浅。东部陶礼器华美而又易碎的特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应拥有自己的位置。他们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理解世界,而是要改造它。后来,大多数重要的东部特征成为商文化的来源,尽管商文化并非仅是东方的产物。 良渚文化在早中期更多的是以文化输出为主,对邻近地区施加影响。举个例子,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分布区中的玉璧、玉琮、丁字形鼎足、贯耳壶、阔把杯,无不是良渚文化传播过去的典型器物。目前,最引人注目的良渚时期文化交流事件,就是新沂花厅墓地中,良渚文化人群与大汶口文化人群合用一处墓地。 对这种罕见现象的解释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战争说,认为是良渚文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北上远征,打败原先住在花厅村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并实施占领。为了缅怀这些在异乡战死的英雄,人们特意给他们随葬了最能反映本民族特色的玉器和陶器等物品,同时也随葬了一些原来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战利品,甚至把敌方未能逃走的妇女儿童同狗一起随葬。一种是婚姻说,认为花厅人和良渚文化有联姻的关系,在花厅发现的众多精美的良渚文化器物,应是联姻或结盟的产物,也还有仿制、贸易和相互馈赠等说法。一种是水患说,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部沿海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在无法抗拒的洪涝灾害的打击下,处在地势低平的太湖地区的先民,有的不得不忍痛离开故乡,移向高地,迁徙他方。花厅海拔69米,背靠群山,面向平原,地理条件优越,于是,有一支良渚先民选择了北上距离较近、条件理想的花厅遗址作为落脚地,但之后没有重返家园,而是逐渐被大汶口文化人群同化。 学者们发现,大墓的主人是当地的大汶口人,但殉人、琮和璧等玉器又仿佛是作为一整套礼器或礼制的载体传播而来。科技考古学家用实验测试的方法对陶器加以鉴定后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群烧制于当地,而良渚文化的陶器却是和玉器一起,由北上的良渚人群从长江以南带来的。初看这个结论,叫人简直难以相信,陶器又不是棉花,这么重的器皿如何搬运千里?李零教授在《我的考古梦》里说了一段话,放在这里很恰当,他说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他们没有飞机、火车、轮船,也没有电报、电话和网络通讯,但他们是时间富翁,探险精神比我们强,乌龟和兔子赛跑,我们不能小瞧。特别是与艺术有关的奢侈品,它们的传播更是如此。即使是石器时代,也会碰到这类问题。" 良渚人群初期北上时很可能是从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海安青墩、吉家屯和阜宁陆庄等地经过。但到了晚期,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环境变化的结果已使文化的强势输出转换成背井离乡式的迁徙。浙江省南部山区的遂昌县好川墓地,可能就是这种迁徙的结果。 几千年的光阴,犹如一条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线,将远古时期江南断断续续的往事,连缀成扑朔迷离、支离破碎的片段传递给我们。或许我们的联想太过丰富,思维跳跃得太远,难免还有穿凿附会的嫌疑。考古给学术的是严密,给公众的却是旖旎迷人。其实,考古不总是正襟危坐的学术和智者案头的思辨。这一点,谁能否认呢? 说了不少直接证据。再说说间接证据。 良渚文化的扩散地实际上还不止黄河下游和浙江地区。从目前该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玉器和陶器等典型遗物扩散的范围来看,它西到西北,北上延安,远播岭南,近传洞庭,几乎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因此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曾经影响了半个中国,是当时中国最强势的考古学文化。他还把良渚文化形象地分为以太湖为中心的核心区、环太湖周边的扩散区和扩散区以外的影响区。 你可能不相信,远古的江南还差一点成为中国第一国都的所在地。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江南在内的,曾经是齐头并进地迈向文明化复杂社会的中国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却纷纷衰落下去,唯独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成为中国早期国家的母体,并孕育出河南一带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国家水平的政治中心。如果说江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演化进程中,扮演过非常特殊的角色的话,那就是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这一地区,作为当时最发达的文化圈之一,一方面曾孕育了中国文明,另一方面却又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失之交臂,成为极具典型性的盛极而衰的考古演化标本。 很多人认为,上海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这是民间对上海历史的普遍认识。上海到底是不是由渔村发展过来的,是从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大城市的,等等,已然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 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史前江南,也就是包括上海在内的环太湖流域,是个发达而又封闭、创新而又排外的独特区域。为什么这样说? 先从地理位置上考察,我们看到,从南京绵延向东的宁镇丘陵,一到镇江就低缓下来,向东到海,再无大山阻隔,低丘湖网一片。再听方言,从南京过来的官话,一到常州就变音了,往东到沪,尽是吴语天下。追寻历史的遗物后发现,炎黄时代传播四方的中原彩陶,无论如何也传播不到环太湖流域。哪怕降至商周时期,太伯、仲雍奔吴,所带走的最中原化的炊爨①所用的空三足鬲,能进江西,能过安徽,也能到宁镇,但就是在太湖难以觅其踪影。马桥中期以后,这种文化现象在太湖地区又出现了反复,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南征基本上只到达了宁镇地区,而没有再东进到太湖流域。最近几年新发现的江阴佘城遗址仍以土著遗存为主,北方的商文化铜器怎么也进入不了吴地。 这些年不少文人向世人出示研究心得,说近代以来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从根儿上就与凛然的中原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其实,他们这些文人如果不只是在千八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里打转儿,如果他们把视野放大十倍,作些考古常识的案头工作,不囿于近现代,从中古延伸到远古,就能让历史之音回荡出金石之声,就能发现这个非常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早在几千年前已露端倪,遗传结构早已定型,代代相传,基因难变。所以不少文人以为自己能出具良方,信誓旦旦地说要重塑上海人,要调整江南人格云云,终究是文人说事,秀才将兵。但如果给这类不求结果、也不验假说的一家之言加点历史感,最好是加点考古感,兴许能成熟很多。 再回过来说,太湖一带远古的江南人向外播撒的似乎不是生活用具、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而是玉器上显露的观念甚至礼器上昭示的制度。同时,他们自己对外部观念却有着神奇的抗拒力,以放为收,只出不进。在公元前那漫长的5000年中,似乎只发生过两次文化反常的现象,使得现代的考古界迄今束手无策,难得其解。这两次反常现象就是广富林遗址里出现了中原文化迹象,以及在闵行马桥发现浙江和福建的文化混入其中。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外来文化留存时间并不长久,它们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大约三四百年后,都去向不明。在内敛外放里,江南走过了5000年,一直维持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吴越争霸、楚取江南的东周时期。旋而秦汉一统,移民江南。至于开埠租港,外国殖民,这都已是公元后这一两千年来的事了。 文化学者余秋雨所说的上海文明始于明代进士徐光启,那更是连距今500年都不到。但非常重要的是,到了徐光启所在的明代,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也开始了区域性的基因突变,守望的时代已成过去。上海出生的徐光启不但向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数学、兵器、经济、水利、军事,还翻译了《几何原本》,接受了西方宗教的洗礼。近代的上海更是移民辐凑,杂糅八方,甚至到民国时期还得了个"东方巴黎"的称号,彻底开放化了。历史的天平完全翻转,从几千年前的左端,滑到了几百年来的右端。孰不知,那最初的一滑,竟源自我们在广富林的考古发现。 说实话,广富林的南下文化也好,马桥的北来文化也罢,用现在的话比喻,都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更不是强势文化。比起当年土生土长的良渚文化,外来的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在发达程度和在全国的领先水平上,可以说是全面倒退了。这两个文化虽然出现了铜器和原始瓷器等新技术产品,但还不能提供良渚文化后来进入发达社会后拥有高质量生活水准的有力证据,反而表现出社会发展缓慢,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倒退到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初级开发模式上,社会发展进入低谷时期。 专家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盛极而衰的结果呢?基本结论是距今四千年前后,长江下游出现了洪涝灾害。随着洪涝水域的扩大,气候也变得干燥、寒冷。同时,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激化,促使良渚文化迅速衰亡,表现在其遗址数量骤减,空间分布疏散,前面所述良渚时期产生的所有新事物,几乎全部消亡。看来,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土著的良渚人群被迫迁徙他处。 北方的外来人群因为更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只是短期地在此居住,一段时间以后,也不得不迁徙他方,人口从此大量减少。进入马桥时期以后,有一个现象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无论是太湖流域还是宁镇地区,开始呈现出文化输入和接收远远大于输出的特点,上海的马桥遗址反过来成了东南部的辐辏中心。 落后的外来文化覆盖了原本先进的优秀文化,这个发生在江南的史前事件,让人感叹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