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于行的幸福——慕 尼 黑 ： 告 别 伤 痛

慕 尼 黑 ： 告 别 伤 痛 尖叫的喇叭声和号角声冲上云霄，在玛丽亚广场上方秋天的浅蓝色天空上回荡。玛丽亚 • 特雷莎 • 维泽广场上新建了一座游乐园，喇叭声和隆隆声经久不歇，十分喧闹。 手风琴呼哧呼哧的响声传遍了谷物市场的每个角落，男人们穿着皮短裤和羊毛过膝长袜，戴着呢绒帽子，挺着大腹便便的肚子，怀里都抱着两公升的的啤酒杯。 他们的旁边是一些蓄着胡子的变装者，这些人头上戴着黄色的假发辫，用口红在脸颊上画出了一个个圆圈，胸毛从绣花紧身连衣裙的低胸领口里露了出来。女人们都避开他们，她们把乳沟挤到了锁骨处，柔软白皙的胳膊在白色花边衬衫里若隐若现，登山靴外露出一节镶着褶边的短袜，围裙系在紧身衣的腰上，百褶裙下还隐藏着厚厚的裙撑，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救生筏大小的椒盐脆饼、水盆一样大小的啤酒杯、像航空公司靠枕一样大小的解冻的粉红色或灰色香肠。他们用真假嗓音反复变换地唱、大声喊叫、左右摇摆，或轻蔑地吐唾沫。在灌木丛边，一个男人戴着猎人的帽子，上面还装饰着巨大的羽毛，他笨拙地把灯笼裤束成一团，在灌木丛中解决内急。 欢迎来到布鲁盖尔 1 与希罗尼穆斯•博施 2 的绘画交织的场景。但这里比布鲁盖尔描绘的景象更朴实，比希罗尼穆斯 • 博施描绘的景象更超现实。欢迎来到啤酒节。我们刚抵达慕尼黑就遇上了袭击，这让我们胆战心惊，内心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以退为进，我才得以进入悲伤的大门，首先跨入大门的是我的心脏。对我来说，悲伤就是一个国家，它比慕尼黑还要陌生，但它却成了我的主要居住地。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地形怪异，沉默是它唯一的语言。它甚至不能称为国家，这是它自己的行星，它有自己的星球、气压和引力。事实上，这很奇怪，许多个月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身着宇航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我被隔离了，难以接近人群，呼吸着另一片空气，通过过滤器听到声响，我含混不清的声音被自己的思想用头盔笼罩住，外人从未理解过我说了什么。 我发现我心爱的家人和我都生活在这种怅然若失的情绪里。我本能地做起我在其他陌生处做过的事情，我拿出了地图和旅游指南，去向专家和学者请教，随后又做了认真的研究。在慕尼黑生活的第一年，我已经形成了每天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每天早晨，按照惯例，我会高速运转起来，在把兰德尔送出门工作、把孩子送去上学后，我会退回自己的思想小窝，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记录东西上。我安静地坐在起居室光秃秃的木地板上，周围铺散着通往悲伤这片土地的“地图和旅游指南”。我盘腿坐在中间，一次把大约 20 本书摆放在周围，开始洋洋洒洒地做笔记。我从头到尾地读完了整本《圣经》、一大叠治愈父母悲伤情绪的专业期刊、整套摩门经及配套经文、几本法国小说、大量的德语抒情诗、一本挪威回忆录。我收集了从古至今最伟大的精神领袖的演讲词，随着莎士比亚在河畔洗涤心灵。我钻研了记录摩门教先驱、大屠杀的幸存者、 • 11”事件的幸存者、海啸幸存者、雪“9崩幸存者、战俘幸存者、癌症幸存者的几本书。我还在陈旧的镶木地板上摊开了所有帕克珍藏的、亲笔记录的日记以及他的诗歌、学院散文、歌词和信件，这些都是我从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下载的。 为什么要为了内心的悲伤而研究悲伤呢？有几个原因，但对我来说，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社区。我们这种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在其所有的益处之中还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连续性。反复地扯掉过去，扯掉过去的一切，并重新扎根在新的土地上，游离在陌生人之中，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和我们一起经历过苦乐的人，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谈话中会提及帕克的人。 我们在德国是找不到我们需要的人的。但我说服自己，至少可以找到那些遭遇过创伤和丧失亲人的人。我需要证据来证明，那些流亡在悲伤之地上的人民能够得以生存，甚至（这一点令我着迷，但也让我感到困惑）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这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我，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只是为了保持正常的状态。空闲时，我和兰德尔总是在慕尼黑的英国花园里散步，一遍又一遍地徘徊，试图远离啤酒节带有攻击性的喧闹声。公园深处有许多专用长凳，我们就坐在那些刻着喷砂字样的长凳上，“献给妈妈，今天是您 50 岁的生日”“赫尔穆特和布伦，希尔德，你们是我们永远的爱”。我们坐在长凳上面，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感觉到不可变更的时间流逝、缓慢费力的前行、排成一排的喷砂字样刺激了我们的神经。 有一天，我为帕克在脑海中设想了一个类似的长凳。我和兰德尔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发现了唯一的绅士，他的工作是监督整个花园里长凳的安装和维护。巴特黑尔梅先生身材瘦长，穿着一件破旧的米黄色灯心绒长裤和一双重型橡胶运动鞋，瘦骨嶙峋的肩膀从羊毛衫里凸了出来，就像金属衣架的尖角一样。当我们走在花园里时，我和兰德尔分别走在这个男人的两边，巴特黑尔梅先生把脖子裹在一张磨损的橙色和芥末色相间的格子花呢披肩里，我们静静地谈论着要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儿子放置一条长凳。 “通常情况下，”巴特黑尔梅先生解释道，我们缓慢地沿着环绕花园中心旷野的小道向前走去，“我们只把那些无私奉献的人的饰板放到 这些绿色长凳的背部。”他指向小道旁的六张长凳说道。 “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兰德尔说，“我们要选择一张已经摆放在花园里的绿色长凳，是这样吗？” “是的，”这位绅士点了点头。我想，如果他说英语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谦和的演员。 “但是……如果我们想在这些绿色长凳之外的地方再添加一张长凳呢？”我问道。我已经想到了接近水的地方，我甚至想到了贯穿公园的像灌溉水渠一样的河流。 “布拉德福德夫人，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时候完成这件事。你提到过 2 月 20 日吧？这是你儿子的生日吗？你想给他一个惊喜吗？”巴特黑尔梅先生柔和地笑了笑，眨了眨眼睛。 兰德尔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继续沿着小路散步。 “巴特黑尔梅先生，那一天是我们儿子的生日，你说得对。但对他来说绝不会是一个惊喜。” 金色、火红色以及一些翠绿色的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我听着我的丈夫向这位高大的陌生人讲述我们儿子的故事。 当兰德尔说完后，巴特黑尔梅先生停下了脚步。我看了看他。他变了脸色，与两分钟前柔和的神色完全不同。他的身体似乎瘫软了，眼睛似乎也睁得更大了。 布拉德福德先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到了 2 月 20 日，谦和正直的巴特黑尔梅先生，正如他告诉我们要替我们的儿子做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一样，亲手制作了一张棕色的长凳。自从那一次见面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机会当面感谢他。他在长凳背后贴上了刻着名字的黄铜饰板，给整个长凳都罩上了防风雨的装置。在听过帕克的故事后，他把这张长凳安置在了他认为最理想的地方，这个地方紧挨着慕尼黑伊萨河的支流旁，两条水渠在这里交汇，涌入桥下的河水中。 尽管我们知道在残酷的第一年里会发生些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睡眠中死去。而且，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并没有搬回巴黎居住。 我们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慢慢被朋友包围了。刚开始，每一两个月，尽管我担心他们的到来会引起一些伤痛，仍然有一些老朋友会走过我们公寓的双开门，敲开“修道院”的大门。起初虽然我们会被痛苦和孤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们在工作中得到了支持，也找到了亲切感，那里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帕克的故事感动了。在课堂的第一天，吕克就讲述了他哥哥的事迹，他的朋友们和老师们也一样可以谈论帕克。克莱尔开始在学校和教堂里广交朋友，尽管她从来都没有提起过她的哥哥，这些陌生人还是团结一致，对她展现了真正的关怀。道尔顿以他的姐姐为榜样，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从来没有在我们家门以外的任何地方提起过帕克。 2009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这时距离帕克的死已经接近两年了。道尔顿的学校为他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活动。辅导员邀请了一些学生和教师，大家聚在一块，听道尔顿讲述他哥哥的故事。当然，我们也去了。 “现在，大家都受到了道尔顿的特别邀请来到这里。”在我们落座后，辅导员说道。大约有十几个女孩和男孩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在我周围围成了一个圈。他们年龄相仿，都处在十二三岁的年纪。道尔顿最喜欢的老师——他的英语老师，坐在我的正对面。兰德尔紧挨着我，坐在右边的座位上。道尔顿坐在我左边，离我有四张椅子的距离。 “他邀请了你们，”辅导员继续说道，“因为他有一些事情想要和你们分享，他十分信任你们。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只限于在这间屋子里传播，除非道尔顿邀请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进一步分享这些内容。这样可以吗，道尔顿？” 他点了点头。 “大家都同意吗？”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群中间，那里摆放着帕克心爱的非洲手鼓。 “我想，”辅导员说道，“你们可能都注意到了我发给你们的这张纸，你们可以在上面写下你们失去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无形的东西，也可以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任何东西。但我希望，你们能写下真正对你们伤害至深的事情，也许你们现在还能感受到伤痛。把它写下来，然后把纸放在上面。” 她指了指帕克的鼓。 我看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老师的面容变得柔和起来，一种沉思和诚挚的氛围在人群中弥漫开来。我也仔细观察着道尔顿，他一整晚都躲在狭窄浴室的地板上，彻夜未眠。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妈妈，”凌晨三点钟，当我用冰凉的毛巾擦拭他的前额时，他对我说道。他躲在一旁，像婴儿一样蜷缩着身体。“如果……如果我告诉他们，但是……” “但是……什么？”我问道，再次把毛巾浸到冷水里。我挤掉多余的水分，又擦了擦他的脸。 “如果我告诉了他们，但他们只是……他们……”他已经汗流浃背了，捂着自己的肚子。 “他们什么也不做？你是说，如果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了解我的孩子，我也了解这种同样沉重却合理的恐惧感。如果我同其他人推心置腹，他却远远地躲开，不和我谈话呢？如果我把身体里巨大的空虚感暴露出来，却没有人注意到它，没有人能感受到它呢？ 就是这种巨大的恐惧感。 这就是为什么，在整整两个学年里，道尔顿在学校里总是巧妙地避开任何谈论他的家人的话题。他竭尽全力避免提及他的哥哥。在这个新社区里，当你遇到新同学，他们总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也会这样问他们，“那么，你有兄弟姐妹吗？” 道尔顿决定撒谎，说他没有哥哥。 但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自我欺骗和否认让他感到很不安，几乎生起病来。 因此，在春风和煦的一天中午，我们坐在教室里，学生们都在纸上写下自己遭受的创伤与损失，然后讨论起来 ：祖父母、姑姑、叔叔、宠物。他们写了因为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他们的生活中失去的友谊和错过的机会以及动荡不安的生活。有些人写下“失去了一片领地”——比如，他们的家在另一个半球，有些人写下“失去了时间”。 但是，没有一个人写关于失去一个哥哥的故事。 “谢谢大家，”辅导员说道。“嗯，今天把你们聚在这里是因为道尔顿失去了对他来说极其珍贵的东西，这样东西比他生命中的任何东西都要宝贵。”辅导员脸上没有任何伤感的神情，她的神色严肃却十分温暖。 “因为道尔顿十分在乎他失去的这件东西，并且因为他也在乎你们，”她补充说道，“他希望与大家分享他失去的东西。好吗？”她巡视了一圈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留心着。“好吧，道尔顿，你能与我们分享这件事吗？” 我看着我的孩子——他身体柔软，一头金发，神情小心翼翼，眼睛像海蓝色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我看到他吸了口气。我观察着他嘴边的肌肉，每当他开口说话时，这边都会先陷下去一个小小的梨涡。我也观察着他的朋友，那是一个名叫伊塔马尔的以色列犹太裔的男孩，他坐在道尔顿的手肘旁，蓬松的黑发正好遮住乌黑浓密的睫毛上方，他睁着大大的眼睛，热情地望着道尔顿——我们带有典型北欧人特点的儿子。道尔顿谨慎地放慢了语调，开始陈述起来。 “我想告诉你们……”道尔顿说道，他伸出手抚摸一本平放在膝上、金棕色螺旋装订的书，“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的故事。”他举起帕克的相簿，上面是一张放大的照片，一个穿着深红色的橄榄球衬衫的黑发的英俊少年在咧嘴微笑，“这是我的哥哥。他叫帕克。” 我的脸几乎燃烧起来，我向兰德尔看去，冲动地想要抓住他的手，但我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任何轻微的动作都可能会把事情搞砸。我小心翼翼地在裤腿上擦了擦手。 辅导员在对道尔顿微笑，用眼神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他的英语老师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镜框下的眼睛里已经泛起了泪光。我悄悄地环顾四周，男孩和女孩们围成一圈，一动也不动，脸上都显现出虔诚恭敬的神情。 “帕克就是我失去的亲人，”道尔顿补充道。他挑了挑眉毛，抿起了嘴，身体微微晃动了一下，“他不久前在一次溺水事故中丧生了，当他试图从……挽救另一名学生时……” 就在那时，有着一头蓬松黑发的伊塔马尔发出了一声小兔子受伤似的呜咽声，他把头垂到膝上，纤弱的肩膀在黑色、锈迹斑斑的运动衫里无力地垮了下去。道尔顿停止了说话，转向伊塔马尔。黑发男孩抬起了头，柔和的橄榄色脸庞上已经布满了泪水，棕色的眼睛里满是伤痛。他大声地哭泣着，仿佛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哥哥。 道尔顿的眼眶里也盈满了泪水，但他挑起了眉毛。那些都是惊讶的泪水，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也是宽慰和喜悦的泪水，道尔顿的神情像是一个为期末考试连续几个星期日夜奋战的学生，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通过考试，但是——不会吧，他得了全班最高分。那是融合着惊讶、宽慰和喜悦的泪水。道尔顿安慰似的摸了摸伊塔马尔的肩膀，而伊塔马尔则继续用宽大的、脏兮兮的袖口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 “我想让你们了解帕克发生了什么事，”道尔顿说，“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哥哥，他对我很重要。” 我们所在大楼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道尔顿开始叙述故事，这一次，他的声音更坚强有力了。 他笔直地坐在那里，一点一滴地讲述着相簿里的图片。他把每张照片都高高举起，并打开书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 帕克在篮球和排球锦标赛上搂着他的两个弟弟 ； 帕克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搂着他的家人 ； 帕克和他的家人一起徒步旅行 ； 在家庭度假时 ； 教道尔顿和吕克骑自行车或游泳 ； 出门闲逛，和克莱尔、他的兄弟们一起看电影 ； 去教堂 ； 吃他最喜欢的食物——冰淇淋 ； 在阳光下微笑，在璀璨的星光下消磨时间 ； 这些照片上展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哥哥、一位朋友、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 一开始，学生们都沉默不语，坐在我右边的两个女孩在默默地擦拭泪水。我注意到，全体师生都沉浸在交谈之中，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故事上，他们说如果道尔顿不介意的话，他们想亲手看看这本书。他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帕克，对吧？如果他们能亲眼看到帕克就好了。如果道尔顿能把他所有的照片都拿给他们看就好了，这个名叫帕克的哥哥。 此时，道尔顿翻开相簿，开始叙述他哥哥的故事。校舍二楼的这个房间里十分安静，除了一些窃窃私语声和伊塔马尔吸鼻子的声音。学生开始轻声聊天，他们两两靠在一起，传阅着帕克的书籍。我注视着道尔顿，他已经从封闭和阴影中走了出来，眼睛里闪闪发光。他指着一张帕克在巴黎的学校里举行的高年级才艺表演上表演独奏击鼓的照片，“在帕克做过的所有事情中，”道尔顿现在面带微笑地说道，“篮球、排球、游泳、和他的朋友们出去闲逛甚至吃冰淇淋……我认为他最爱的就是击鼓。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了他的鼓的原因。” 就在那时，恰好在那个时候，从我们的脚下传来一阵猛然爆发、即兴重复的、令人震颤的击鼓声，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道尔顿显得十分惊愕，他的英语老师看了我一眼，我伸出手去，紧紧地握住兰德尔的手。两个男生低头凝视着地板，接着向四周的墙壁看去，又看了看对方，显得十分困惑，但很快就忽视了这一点。伊塔马尔还在拿纸巾擦拭着鼻子。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兰德尔则咧嘴一笑。到那时，对我们来说，这种类型的巧合已经不足为奇了。 我们又听道尔顿讲述了几分钟他哥哥的故事，而一些陌生人在我们楼下的房间里挥动着小棒不停地击鼓，打断了我们的思绪。 孩子们需要返回教室了，我们携带的饼干罐里只剩下残渣碎屑了。光线透过窗户照了进来，屋内不再有翻飞的泪水，无形的鼓手也退回了属于他的神秘的地方。 但他沉默的击鼓节奏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节奏。 感谢上帝，因为那个释放压力和备受关怀的时刻，道尔顿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过来，变成了一个新的男孩。 在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之前，10 月份又悄然而至，第三个循坏周期拉开了序幕。大号、小号和手风琴，椒盐脆饼干、紧身连衣裙和啤酒杯，一大波攻势又迅猛地向我们袭来。然而这一回，我们并没有蹲在自己的洞穴里。我们从在遥远的悲伤星球上流放的公民发展成为居住在这个星球的公民，我们脱掉了宇航员的防护服，心灵变得更加柔软，开始呼吸新的空气。 这不是“疗伤”，而是转型，这种转型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发生。这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新朋友和老朋友凝聚在一起的结果。对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是帕克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能够抵达一个我们可以用稍薄一些的防护盔甲顺利生活的地方。即使我们直接走进慕尼黑的游乐园——啤酒节最热闹的地区时，我们也能应付自如，男孩子们甚至还尝试着骑了马。我们一直都牢记在心里，我们是六口之家，我们知道这一点，永远都会记住这一点。但当陌生人开口询问时，我们总是说其中一个孩子“先行一步”了，就像我们的克莱尔一样，她已经“先行一步去上大学了”。 当然，我和兰德尔在晚间或早晨的“天花板谈话”总是先谈论到帕克。我们依然在哭泣，一想到他的离开就感到心痛如绞。实际上，在连续 19 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哭泣。当我第一次一整天 24 小时没有流泪时，我在日历上标注了一个记号。经常也会有这样的时刻，悲伤狠狠地袭击了我们，像一条看似平静的灌溉水渠中的暗流一样，一把将我们拽了进去，把我们吸进河底，威胁着要把我们长时间地囚禁在漩涡之中。但是，我们把对方拉出来了，要么就是别的事情或其他人把我们拉了出去，也许是帕克把我们拉出去的。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家庭，我们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用另一个比喻来说吧，我们注意到，如果把悲伤比喻为一块大圆石的话，它曾经将我们压在身下，几近窒息。但现在，它的尺寸缩小了。随着它的尺寸逐渐缩小，我们可以把遍体鳞伤的躯干抽出来，直到我们可以把这块石头抱在怀里，接着我们可以把它捧在手里，因为我们注意到它的重量逐渐减轻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在口袋里放一会儿。它就在那里，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它，但我们的双手和心灵可以服务我们周围活着的人。 也许，这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由于我们的双手可以服务于别人，我们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起来。对我们来说，悲伤是无处不在的，而这种悲伤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了解，但我们可以用手指触摸悲伤之石、可以触摸到它或粗糙或光滑或冰冷或令人安慰的轮廓。我们很少会把它拿出口袋，并与他人分享。每当我们这样做时，石头似乎都立刻减轻了不少重量。 在那些“天花板谈话”中，我和兰德尔谈到要如何对付我们的悲伤，我们对这座石头堆砌的修道院是多么心怀感激，我们是如何从这里成长，如何谨慎地重新进入这个世界，如何感受到阳光的热度、音乐的甜蜜和力量，我们周围的人的深切关怀，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是多么神奇。如果没有信仰、家庭、温暖的新朋友和彼此，我们永远都不能战胜悲伤。男孩子们在德国交到了朋友，德语也说得日渐流利。兰德尔的工作十分稳定，尽管开始时我强烈抵制这种生活，但现在我感觉已经逐步安顿下来了。我通过给他人提供服务来支撑自己，还有新朋友、旧朋友、当地的朋友以及远方的朋友的支持。我永远都无法说明受到了多少祝福、生活中发生了多少奇迹。我们的挪威木桌又恢复了正常工作，我和道尔顿结成了跑步的伙伴。我们所有人都能开怀大笑，而不必再回味那种空虚的、病怏怏的感觉。 我们在慕尼黑度过了两年痛苦难熬的年月，但我们现在热爱德国、热爱巴伐利亚州、热爱我们沿着伊萨河的慢跑路线…… 难道我们不应该待在慕尼黑吗？ 这个问题，为一个电话拉开了序幕。 这一次兰德尔将加入一家新公司，其地区总部设在日内瓦。我们能搬到那里吗？ “不，”兰德尔在电话这一端说道，“我们不能马上搬过去，现在是 10 月份，学年才刚刚开始，男孩子们才刚刚安顿下来，这是不明智的……对……我想你会理解的。但是，”他看着我，我在床的另一侧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过去。“我会搬过去。或者至少……每个周末左右我会回一趟家。请给我在办公室附近的酒店里准备一个房间。梅利莎会陪伴孩子们在这里完成学业，夏天的时候她们也会搬过去。” 我注意到，我并没有为之感到气恼。真正的悲剧已经在生活的边缘处设置了新的水印，其他任何挑战似乎都不能引起我哪怕最微弱的反应。我想，在兰德尔挂掉电话后，我拍了拍枕头，把被子拉过来盖住肩膀，我和兰德尔可能就在含糊地讨论了一年内日内瓦会变成什么样之类的话题中睡着了。我们不再流着泪睡觉了，也不会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热泪盈眶了。我们感觉生活可以继续，甚至是充满希望的，帕克就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地方。 在那一年里，我们被地理边界分隔开来，两地分居。在一周的工作日内，兰德尔住在酒店里一个狭小沉闷的房间里。从周五到周日，他晚上都在我们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家里过夜。我们每天都要发几个短信、打几通电话。兰德尔的工作又出现了变动，他从地区性的职位上调到国际性的职位上，而公司又在为那些新的国际总部选择合适的城市，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依然不间断地保持着联系。 与此同时，克莱尔在遥远的大学宿舍里，她的生活十分稳定，学业也蒸蒸日上。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我经常到学校里看望道尔顿和吕克。我每周都要给帕克写一封类似下面内容的信，直到漫长的一年结束时，我又感受到了悲伤与疼痛 ： 亲爱的帕克 ： 在出租车来之前，我在电脑前给你写这封信。所以在这个家里，你是最后一个和我谈话的人。我确信是你引导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在这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也找到了平静的生活。我、道尔顿和吕克将要登上飞机了，就像这么多年来我和你一起乘坐的飞机返回你的出生地一样，我们曾搬去过香港，曾经乘坐过跨越大西洋的航班在挪威和法国间穿梭。而现在，在仅仅一天的时间内，我们就会降落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了，尽管这并不是我们预期的那个世界。毕竟，它不会和日内瓦一样。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场充满希望的冒险旅程。我们一直在大声讨论，帕克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帕克会赞成吗？他会享受这一刻，打包行李，并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吗？他乐意跟我们一起搬到新加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