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窑子的借口

现在人逛窑子，虽然不算什么新闻，但也不敢明目张胆，说去就去，总得逮住机会才行。他们偷偷摸摸地逛，大多不需要借口，因为说了也是白说，不会有人相信，还不如直接就逛。你若说生理需要，别人会告诉你，不能回家找爱人吗？不能去找女朋友吗？非得逛窑子？你若说这是减压的方式，别人会告诉你，真是疯了，干什么不好，偏去逛窑子，就不怕减不了压，反倒惹上病？如果你说我就去，管得着吗？别人会大笑，谁稀罕管你，这个不道德的家伙。瞧瞧，你说借口有用吗？

    借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糊弄人的，好比两个国家打仗，习惯找个开启战争的由头，即使没有由头，这个仗还是照样要打。在赵炎看来，男人逛窑子也是一样，青楼妓馆明摆在那，暧昧的粉色灯光正在闪烁，花枝招展的女人就在眼前，你不去逛，自然有别人去逛，需要借口吗？不需要。但是，古代人就不同，他们逛窑子非但需要借口，而且借口一大把，有理论，有实践，自成体系，足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他们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不屈不挠之精神，前赴后继，从来都是潇洒走一回，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很有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概。

    春秋时期的男人逛窑子，借口是响应“政府号召”，因为齐国的相国管仲设立了“公娼”，号召男人有事没事时都来逛逛，在财政上多多支援国家建设。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位叫谭秀的小官吏，家中有个厉害的老婆，得知自己男人逛窑子，非常愤怒，找来一帮亲戚到官衙修理谭秀。同僚都劝谭秀躲开，谭秀却镇定自若地对众人说：“何惧？王有言乎！”就是说，怕什么？咱们逛窑子是相国大人允许的，大王也支持。这一借口虽然雷人，却一直延续到明代朱元璋开国初期，老朱同志也开过“公娼”。

    [hide]儒家思想奠基人孔丘先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仁恕”理论经过董仲舒在西汉时期的大力推广，居然变成男人逛窑子的借口，九泉之下，嘴都气歪了。汉武帝让司马相如去长安任职，却不准他携带家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相如无奈，只好逛窑子解决。有一天，君臣筵宴，刘彻就此事取笑司马相如，还问他为何不在长安娶小妾。司马相如想了想说：“仁者，道也。道者，阴阳也。臣狎妓，为阴阳故，未娶，为恕也。”刘彻听后，竟然颇为赞许。在这里，司马相如的借口很明显属于圣人之言。

    到了唐宋时期，男人逛窑子的借口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更加具有文化色彩，更加重视情趣和品位。青楼的妓女为了迎合男人的这种升华，她们一改过去的没文化，在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上下功夫，而且摒弃礼教束缚、性情放荡，成了女人中的佼佼者，男人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所谓文人爱妓女，正是这样的结果使然，并不是文人集体下贱，而是除了妓女有些文化、可以沟通之外，当时实在没有其他的女人可以与文人擦出火花。于是，在男人中出现了寻求爱情、演绎佳话的借口。

    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诗》中有这么一段逛窑子的**描写：“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诗中表现的是一位丰满性感的妓女形象，与嫖妓者“柔情已暗通”。而杜牧更倾向于演绎佳话，“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中表现的情愫，已经远超爱情的范畴，属于才子佳人传奇的典范了。

    宋代柳永是典型的“无品”文人，他一生都在窑子中讨生活，与妓女们的关系可以用水**融来形容，他把自己的才能尽量发挥在词的创作上，以此博得坊曲娼妓们的青眼，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柳永的词完全是为妓女创作的，内容几乎都是“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媟之语”，情感也大都发生于“偎红倚翠”之时，取材多半是出自“烟花巷陌”，同时大半是在“浅斟低唱”中做成的，堪为宋代文人逛窑子的代表。

    文人士大夫如此，下层老百姓逛窑子同样也有借口。宋代的社会风气和唐代有十分相似之处，从文人雅士到一般市井中人，几乎人人都能够吟诗诵词，风雅得很。赵炎认为，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歌姬舞女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分不开。据《梦梁录》记载，一到傍晚时分，百姓就纷纷涌向街头，听戏的，喝茶的，搭讪妓女的，甚至还有约会的。老百姓逛窑子的借口，除了消遣，多半也有风雅之故。

    在历代男人中最有市场的逛窑子借口，莫过于酒色遣怀、排解失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遇到坎坷挫折是难免的，失意呼叫转移，逛窑子就成了不错的选择。以秦观为例，他在党争中非常失意，宦途多舛，一生潦倒，所以也只能以酒色遣怀。他的词从未接触国计民生，只是抒发自己的“情”与“愁”。秦观所交往和“恋爱”的异性，大多是以伎艺和色相供人玩弄享乐的歌妓舞女。可以说，秦观逛窑子的借口就是“失意”。有个宋人笔记里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年间，汴梁城里有个铁匠铺的老板逛窑子，按照当时民风，似乎不会有人计较，偏偏就有好事者来凑趣，问他怎么啦？这个铁匠说，别提了，铺子连续三个月亏本，郁闷。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男人逛窑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满足消遣与淫乐的欲望，这个借口尽管不便说出来，但是，千百年来，直至今日，依然如故。比如，欧阳修、苏轼等人，历来口碑不错，但他们同样沉溺于酒色歌舞，在狎妓生活中创作了不少旖妮艳丽的诗词。《调谑篇》载：大通禅师操行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见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令》妙妓歌，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僧禅矣。”可见苏轼深解妓女风情，也能找到合适的借口，为自己辩解。在赵炎看来，男人好色是天性，贪淫是本性，在妻子面前，连《红楼梦》里的贾琏也不能事事如愿，变换个花样还要央求王熙凤，而逛窑子就无需顾忌那么多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淫乐欲望可得到极致的满足。

    上述五种借口，有的很雷人，有的很实际，几乎都与文化有些关联，使得男人逛窑子也有了浓郁的文化味儿。窑子文化在古代特别是唐宋以后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妓女们作为文学主体或是创作对象，被文化完全渗透，又将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成为男人逛窑子的借口，这种蜕变和升华使逛窑子成为一种文化内容，饱满而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