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之下

近代上海常被称为“魔都”（这一日本人发明的称呼近年来再度复活），这形象地表明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复杂心态——十里洋场，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地狱天堂皆在其中。人们抱有这种印象并非偶然，晚清时引领着上海时尚风潮的名妓本身就集诱惑与危险于一身，这也是现代娱乐业的典型特征之一。只是在叶凯蒂看来，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的上海名妓不仅是上海摩登时尚和现代性的开创性人物，她们还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进入公共领域的职业女性，创造出一种都市新女性的形象，其自身经历就构成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之所以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会有这一特殊的现象产生，正在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清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较前代更为保守，对男女之“内外有别”强调殊甚，这使妓女成为几乎是惟一能自由地出入公共场合的女性群体。而上海开埠后租界的自治又使这里成为帝国控制最弱的区域，加上商业和娱乐业的畸形繁荣、条约口岸西洋事物的涌入、以及新媒体的发展，这些因素相互激荡，遂得以从中诞生一种奇异的现代性体验。

在这个激变的时代，妓女这一原先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得以一跃成为新舞台的中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之所以能出演主角，却正是因为其边缘性。在遭受强烈外部冲击的晚清社会，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即是早先的中心被边缘化，而边缘则进入中心——最早留学、学洋务的学生如严复，都是无奈才放弃科举的，但事后却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人物。上海的名妓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似：正因为她们不是良家妇女，反倒使她们具有了某种公开挑战和破坏社会规则的“特权”，她们对西洋新事物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排斥，只要那能提升自己的形象。此外，中西交汇的冲击使这一时期出现新旧不同的道德标准，而边缘人物此刻总是最能善于利用这种混乱的。1903年面世的小说《孽海花》中，状元金雯青奉命出使欧洲，恪守传统妇德的正妻感觉无法适应欧洲社交生活（而这是外交官的妻子难免的），结果曾为妓女的小妾彩云反成了合适人选，陪伴夫君在欧洲上流社会大出风头——尽管彩云的原型赛金花陪侍丈夫出访欧洲时从未参加任何舞会，但这一流传甚广的小说至少说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感受：倒是妓女这样女性更能适应西方现代文化下的公共生活。

在传统上，“一位当众露面的女性（a woman in public）也就随即被转译为一个公共女子（a public woman），因而也就是道德沦丧”（见《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是遵守妇道的正统女性所不为，既然如此，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名妓这样不必负担这一道德包袱的群体就由此成为了第一批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的女性，因为只有她们才可以如此不顾羞耻，才能在公众面前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在作为缺乏灵魂的商品这一点上，她们正是城市现代性的写照。事实上，在叶凯蒂笔下，她们仿佛是上海现代精神的道成肉身——无论在批评者还是向往者的眼中，旧上海这座充满现代时尚感、诉诸感官刺激的浮华之城的根本隐喻恐怕就是一个具有诱惑和危险双重性的娼妓。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她们何以能在那个时代“率先摆出都会女性的姿态了”——虽然传统的名妓也都集中于城市，但上海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当我们追溯其现代文化的起源时，不免要将它视为一种开创，但它对于当时的传统社会，首先带来的却是一种破坏性和失序，甚至是道德堕落。名妓并不是完全自主地开创和引领某种现代文化的，她们是在两种不同社会的张力和裂缝之中展示自我的。她们在都市背景下的身影，逐渐取代了原先那种私密内闱中的女性形象，使都市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在这个新的背景中，她无意之中成为都市新文化的缩影。

正如作者敏锐地意识到的，她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娱乐小报、狭邪小说、城市指南书一类现代新媒体的盛行，名妓本身是不可能凭空制造出明星效应和现代性体验的，而她们作为一个主要话题的存在，本身又推动了这些媒体自身的演变，媒体本身开始具有文化力量。在这过程中，媒体和娱乐业开始逐步意识到明星的商业潜力，而名妓本身也变成了懂得如何利用传媒影响来制造轰动的公众人物，这种互动此后成为戏曲明星和电影明星效仿的模式。

人们很容易指责这样的叙述过分强调了名妓在引领时尚、开创新的城市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忽视了她们悲惨的出身和作为受侮辱女性的一面。不过，叶凯蒂在开篇不久就已明白指出：“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记录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名妓生涯当然有复杂的面向，但那并无必要全都纳入进来，何况那些对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而言也不重要。实际上，现代人将近代上海的名妓视为受侮辱的、依靠出卖低技术的肉体劳动、有待人们取拯救其灵魂的可怜女性，这本身就是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一种新观念，也是晚清名妓最终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书真正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作者看到了晚清上海名妓身上“未来”的一面，却低估了其“过去”的一面。这当然也并不奇怪，因为叙述的基调就是为了呈献她们如何“主动地”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但理应注意的一点是：这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人也无法一夜之间脱离自身的过往，完全转化为另一个新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名妓也不会被她的恩客和市场所认可，因为人们很难一下子适应并推崇一个完全陌生的形象。她们与其说是与过往“断裂”开的一个新女性，不如说是朝向新女性的一个“过渡”；与其说她们是“新”，不如说是“半新不旧”。她们既像叶凯蒂强调的那样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同时也是一个旧时代最后的余辉。

尽管作者在许多配图的注释中都强调这些名妓新异的一面，但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可能不难注意到：画面上这些女性身上传统的一面至少和新异的一面同样多，无论是她们的小脚还是装束。最能表明其深植于传统文化语境的一点是：她们虽说标新立异、拥抱西方时尚，然而对她们的品鉴仍是按传统士人文化的话语进行的，她们所展示的核心是一种文雅情致，也只有具有传统素养的士人才能理会，洋娼妓因而“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见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因为她们不可能懂得以这套中国文化的复杂规则来展现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在沪西方人很少光顾长三等名妓而多接触被上海人鄙视的粤籍咸水妹，而上海的高级妓女也极少接触西方客人的主要原因。她们及追逐她们的文人所最常用的意象，也都取自传统文化：无论是她们的花名、她们所表演的艺能、还是人们形容上海的“蓬莱仙境”或“繁华如梦”——尽管叶凯蒂赋予了这些词以全新的现代诠释，认为是上海作为大游乐场的现代体验导致了这些游客产生如此迷离的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仙境”或“梦”原本就是传统文人形容都市繁华时最频繁使用的词藻。

甚至她们的标新立异这一点本身，也具有深刻的传统渊源。晚清的上海名妓之所以对现代时尚做出快速回应，恐怕并非因为她们本身对现代性有何主动的觉悟或偏好，而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在这一行中，紧跟社会潮流原本就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只是这种风尚因时代而不同：唐代帝王多尚道教，炼丹成仙为一时所尚，于是“仙”遂成妖艳妇人、风流女道士及娼妓之称；明末喜好侠风，于是“善于伺（男）人颜色的妓女们，对此最为敏锐，所以我们在晚明便忽然会看见一大批有侠风的名妓”（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卷）；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文化多由文士主宰，于是中唐之后妓女也大多以吟咏诗文见称，以此自高身价；晚清时一度女学生成为新风尚，也有妓女打扮成女学生，以此新女性形象博取注意。这些，与上海滩上的名妓点缀现代西方时尚来吸引士人瞩目，岂非如出一辙？所有这些标新立异，表面上看是突破了社会规则，其实却是顺应了社会规则。

由此还可挑战书中的另一个时时浮现的假定：名妓在引领这些时尚时真的是完全自由的行动主体吗？答案恐怕更接近于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的这段精辟的论断：“尽管名妓独立于男性为中心的亲属体系之外，表面看来最自由，但这些社交网更牵绊于男性公众交际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名妓过着看似自由的生活，但她们的交际网是最仰赖于男性支持的，并且也是表现其成员女性身份最弱的工具。……名妓在男性领地内的灵活性，是以依靠男性为代价的。”（很遗憾，叶凯蒂未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虽然这说的是明末清初时的名妓，但用于晚清的上海名妓也完全适合。她们之所以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达到辉煌，正因为当时的上海有一个追逐并支持这种新文化格调的男性公众交际网，而在《上海•爱》中，除了分析通商口岸中出现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和娱乐小报的支撑之外，对此的分析其实并不深入。

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为何这些“新女性”所引领的那种“繁华”，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她们的支持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个仍以旧士人的文雅情趣来品鉴、并将与妓女的交往视为高级社交活动的男性网络，已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宣告迅速瓦解。大致从1900年左右起，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新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名妓文化，也是名妓无法扮演的：这种新女性形象是基于强国保种的意识，希望改造女性身体成为一个健康的国民之母。名妓所展现的“文雅”，由此不但完全成为亟待扫除的旧传统、旧道德，其身体更被视为女性的堕落和国族耻辱的象征。去妓院由此也不再成为文人风雅的社交活动，而成为一种无人敢于公开承认的道德污点。“文人与妓家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文人这个阶层、这个流品也同样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的新道德标准。宿娼评花非唯不再风流风雅，且以之为下流、为堕落、为无聊。”（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名妓这一社会现象的消亡，在于它所依存的特殊社会结构已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上海•爱》最令我感到遗憾之处也在于此：尽管叶凯蒂也意识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变化，但她主要是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变化视为名妓时代的尾声，而未深挖其根由，窥见名妓文化之得以存在及消失的根本原因。叶凯蒂强调名妓创新时尚上与传统的断裂，在我看来其间更多的是存有的连续，而她所认为的名妓与此后明星在许多方面的延续性，在我看来反倒有一个突出的断裂：这里前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女性，而再敏锐的名妓也无法扮演好那一种新女性的角色。她看到了“技术革新、商业利润，以及新式‘文明’等概念成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时尚，最终完全改变了上海名妓与其环境的关系”，看到了“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世界里，名妓的文化形象较为传统”，看到了“都市里新型中产阶级家庭结构的发展”，但奇怪的是，她没有觉察到大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话语变迁带来的巨大变革。实际上，“爱国”、“保种”、“进步”这些话语与尚武、运动、健康的新女性形象的崛起以及名妓的没落息息相关，以至于到1919年，一个妓女如果不懂得使用“爱国”话语，其生意将极为冷落，这相比起之前那种既传统又有世界性的名妓文化，是何等惊人的变迁？当然，作者写的是文化批评，而非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多个角度或许并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