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的运气问题

西闪/文
如果从16世纪的意大利赌徒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算起，近500年来，人类一直试图用概率论和统计学编织的巨网一劳永逸地解决运气问题。然而，运气不是一条硕大无朋的蓝鲸，而是一团行踪诡谲的鱼群。它们在洋流中追逐自己的目标，时时变换方向，意向不明。再耐心地捕捞，再细密的巨网，仍有漏网之鱼。而那些脱网逃逸的鱼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运气。
譬如研究收入问题的社会学家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就认为，有些运气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人们承认的程度。特别是那些富人，他们之所以有好工作，有高收入，未必是因为他们够聪明够努力，仅仅是因为他们交上了好运。
是的，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人们的收入水平有赖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育层次乃至职业选择。这个判断大体没错。然而这样的宏观判断，并不能帮助一个人预测自己，或者推断特定某个人的收入高低。就像杰克斯所言，偶然的因素太重要了，尤其在职业生涯中。运气促成的成百上千个意外，往往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碰巧，你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工作；碰巧，一场台风摧毁了你的城市；碰巧，新地铁的出站口开在你的餐馆边上；碰巧，你所在的社区需要某些新工种，等等。总之，在你一夜暴富或永无出头的人生之间，难以测量的运气都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杰克斯的看法太悲观了。在他们看来，找工作跟找旅店、找房子没什么两样。假如一个游客在深夜里寻找歇息的酒店，他只需抬头看看一幢幢大楼上的霓虹招牌，心中考虑两个因素就成：一个是成本（譬如时间和体力），另一个是收益（譬如卫生程度或者舒适度）。至于其他，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认为的。按照理性选择的预设，他们将找工作看做一个搜寻信息的过程，只需考虑成本和收益。当求职者付出的搜寻成本与其期望的边际效益相等，他就会停止搜寻，或者说，算他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这就是工作搜寻理论。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总体而言，在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上，工作搜寻理论是成功的。它像一份随时更新的地图，在上面，求职者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获得了满意的收入。
但是，就像一个游客无法拿着世界地图去找酒店，一个求职者也休想通过工作搜寻理论得到好运。那是宏观的尺度，仅适用于市场分析或政策制定。它忽略的许多细节，对于具体而微的个人命运而言，极可能是最重要的。
首先，找工作与找旅店真不一样。在一张软硬适度的床上入梦，不大可能改变你的人生，一份工作却会。因为职业乃是人生的一部分，其意义有时候是决定性的。特别是一个人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对他的人生有着启示般的作用。
求职与旅游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匮乏程度都更加显著。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像酒店霓虹灯那样醒目的信息往往意义甚微，而价值不菲的信息偏偏藏在阴影当中。
恰巧在这个问题上，工作搜寻理论遇到了麻烦。依照成本-收益的道理，价值不菲的信息本应属于那些积极搜寻信息的人，可是一个经验现象却提醒人们，不少找工作最不主动的人，却出现在了高收入的职位上。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在得到新工作之前并未积极地搜寻工作信息。更奇怪的是，相较于那些积极搜寻工作信息的人，那些不经搜寻就轻松获得新工作的人，往往收入更高，也更满意自己的职位。这真有点儿像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了。
怎么回事儿？除了裙带关系或者潜规则之类的可能，这里面还涉及到信息传播的动力学假设。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流动的动力就是搜寻。这种假设妨碍了他们去理解上述现象。相较而言，社会学家的认识明显贴近事实。他们认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不是搜寻，它只是社会交往的附带效果。更准确地说，绝大多数的有用信息都是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像细菌传播那样流动起来的。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他的经典著作《找工作》里探讨的就是这种信息传播现象。他认为，找工作——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劳动力流动”，社会学家讲的“社会流动”，一般的研究方式都有缺陷。因为总体性的方式，比如利用统计学的手段进行宏观意义上的描述，或者微观层面上的、高度个人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动机阐释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究竟是如何获得和传播的。
格兰诺维特认为，实际上，即使是在一个将个人从特定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置于普遍化、程式化的制度中的现代化社会，个人依然高度依赖他的社会关系来找工作。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招聘广告等提供的信息远不如个人的关系网络有用。别看58同城、赶集网或者智联招聘的广告铺天盖地，真正找到满意的工作，还得靠自己的社会关系。当然，此关系（Contacts）非彼关系（Guanxi）。前者指一个人的社会联系，而后者乃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因功利目的而使用的社会联系。
在《找工作》里，格兰诺维特汇总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数据。所有研究都表明，求职信息往往有赖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蓝领工人的“职位配置的正式机制至多不超过全部配置的20%。与此相比，60%-90%的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找到的，主要是通过朋友、亲属和直接申请获得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航天工程师、大学教授，他们的工作更少花费搜寻成本。在一项调查中，26%的大学教授表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就被录用了。”在格兰诺维特的调查里，有29%的专业管理者说，他们在获得现有职位之前，并未积极地找工作。只有普通白领，特别是女性文员，他们更经常地使用中介机构、广告方式以及直接申请等正式渠道求职。
从求职者的年龄划分也能看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注意到，随着年龄增长，一个找工作的人越不依赖搜寻。因为很明显，相对年轻人，年龄较大的人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在《找工作》的后记里格兰诺维特说，在哪里工作，怎样工作，它们构成了大多数成年人生活的最大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人生命运，往往取决于人们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
这样的网，究竟能不能捕到那些从统计之网脱逃的运气呢？《找工作》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