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被“无用的幽灵”纠缠？

　　1998年，全国高校招录新生的规模是一百零八万人；翌年是高校扩招元年，这个数字迅速地增长到一百五十三万人。此后几年，扩招愈演愈烈，到2009年，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多达六百二十九万人，足足是扩招第一年的四倍。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的加大：自从2003年首批扩招学生毕业以来，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不再是稀缺资源，找工作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乃至到了今年夏天，竟然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被就业”奇闻。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有很多，有些归咎于高等教育水准的下降，有些认为新增岗位不足应该负责，有些呼吁大学生到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去寻找机会，但这些解释采取的都是局外人的角度，很少有人关注找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哪些因素关系到求职的成败，就业难将会给社会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更没有人提出如何才能避免被就业的建议。两本社会学著作有助于我们回答后面这四个问题。

　　

　　在当代社会学界，尤其是经济社会学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和1985年的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初探》对后来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格致出版社去年底翻译出版的《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其实是《弱关系的力量》的扩充和进一步发挥。

　　在《弱关系的力量》中，格兰诺维特关注的是求职过程的起点：如何获得工作信息。格兰诺维特发现，由家人、好友构成的强关系在工作信息流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反倒是那些长久没有来往的同学、前同事，或者只有数面之缘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求职线索。内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强关系的组成者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

　　《找工作》继续分析了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格兰诺维特把求职方法分为四类：通过正式渠道（比如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或者职业介绍所）找到的，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直接向就业单位申请找到的，其他方法。格兰诺维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这样的：“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约56%的被访者使用了这种方法；18.8%使用了正式的方法（9.9%使用了广告，8.9%使用了其他正式方法），18.8%使用了直接申请，6.7%属于混合类型（包括‘不确定’）。”（第7页）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求职者往往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即使实际上有很多组织的空缺岗位找不到人来填补。对于雇主而言，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们采用个人关系来招聘员工：第一，可以节省招聘成本，无须支付广告费用或者中间人（职业介绍所或者猎头）服务费；第二，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应聘者的情况；当招聘的岗位很重要时，比如说是财务工作人员或者销售主管，雇主就更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

　　在《找工作》的第二章，格兰诺维特对关系进行分类，他发现，在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当中，通过强关系（亲朋好友）的只有31.4%，通过职场上培养的关系高达68.6%（第31页）。这也再次证明了“弱关系的力量”。

　　尽管格兰诺维特研究的是美国的情况，但也适用于中国。正如读者也许凭直觉就能猜到的，在这个人情大国，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更高：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边燕杰对天津的研究，那些在1993年以后上班的受访员中，有高达85%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实际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即使被许多媒体蔑称为盲流的民工，他们的流动也并不是那么盲目：许多民工往往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后才开始流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关系在求职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个人关系越发达，他就越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如格兰诺维特的统计结果表明的那样：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人，只有30%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而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这个数字则高达54.2%（第9页）。

　　

　　确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非正式求职渠道是不完整的，大多数人只能依靠正式的求职渠道：参加招聘会、公务员考试和网上投递简历。各大城市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总是人满为患；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招录职位是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个，而报考人数多达一百零五万，考录比为77.4：1；许多大学生通过招聘网站发送数十份、乃至上百份简历而得不到面试的机会。

　　这些问题的症结是，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比例在20%以下，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上有80%的岗位供应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来说，就算他们能够使用强关系，他们也只能得知80%的隐秘岗位信息中的31.4%，市场上依然有55%的岗位处于他们的了解之外。

　　从这个方面来讲，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扩招造成大学生过剩，因为尽管经过多年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总体人数基数过大，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仅有6.5%，大学生远远没有到泛滥成灾的地步。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同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上海生源的求职者比外地生源的求职者拥有更大的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本地生源可以利用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他们获知的岗位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要比外地生源多出125%。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城市生源的求职者比农村生源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地往往是城市，而不是在后者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村。

　　更糟糕的情况是，农村生源的求职者在申请仅占全部岗位20%的公开岗位时，他们和城市生源的求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也不是平等的。因为城市生源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申请公开岗位的同时动用他们父母或亲戚拥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被录用的机会。

　　由此来看，大学生就业难将给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和城市生源的毕业生将会由于路径依赖造成的分歧而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越离越远；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也将会因为这种求职过程的马太效应而被放大和加深。

　　最悲哀的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必然后果，除非国家恢复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否则就算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再多，经济发展再快，每年新增岗位再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也将一直存在下去；大量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如果拒绝从事高强度的低薪工作，将很难摆脱被就业的命运。

　　

　　就业难并非大学生才有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单纯依靠这种定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我们无法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受过十六年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受过十九年教育的研究生，为什么还会遭到无用的幽灵（the specter of uselessness）的纠缠？

　　无用的幽灵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天才横溢的薄命诗人黄仲则就曾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黄仲则在这里使用了诗歌的夸张手法，清朝读书人即使确实“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或者充当幕僚师爷找到工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惨遭无用的幽灵的折磨，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

　　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探讨了无用的幽灵和现代教育机构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

　　桑内特认为，大量的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岗位，从北方国家转移到南方国家，使得北方国家许多原来在传统产业供职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自动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机器生产能够在大量提高产能的情况下大批压缩人力岗位，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钢铁业。从1982年到2002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从七千五百万吨上升到一亿零两百万吨，可是钢铁工人的数量却从二十八万九千人下降到七万四千人（第92页）。这两个因素共同使许多北方国家的人面临无用的困境。

　　全球的岗位迁移和真正的自动化生产都是特殊的例子，它们影响到的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现代社会对技能的界定。在古代，技能的有效期几乎是终生的，但它现在变得越来越短。据估计，电脑修理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三次重新学习他们的技能；医生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法律、科研和其他行业也遇到这种情况（第95页）。

　　除了技能本身寿命变短之外，现代企业选聘员工的标准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像微软、宝洁等现代企业，它们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应聘者已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说大学课程成绩），而是“潜力”。甚至连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从事专业性极高的业务的企业，它们在招聘的时候也根本不看求职者是否懂得基本的会计原理。所谓的“潜力”，就是能够及时学习新的知识、解决不同问题、和各式人等相处的能力。桑内特指出，这些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它们的“道德的和示范性的力量被当成其他经济部门应该效仿的先进标准”（第10页）。

　　教育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越来越不重视培养实践技能，而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日后灵活应变需要用到的知识基础。在桑内特看来，这种把实践技能排除在才华的定义之外的做法是极其肤浅的，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人丧失了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在桑内特的定义中，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第194页）。一个有匠人精神的木匠会专注于把正在制作的家具做得尽善尽美，即使这么做影响到他的收入。一个有匠人精神的学生会精益求精地把他或她的专业知识学好，而不是浅尝辄止。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的技能：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公文，新闻系的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采访，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懂如何编制问卷，建筑系的学生看不懂复杂的设计图纸，会计系的学生做不了财务报表，诸如此类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种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毫无特点、毫无专长的千人一面的毕业生；即使他们真的获得了所谓的素质，拥有了所谓的能力，一旦毕业之后，他们也必将遇到无用的幽灵。因为正如桑内特指出的，普华永道、德勤、思科、高盛等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它们所提供的职位即使全部是公开的职位，数量也极其有限。所有专业的人都去申请那些不限专业的岗位，结果自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下河的永远是多数。而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需要的依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不懂制作财务报表的大学生也许有机会进入毕马威，但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一个需要专职会计的小型企业。

　　

　　现在可以来谈谈大学生如何避免被就业了。自从世袭制度在人类社会消失以来，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先天的聪明才智比后天获取的资源更重要，生理的优秀比社会的优势更值得推崇和令人尊重。在大学里，领奖学金的永远是成绩最好、拥有最多科研成果的学生，而不是参加最多社会活动、拥有最多社会关系的学生。但正如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向我们展示的，如果你不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而是想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你的成绩越好、社会活动越少，毕业后得到合适工作的概率就越低。

　　我想说的并不是当今的大学生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参加社团和做兼职上，而是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才能，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它发挥的作用并不比知识的才能小。

　　当然，正如桑内特的《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所指出的，如果你缺乏真正的一技之长，那么即使知道了哪里在招聘，你也未必能够被录用；就算被录用，你也未必能长久保住这份工作。要甩开无用的幽灵，摆脱被就业的悲惨命运，最重要的还是拥有匠人精神，专注地、持续地掌握一门技艺（可以不必和所学的专业有关）。在提倡所谓素质教育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大批——说难听点——无用废物的今天，一技傍身（无论是精通某门计算机语言还是图书编目技巧）能让你永远不会为找工作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