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武人们主要精力专注于军事，这给大学提供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富有爱国之情的大学校长们，本着振兴民族教育的梦想，在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淋漓尽致地展示各自的治校才能。民主精神、自由意志、教授治校、通识教育和大刀阔斧的教育革新，构成民国大学的整体风貌。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他们为建设现代大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仍给今天的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何谓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是一个在知识界争论不休问题。我们把时间的长卷徐徐展开，回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新出版的《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作者智效民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介绍了民国时期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啸八位大学校长的往事。了解这些校长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思路，对于全面认识大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自由办学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何办好大学，校长起着关键之作用。校长的学识眼光、人格魅力和治校才能，决定着大学的命数。民国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这个时期的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三种，这三类大学办学各有优势，如国立大学办学经费充足，教会大学师资雄厚，私立大学学科设置灵活。
北大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对大学自治和治自有独到的见解。他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起来。他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文艺的复兴，他希望通过五四运动“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人成为活活泼泼的公民。在他眼里，大学就是一个独立的团体，不喜欢、也不情愿统治者介入大学管理事务。另外，他还倡导“学生治自”。让大学生“治自”，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培育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学生治自”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求学生一味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蒋梦麟的这种治校理念，其实深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中，胡适名气最大，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两任大学校长，第一次在中国公学，第二次在北大。民国时期的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胡适尤其如此。相比学历而言，他更看重学力。在中国公学时期，他聘请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任教。沈从文不善言辞，第一次登台上课，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使得课堂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坚信自己的眼力，沈从文后来果然在文坛、教坛纵横驰骋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统领北大时，深受老庄思想影响，强调“无为而治”，这种治校方式其实是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文理分科在大学已经盛行的事实，胡适认为：作为大学，文理必须沟通，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校长的人格魅力是大学的财富
梅贻琦校长无疑是清华大学的名片。他虽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务实进取、廉洁奉公。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他的经典名言。殊不知这句话后面有其历史原因。清华办学经费充足，他刚任校长时，清华大兴土木，购买大量图书仪器，为了建设大学这无可厚非。梅贻琦提倡花费有度，把更多的钱花在引进人才方面。在他看来，一百栋大楼抵不过一位学术大师的影响力。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时，主动放弃了校长的几项特权：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佣人和免费拉两吨煤的待遇。他用自己的薪水买办公用品，绝不动公款。由于他自己廉洁，也要求学生平时穿布衣布鞋，不沾染纨绔子弟的习气。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又主动把自己的福利让给别人。他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绝不给子女补助金。由于家境清贫，他的太太为了补贴家用，自制点心，瞒着梅贻琦到昆明街上去卖。梅贻琦的安贫乐道和廉洁无私，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校长们有何感想。
与北大、清华的优越性相比，南开大学似乎就有点寒碜了。南开大学是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办者张伯苓为此作了很多努力。私立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张伯苓天生就是融资高手，他四处化缘，实业家、基金会、社会名流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其中也有张学良、阎锡山两位军阀。张伯苓的教育理念都包含在南开大学“允公允能”的校训中，他这样解释：“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功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民国时期的南开，其育人目标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顺民。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
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浙江大学的声名鹊起与校长竺可桢治校之功密不可分。他任校长时曾给国民政府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一位学者有勇气向政府提出如此苛刻之条件，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种待遇的象征，他认为教授是 “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一群人。他曾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任鸿隽主持的四川大学、罗家伦主持的中央大学和胡先啸主持的中正大学，同样是杰出的高等学府。
通过阅读本书，我感受到了民国时期大学的朝气与活力。当然，不能把民国时期的大学与今天的大学进行简单比较。首先是那时候大学师生人数少，最少的两百来人，最多也不过一千多人，今天大学人数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知识分子多了则口味难调，管理起来有难度。其次是那时候战乱不断，统治者精力主要在军事方面，对大学疏于管理，这在客观上给大学发展的自由空间，而今天社会制度稳定，大学处于固定的运行机制之中，大学校长即便再大的本事，也难以逾越体制谋求发展。
民国时期优秀的大学校长远不止书中罗列的这些，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此重要的人物，书中没有进行专门章节介绍，不无遗憾。书中提到的大学校长们，都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丝毫也不能磨灭他们为中国教育发展所作的努力。这八位校长都是“私塾”一代，国学功底扎实，对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指掌，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具有海外游学经历。这种中西兼修的知识体系，使得他们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都是本着教育救国的宏大构想，克服国力贫困、战乱不断与党派纷争的干扰，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他们的教育理想被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斩割，但是为现代大学建设所作的种种探索，成为中国教育史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陈华文
来源：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06/15/content_20872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