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与灵魂的品位（一）

语文教育与灵魂的品位（一）
——评郭初阳的“语文之旅”
“尽管我对个人自由的长期辩护，但我从来没有被诱惑到像有些人那样，以这种个人自由为名而否定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语言……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然纽带的拒绝诚然崇高但却误入歧途。当人们抱怨孤独时，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因为被理解意味著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以及亲密的交流的可能，简言之，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否认这种需要是危险的谬误。”
——伯林（Isaian Berlin）《我生活的三个组成部分》
一、“敢于思考”的语文老师
2004年刘小枫在浙大讲座时，据说郭初阳场场必到。蔡朝阳写道，《拯救与逍遥》令他们“目瞪口呆”，认为绪论《论诗人自杀的意义》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啻刘小枫的精神之子。十年之后，儿子们成熟了，骄傲地宣称：“全然不懂中国的古书，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文明优雅的现代人；事实上，全然不懂中国的古书，一点也不妨碍我们自己在目前的环境里做一个好教师。”在新著《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中，郭初阳把手术刀对准中学语文的经典文本，“新论”迭出——《陈情表》“丧失人性”，“乃一种陈旧的情感的表演”；《祭十二郎文》“暴露了中国人典型的缺陷：情感失控，依赖感，借他人来确定自己，垂直型的家庭结构（只重父子/母子，不重夫妻关系），遇挫折自暴自弃”；《师说》诠释了“什么叫好为人师，什么是挟道者的傲慢”。
好多语文老师教了十几年、几十年书，但如此读法令他们“目瞪口呆”，以至于一篇网络文章写道：“从没有在中学语文课堂上见过如此的经典文本解读，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解读方式：接受美学，文化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存在主义，解构和建构，神话原型批评……不一而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粉墨登场，都成为郭初阳的解读工具。我在佩服他的同时，不禁为自己感到汗颜，愧为人师。”连语文教育界的权威王荣生教授亦认为《愚公移山》“是一堂很富于冲击力的课”，因为“它满足一堂‘好课’的标准”。这里的“好课”是指：教师对教学内容有明确意识，知道自己所教的内容及其意义；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相对集中，使学生学得相对透彻。作为课程论专家，王荣生教授关心语文课有没有明确的教学内容，语文老师对所教内容有没有明确意识，因为这关系到语文课的质量和效率。至于如此解读带来的是教育品质的提升，还是败坏，语文专家似乎不太关心。同在浙江的语文教育权威王尚文先生对郭初阳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态度大为赞赏，认为《弟子规》课“积极引导学生与包括经典在内的所有文本进行平等对话”，因此“这是我们当代小学语文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教学案例”。
笔者对语文权威一向尊敬有加，从教十年，如今尤感“愧为人师”——尽管也学过弗洛伊德、姚斯、德里达，怎么教《论语》时就从来不会学以致用？你看好多人用精神分析学读《离骚》，就看出屈原跟楚王的关系不同寻常……看来还是不会独立思考，没有自由思想，活该做一辈子的“封建臣民”！
二、何谓文本解读
现代社会拿教师资格证的人越来越多，教师却越来越稀罕——体制内的教师灌输着与价值、信念无关的专业知识，可谓无能于教育；体制外的教师自诩批判，但存心教唆，摆脱不了鼓动青年造反的嫌疑，可谓无意于教育。后者经常批评前者缺乏健全的理性精神，堕落为意识形态的鼓吹手。而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也容易招致质疑，一些古典作品被视为封建专制意识的残留，而一部分描写现代生活的时文又因删改过多，被认为有意粉饰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现实。郑宇与蔡朝阳的争辩，可以看作体制内外的价值冲突的表达——尽管后者身在体制，但心已不在。
与蔡朝阳一样，郭初阳对教材的研究可谓孜孜不倦。新著《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批评：一是针对选文的评论，二是对教材的编选理念及技术的探讨。前者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但它与教材编撰并非毫无干系。因为文学和文化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样的文章能进入教材，什么样的文章不适宜进入。《与性无关的纯洁》、《从濒死五阶段看<祭十二郎文>》、《陈情表？残肢令！》等侧重于文本的理解及批判，而像《尴尬的孔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属于前者。《与性无关的纯洁》分析的是小学课文《第一次抱母亲》。这篇课文叙述很朴实，篇幅很短，谈不上有何深刻意味，但一经郭初阳解读，立刻不同凡响。郭初阳旁征博引，不仅比照劳伦斯的著名小说《儿子与情人》，而且动用了堪称前卫的精神分析。对于小学语文教育笔者是外行，但文本解读乃语文老师基本功，就此而言，《与性无关的纯洁》的解读实在说不上合格。
郭初阳的解读大约分三步走。首先，作者颇为细致地分析儿子“抱”母亲这个动作，然后笔锋一转：“然而业已成年的儿子与母亲长时间的身体亲密接触，总让人觉得有些怪异”。因为“倘若儿子过分亲密、长期依赖母亲，……也终究不过是个体化不彻底、心理上未成年的儿童。”也就说，本该成年的儿子却如此依赖母亲，是精神上未断奶的表现。接下来作者宕开一笔，引了一段《儿子与情人》中母亲抱儿子的动作描写。郭初阳这次不是为了突出我国教材中的课文与西方文学作品的差距，而是为了引出精神分析对母子关系的批判：“若是深入追踪此类症状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父母之间的感情睽违，失意的母亲企图以母子之爱取代夫妇之爱，以儿子取代丈夫。”最后，郭初阳引导读者重读儿子“让我抱你入睡吧”这句话，并征引弗洛伊德和狄德罗，强调《第一次抱母亲》带有明显的性与恋母的意味。
简单说，此文的思路是借精神分析对《儿子与情人》的批评来揭示《第一次抱母亲》的文本意义。这里的问题在于，两个文本的主题能否等同？只有在文本高度趋同的情况下，对《儿子与情人》的批评才能适用于《第一次抱母亲》。没有这个前提，再详尽的分析，再广博的征引，都是无的放矢。按照比较文学的基本要求，郭初阳至少应该注意到《第一次抱母亲》描写的是当代中国生活（姑且认为它是虚构的故事），《儿子与情人》刻画的是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两者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他一句话就打发了：“书中有个片段，与《第一次抱母亲》形成互文”。这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分析，遑论严肃的论证，而全文正是在这样粗糙而随意的基础上展开的。
《儿子与情人》是20世纪文学史上比较特殊的小说。劳伦斯的大部分创作是在精神分析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反映了西方社会人伦关系颠倒混乱的悲惨事实。就此而言，劳伦斯的作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经历过严厉甚至严酷的罗马法统治的西方人而言，对父权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反应。罗马人引以为傲的《十二铜表法》第四表“家长权”规定：
一、对畸形怪状的婴儿，应即杀之。
二、家属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家长得监察之、殴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纵使子孙担任了国家高级公职的亦同。
三、家长如三次出卖其子的，该子即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
四、夫得向妻索回钥匙，令其随带自身物件，将其逐出。
五、婴儿自父死后十个月内出生的，推定其为婚生子女。
虽然第三条规定了儿子如三次被出卖，就可脱离家长权，以此来限制对父权的滥用，但它并没有否定父权的其他内容。他们可以把子女出卖为奴，亦可剥夺其生命。以至于马克思感叹，罗马的家长对于家庭经济范围内的一切，包括作为劳动力的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力。罗马法不仅对西欧的法律、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形塑了欧洲社会的经典形态。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郭初阳所提到的英国评论家約翰•默里对《儿子与情人》的意见：“一个少年与其以这样的方式被这样的力量所强制，那真还不如死掉的好”。
从精神分析进入劳伦斯的创作，不仅恰如其分，而且是文本解读的内在要求。当然这个主题并非仅仅属于劳伦斯，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等古希腊戏剧带给西方人的思考更为深远。精神分析学部分地揭示了人类精神的真相，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病态性格有出色的分析。不了解作为文学理论的精神分析，会对我们解读和鉴赏一部分西方文学作品构成阻碍。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首先，由于精神分析首先针对的是特定的西方文化母题（父权、弑父、恋母），特别是精神分析的视角过于褊狭、单一，很容易陷入鲁迅所说的“道学家看见淫”的怪圈，难以解释丰富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因此理解其批判的内容及其意义，就必须首先回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其次，也不是任何西方文学作品都可以如此阐释，像莎士比亚的剧作，托尔斯泰的小说，甚至带有浓重的父权阴影的卡夫卡小说，也不能机械地套用，否则和可能会遮蔽伟大作品的文化和哲学意蕴。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文学批评很少纯粹使用精神分析的原因。
实际上，郭初阳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儿子与情人》的分析来完成对“孝道”的文化批判。通过上文的辨析可以看到，把“孝道”等同于西方小说描述的特殊文化现象，首先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其次，批判“孝”亦用不着如此“曲线救国”——《第一次抱母亲》不过是“孝”的文学表达。所谓“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真正的批判须直面经典文字，要进入历史上关于“孝”的论述，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否则面对《第一次抱母亲》这样质朴的叙述，就只好像郭初阳一样“恶意地揣度”，认为课文对父亲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比保罗的父亲瓦尔特•莫雷尔还要糟糕，他是家庭不幸的制造者，自然成了家庭成员都不愿意触及的隐痛”。笔者佩服郭初阳的文学想象力，并且对其想象力的取向十分感兴趣——也许我们也可以按照精神分析学来对背后的“隐痛”作一番揭示？
三、尴尬的不是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