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最好看的书之一

无节操摘录 2012年做的
 
第一卷 1~4节
科学的形成是基于三个重要的信念，是任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都要遵守的。第一，凡是现象或行为，其存在是靠主观的判断，而大家决不能在这主观上有分歧。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前文提过的：所有被众所认同的现象，都是有迹可寻，有规律的。这就带来第三个必需的信念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坚信任何事情的发生，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解释现象是需要非事实的抽象理论的。
凡是有解释能力的理论，都一定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refutable by facts），但却没有被事实推翻。任何科学理论，若被事实推翻，我们总可以多加条件来挽救的。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可以挽救，也往往应该挽救，但不应该付出过大的代价。代价是否过大的衡量准则，是要基于一般解释力的大小。
特殊理论内容太多了，而套套逻辑则没有内容。所以可取的理论，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之间。 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句子内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另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广泛之极，不可能错，但如此一来，其内容就变得空洞，不着边际。套套逻辑的解释能力，比特殊理论还有所不如。但套套逻辑可以是个重要的概念，可以有启发性，因为它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认为套套逻辑内容空洞而置之不理的人，是低手。高手不会放弃任何角度看世界，而一旦认为大有瞄头，他们就会施出浑身解数，加上各种约束或局限条件，使套套逻辑增加内容，巧妙地将“定义”变为可以解释现象的理论。

大有可取的、足以解释世事的理论，都一定是在特殊理论与套套逻辑这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开始，逐步地向中间发展的。
可以说，所有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主旨，是要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句子或言论来作推测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confirmed）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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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模糊不清的概念多的是，所以无法以事实验证的理论——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的——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模糊不清的概念或分析，是不可能清楚地证明是错了的。因此，模糊不清的理论没有解释力。
另一种不能被否定的理论，是没有意义（meaningless）的那一种。没有意义并非空洞（不像套套逻辑），并非模糊不清，而是因为言论互相矛盾，在逻辑上前言不对后语（inconsistent），使人不知所指，无法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因而变得没有意义了。
有解释力的理论一定始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
上文总结：我重复地申述了“理论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的重要。我也指出套套逻辑，或模糊不清，或互相矛盾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而最后还有两种——没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其一是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现象（事实）；其二是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就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是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或”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越简单，就越有说服力。
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有其真实性的。有好些理论，我们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例如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中的多种理论），所以怎样说也不过是一些“游戏”，与真实世界无关。
但有解释力的理论的非真实性，起码有四种意义。第一，理论本身必定有抽象的成分。第二，所有事实或观察的描述，一定要简化——这简化使事实变得非“真实”了。在吹毛求疵的需求下，天下间没有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第三种非真实，也是由简化而起。世界很复杂；简化的假设（与思想上的抽象假设不同）是必需的。但这个简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处理；取消这个简化不会影响效果，无关宏旨，所以是容许的。最后一种“非真实”，就不肤浅了。前文所提及过的附加的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假设。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
本章的内容，是合并了哲学逻辑与实证转接，所以与一般书本上所谈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说到底，有实用性的科学，还是要走出象牙塔之外。
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对科学辩证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本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在前文说过，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科学辩证的规则是：“且不要反对我在理论上必须有的起点，让我从这起点以逻辑推出一套理论，有了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有了内容，到那时，你要反对才有所依凭的。事实上，假若可以验证的含意被事实无情地推翻了，那我就不能不考虑我的基础假设是错了的。”
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individual）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是说，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
为什么“个人”是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所有取决或选择都是由个人作主的。集体的取决，是由个人的取决集合而成。那是说，即使一个人在极权的政制下失却了自由——被形势所迫而没有自由——这个人还是作了不自由的选择。换句话说，天下间没有绝对的不自由，也没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是一定有局限的约束，而这选择是由个人作主的。
“人会作选择”是经济学上的“惯例”（convention）。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推测的。比较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作出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任何奇妙的科学都是玩一种冒险的游戏。约束行为的基本假设，对行为的约束力越大越妙，但决不可伸展到被推翻的领域中。因此，科学高手会胆大心细，作大胆的假设，细心的体会，把约束的武断推到仅仅不被推翻的边沿去。
第二个基础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却无关宏旨
说是约束行为，但到头来却毫无约束，那又怎能自圆其说呢？这问题问得好。答案是：假若我们随意说任何行为都是自私，像套套逻辑那样不可能错的，那么这自私的假设就会变得没有内容，空空如也，没有用场。但假若我能指明一些局限条件，用以指定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因自私而作其某种选择，而这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某一种行为的必然转变，那又另作别论了。
局限条件的审核与界定，是经济学上最费心思的事。很多关于人的行为，我们在今天还没有满意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什么也有好答案的科学是会寿终正寝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局限条件的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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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好枯燥，不过，对大陆学生而言，很多观点都是第一次看到。至少我是。我们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深入人心了。但是，灌输的时候只要求记住结论，没有论证过程。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仅仅知道一家之言。而且，这一家之言是被告知是绝对正确的。个人而言，在长长的时间里，我都以为，马列毛就是真理就是科学，我们只要努力让它们与时俱进古为今用就够了。现在也根深蒂固。慢慢修正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少无良师总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幸好我尚保有好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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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自私”可以有四种看法。史密斯认为是被逼出来的；艾智仁虽然一贯地以“自私”作为基础假设，但也认为白痴乱来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道更斯说是遗传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关于“自私”的发明，但一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我的选择是把自私作为一个基础假设（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了。只要能把局限条件（constraints）处理得恰当，解释能力都是一样。
但假若人的本质真的是自私（是或否只有上帝知道），不能更改，那么一个基于人的自私可以被更改的“主义”，其制度政策就必定会一败涂地！这是中国共产制度在初期的经验。到了后一段日子，相信这“无私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是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逐私利。
“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 goods）。“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既然多胜于少，人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价格（price）。
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
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主要含义。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着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但价格（price）这个概念到了艾智仁那里，就顿呈异彩。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是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今非昔比。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这准则的决定因素。高斯与艾智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确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
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显然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这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就会不同。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着不同。
“浪费”是指有其他办法，或用其他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以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他”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被采用。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以上所说的“浪费”观点，是传统的，虽然是由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带到竞争准则那方面去。较为正确的观点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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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
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私有产权所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
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哈哈 傲娇教授）
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but there was a tendency，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一般而言，推断或解释行为或现象是需要量度的。量度的定义，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即功用只不过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随意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
代表快乐，不代表享受，也不代表福利。功用所代表的是选择的排列（Options ranking），而又因为选择数之不尽，我们就武断地用数字，说数字较大的比较小的可取，或较小的比较大的可取，但不可以说大的小的有同样的可取性。 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不一定可以加起来。那所谓可以相加的功用（Additive utility），遇到互补物品（Complements，如面包与牛油）或代替物品（Substitutes，如咖啡与茶）的情况，就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
替换定理（Postulate of substitution）补加了约束，因而增加了解释行为的范畴。这个定理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牺牲任何物品来换取任何其他物品。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替换，功用分析就创造了那有名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历来译作“无差异曲线”，既乏文采，也不正确）。“等优”是指功用数字相同，每一点不分彼此地同样可取。这曲线一定是向右下倾斜的。此线于是成为一条分水岭，凡是线之右上的每一点，皆比线上的每一点有较高的功用数字，较为可取，而线之左下每一点却相反。等优曲线有无限多条，二线永不相交，而右上的每一线的功用数字都必定比左下的每一线为高。
这个约束（等优曲线不是直线也不向外凸）叫作“内凸定理”（Convexity postulate）或“边际替换意图下降定理”（Postulat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假若功用数字不变（在同一等优曲线上），一个人拥有的甲物品愈多，其愿意以乙物品替换甲物品的意图就必定下降。 这个定理安全可靠，但替换要在同一的等优曲线上。要是这个人的财富或收入增加，跳到功用数字较高的等优曲线，边际替换的意图就可能改变了。
我们无从知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人的选择是否还在同一曲线上。逻辑的推论是：价格下降，对一个消费的人来说，实质的收入会增加，所以这个消费者会跳到较高的等优曲线上去。更上一层楼，替换的边际意图可能改变了
因为收入增加而需求量减少了的，就是Inferior good（贫穷物品）。
小总结：在整个功用分析中我们只有三个安全可靠的定理假设：其一是每个人争取局限下最高的功用数字；其二是替换定理；其三是内凸定理。这三个定理都约束行为，但因为功用或等优曲线非实物，可以推出来的验证含意不多，所以解释行为的用途也不大。
 一种贫穷物品的价格下降，这下降的本身使该物品的需求量增加，但价格下降引起的实质收入增加，贫穷物品的需求量会下降。二者相加，一正一负，需求量可能还会上升。然而，在逻辑上这一正一负也可能有需求量下降的效果。这后者就是有名的嘉芬反论（Giffen Paradox）了。
面包是一种主要的粮食，如果面包的价格大幅下降，消费者的购买力上升，多吃了肉类，因而少吃了面包。面包之价下降，但需求量却减少了。这反论使例子中的面包被称为嘉芬物品（Giffen Good）。
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上文总结：在功用分析的三个定理下，因为有嘉芬反论，我们无从肯定价格下降与需求量上升的必然规律。
听来简单，需求定律其实湛深。要解释人的行为，或由人的行为促成的世事，你要对这定律懂得通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在炫中文　鉴定完毕）
需求定律不限于价格或市价的变动与需求量的关系。好些物品没有市价，而在某些制度中市场不存在，但需求定律依然适用。不用市价，我们就以代价或牺牲代替。
需求定律的价格或代价是事实，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是指需求的意图，在真实世界不存在。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既然需求定律对行为的约束比功用分析强，为什么还需要“功用”这个理念呢？ 他们的坚持，是因为有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名誉等，是不能以金钱或市价量度的，因为这些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于是需要“功用”数字来量度了。
　　我同意有非金钱物品这回事，也同意这类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但依照替换定理，非金钱物品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例如苹果）是可以替换的。既然可以替换，而解释行为我们只须从边际上看，那么非金钱物品还可以用金钱物品来量度。正如艾智仁所说，要以功用理论解释行为，我们要事先鉴定哪种物品有功用，而又要指出获取该物品的代价。要做到这一点，只不过是说非金钱物品可以被金钱物品替换而量度罢了。
功用分析的好处是在高手处理下来得美观、工整、层次井然。否决了嘉芬物品，功用分析的坏处是过于复杂，容易“中计”。需求定律比较简单，因而“中计”的机会较少。其坏处是没有功用分析那个层面的艺术性。我认为比起功用理论，需求定律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门面装饰的工作，迫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行为那方面去。
价格是一个变量（variable），需求量也是一个变量。需求定律是说这两个变量的连系是负值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其他可变但假设不变的量（other things unchanged或ceteris paribus）可称为参数（parameter）。 要维护需求定律的解释力，上述的其他变量哪一种可变而哪一种我们要假设不变，是一个相当湛深的大话题。
先谈第一项：以选择其他不变量的办法来挽救功用分析推不出需求定律的困境。
佛利民（M.Friedman）发表于一九四九年的文章：《马歇尔的需求曲线》（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需求曲线是应该假设金钱收入不变还是实质收入（功用数字）不变呢？他的答案是二者大致相同！这样，需求曲线只可以向右下倾斜，成为定律。佛老的推论是，在一个没有失业的社会中，某物品的价格下降不会导致人民的实质收入上升。这是因为价格的转变只会引起资源运用的转移，不会引起社会的财富收入增加。那是说，功用分析所容许的嘉芬反论，只不过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结果。要是我们以社会整体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来看世界，嘉芬反论不能成立。这样，需求就有了定律。

功用分析只可以推出一条需求曲线，但不能推出这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挽救这个理论上的不治之症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一般经济学高手用的：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本身是一个定理，武断地否决嘉芬反论。其二就是我发明的那一招：逻辑上，只要有竞争（而在社会中竞争无处不在），嘉芬物品不可能存在。
需求量”与“需求”不同。前者是因为价格变动而变动的。后者的变动，是因为价格之外的其他因素（变量）变动而变。
其他不变量”的选择问题：只要需求定律的验证含意不被事实推翻，其他的不变因素愈少愈好——其他可变量愈多愈好——因为这会增加需求定律解释现象的广泛性。 （一）凡是直接影响价格的其他因素皆可变。这包括所有供应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的因素了。（二）凡是直接影响需求量的其他因素皆不可变。这包括金钱收入（money income）及所有价格不变或供应不变而需求量也会变的因素了。（三）价格转变会导致需求量的转变，但价格的转变还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转变，而这些“其他因素”可能再影响需求量。这些在“中间”的、间接地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变量）皆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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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早晨，每天两三个小时。草草的看了一遍。有待从新阅读。逻辑很严密，和别的经济学朱作不同在于全部使用文字而非方程什么的。这几天早读学习还是很快乐的。《学习的艺术》中提到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喜欢这种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