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作为框架的制度

作为框架的制度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第1章，诺思指出，人类历史的核心疑难，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中的巨大差异。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制度的差异”是一个很容易的答案。然而，不同的制度导致不同的发展路径的机制是什么？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什么？这就是诺思的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对于“制度（institutions）”，诺思给出如下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博弈的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P3）；“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P4）；“制度乃是一种人类在其中发生相互交往的框架”（P4）；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根据这些定义，诺思的“制度”，institutions，与中文的“制度”一词相比，所指要丰富得多。它既包括正式的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惯例，还包括一种“制度”发生作用的动态过程。而中文的“制度”，所指更偏向正式的规则，偏向物质的、有形的、静态的、能被感知到的system、norms。这一差别非常重要，下面还会提到。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制度经济学”。

给出了制度的定义之后，诺思考察了制度是如何进入成本函数，从而为生产和交换活动提供激励。这是第二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在第2章《合作：理论问题》中，诺思指出，博弈的合作解要求很强的条件，连续无限次博弈，对手相同，个人能确切获知博弈对手的偏好和可能的行动。而现实世界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在博弈有终局，实行的交换是非人际化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时，背叛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合作带来的收益。因此，为了得到合作解，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来为个人提供稽查背信行为所必须的充分信息（P69）。合作解之所以比背叛解要好，我的理解是，合作能够促进交易和交换的发生，从而使双方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合作解全社会总的效用之和也会大于背叛解。

在第3章，诺思指出了制度对于人的行为和偏好的影响。新古典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就是最优化（另一个是均衡），即在一个信息完全的市场上，理性人拥有获得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和计算的能力，因此在一个给定的预算约束下，理性人能够购买合意的商品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效用最大化与人们在现实中表现的多种多样的行为动机——如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等，是不相符的。这种不同的行事逻辑对于经济绩效会产生影响。那么，制度与这些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逻辑的联系是什么？诺思认为，制度降低了人们表达信念的成本。假如将横轴作为制度的完善性，纵轴作为人们表达信念的成本，则“我们确实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个函数的斜率为负，并且在许多制度环境下，人们依信念行事的成本通常很低，因而信念变得举足轻重（P53）”。“投票、议会中那些使委托-代理关系不再紧密的科层结构，以及法官的终身制等，都是降低人们依信念行事的成本的制度约束（P52）”。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正义、他人的幸福等等，都可能进入成本函数，从而使人们的行为逻辑有别于最优化。
在第4章，诺思从产权方面考察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指出，在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新古典范式所暗含的配置结果才有可能达到；而当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结构会改变资源配置。科斯的讨论，关键是确定的产权；这一讨论由外部性引出，确权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市场，使外部性能够在这个市场上交易，从而使双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上游的钢厂排放污水，影响了下游的鱼厂。如果能确定上游钢厂有或是没有排放污水的权利，钢厂和渔场就能交易排污权，使总的效用达到最大化）；而诺思的讨论，关键在于交易费用。诺思认为，一套完备的制度能够使产权明晰，产权明晰之后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和交换。

在第五至七章，诺思分别讨论了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正式制度结构改变了个人为其信念所付出的代价；非正式约束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了路径依赖的根源（P53）；由于契约未必能够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所以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必要的监管。“创建一种能带来可靠承诺的制度环境，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个包含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在内复杂的制度框架。上述这三者的结合，使低成本的交易成为了可能”（P69）。

应该说，在制度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个问题上，诺思给出了三种很有启发的框架：提供关于个人信用的信息，促成博弈的合作解；降低人们表达信念的成本；以及明晰产权，降低交易费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是第2篇（第9-11章）的主题。诺思给出的解释是：相对价格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根源。西欧中世纪的瘟疫，使农民的数量减少，进而逐渐改变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谈判力量，最终逐渐消除了以“主-奴”为特征的，不平等的身份关系。“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表述为：一种想对价格的变化使交换的一方或双方感知到，改变协定（agreement）或契约（contract）将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出境都得到改善，因此，就契约进行再次协商的企图就出现了。然而，契约是嵌套于规则的科层结构之中的，如果不能重构一套更高层面的规则，再协商就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有希望改进自身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P102）。相对价格变动以后，制度变迁就会以一种连续的边际调整的方式进行（P119），直到制度与相对价格之间的距离弥合为止。

这个过程其实颇有点像生产关系要逐渐调整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相对价格的改变是如何被人感知到的呢？诺思认为，是“心智构建（mental constructs）”使人们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比如19世纪的美国农民，可能将铁路视为他们贫困的来源；产业工人可能把机器视为他们的禁锢。在这里，意识形态、信念、文化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作用就显现了。“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是制度存在的基础”（P51）。不过，诺思也承认，对于制度--相对价格变动—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其中的机制和逻辑，我们还所知甚少。

诺思在序言中说，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旨在发展出一种分析框架，这只是制度研究的第一步。而他就制度变迁给出的解释，也确实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考虑到“institution”的所指比中文的“制度”要更广阔，甚至ideology也可以算是institution的一部分，那么institution如何作用于人，人的行动又如何塑造它，这一切又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就有太多的机制留待阐释，太多问题留待解答。由于中文的“制度”一词所指为静态的、物质的规则，因此“制度经济学”一词没有足够地传达出这样的含义：“institution”与人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通过一些我们还不完全知道的机制进行着互动。这种互动塑造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

可能是由于制度与经济，制度与人的互动十分复杂；可能是由于作者的出发点只是给出一个分析框架——所以在第12章《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绩效》中，诺思对于英国和西班牙发展路径的对比，以及它们作为宗主国，对于各自的殖民地——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影响的对比，我认为是比较粗略，不够令人满意的。诺思将英国和西班牙的不同归于了政治上的分权和集权，“英国的议会不仅开启了代议制政府的先河，削弱了财政窘迫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寻租行为，而且，议会的胜利还预示着产权能有更多保障，司法系统将更有效率且更公正无偏”；“西班牙的政治体系由大量集权的官僚机构组成，它们管理着不断增加的法令和司法指令，这不仅使行政机器日益合法化，还确立了其行动的方针”（P135）。显然，这样的比较太过于粗略；第13章对于几种贸易形式的比较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想制度研究的两个困难在于，首先，当面对一个特定的现象的时候，确定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哪一部分与我们研究的问题相关，要进入我们的故事，这是不容易的；其次，研究者总需要对制度的某一方面如何作用于人，作用于经济，给出一个逻辑自洽，机制（mechanism）完整的故事。这可能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面临的问题。

我认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制度进入成本函数的三种机制——提供个人信息以惩罚博弈中的背叛者；降低人们表达信念的成本，以及确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这三种机制都令人信服；二是指出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化。尽管这些框架性的内容，在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时，颇有些力有不逮，但它的确指明了重要的方向。

本书概念较多，有几个不太懂：转形成本，制度矩阵，网络外部性。

有几本注释中提到的书，以后想读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市场与科层》（Markets and Hierarchies），以及德•索托（de Soto 1989）《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