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

      在从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对制度的复杂构成进行一些理论探讨后，诺斯接着在第二篇中用三章的篇幅专门探讨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些理论问题。

1，第9章，
      诺斯主要讨论组织是如何引致变迁的。他认为，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为何如此？
首先，组织之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实现创立者的目标，因为目标的不同，才有了譬如欧洲中世纪的庄园、20世纪美国国会的委员会结构、黑手党、通用汽车等等不同的组织。

      然后，组织为了促进自身达到目标而必须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将反过来极其深刻地影响现有知识的演化以及知识被应用的程度。换言之，组织成员对于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学问产生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创造出知识存量与分配知识的需求，实际上反映了现有制度中的报酬。

      举例：黑手党，成员需掌握杀人的知识技能，这是一种需求，该需求反过来作用于知识本身，杀人的知识技能变得越来越专业，武器设计更加精确，人员分工、时间地点安排，杀手组织人员更加专业化，甚至成为一种外包业务，改变了黑手党组织的现有框架。

      更专业化的杀手组织，将降低黑社会组织在刺杀所需要投入的各种成本（武器、技能培训），故而称为需要。这就是诺斯所言“能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新组织形式”。

      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斯指出了组织经济最大化行为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三个具体方向：1，派生出投资于各种知识的需求；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持续互动；3，作为组织最大化行为的副产品，非正式约束也会有渐进性改变。

2，在对制度变迁的主角及其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可能途径进行了一番探讨之后，诺斯在第10章对制度变迁的内容与路径做了一些解释。

      他首先指出，制度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所谓边际调整，即言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诺斯认为，除了战争、革命这些“非连续”的制度变革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是由具体的微小变化所构成。

      为何？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着稳定性，导致变迁的困难。
      一系列约束的复杂组合产生了稳定性。这些约束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正式制度也就是“嵌套在科层制度中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中，任何一种改变都只会产生比其原先状态更高的成本。”非正式约束是规则的延伸，是对规则的阐释，我们通常称之为‘习俗、传统、常规’，“这些约束使人们在日常的交换过程中不再需要随时随地地、费尽心机地思考每次交换的条件。”

      诺斯总结道，“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实施方式一起，型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引着我们的大部分现世活动。”
那么，既然制度存在着稳定性，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却历经演变呢？诺斯提出了自己意见“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是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

      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土地－劳动、劳动－资本、资本－劳动），信息成本的改变、技术的变化等，皆属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诺斯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能改变“个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口味和偏好，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观念”，并最终导致制度的变迁。

      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鼠疫爆发，就改变了劳动－土地之间的价格比率关系，导致了庄园制的变迁。再如：美国黑奴制的废除，该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人们对“人拥有人”现象的憎恶，观念作用。虽然黑奴制在当时的美国，仍然可以带来利润，但是个人表达他们对奴隶制憎恶的成本很低，而奴隶主所付出的代价就很大，这也是一种相对价格的改变带来观念的转变。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才引起制度的变迁呢？诺斯认为，只有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能使交换的一方或对方（不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感知到通过改变协定，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时，人们才有重新定约、签约的动力。由于“契约是嵌套在规则的科层结构之中，如果不能重构一套更高层面的规则，再协商或许就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有希望改进自身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

3，在对制度变迁的主角、动力、来源进行探讨后，诺斯在第11章专门探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

      之所以要关注路径，是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首先，随着时间推移，是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其次，我们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绩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

      针对第一个问题，诺斯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解释变量：一些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沿着某种路径长期沿存下去。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具有必然性、绝对性。例如：电脑键盘上的字母排列，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被确立，此后一直延用，没有被更具有效率的排列方式所取代。

      针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效率的制度还能长期存在？诺斯指出，前人的研究均没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报酬递增，以及明显的交易费用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在报酬递增情况下，只要市场是竞争的，经济增长的长期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又断断续续，在交易费用又十分显著的情况下，受到不完美信息回馈、意识形态的影响，人的主观模型将型塑制度变迁的路径。在此过程中，低绩效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并长期存在。
      例如，建国前三十年的集体计划经济，就是在不完全的市场下，受不完美信息的回馈，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学习苏联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来实行赶超，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使得经济结构紊乱，结果导致国民经济的效率低下。

      由此，诺斯感叹到“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以现有的心智构念（观念、理论、意识形态），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困难。”他总结说“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船大，难调头）

4，在1、2篇的各章对制度、制度变迁进行了理论探讨后，诺斯在第3篇开始结合史实来验证他的理论。

      12章一开始，诺斯就总结道，前两篇研究表明“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为进一步说明，他将两个国家实例进行对比。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英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工业革命引发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进，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从而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于19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成为了“领头羊”。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初始条件比英国更为优越，但是，其内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以及无保障的财产制度，最后所导致的历史结果是，西班牙经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中相对停滞了。是什么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呢？

      诺斯进一步对比了南美与北美。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制度遗产，美国的经济社会演变历史是以联邦制、政治制衡以及私有产权制度为其特征的，私有产权制度更是美国经济运行的基础制度。这些基础性制度鼓励了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须的长期契约行为。反观拉美国家，它们则继承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结果经济表现一直不令人满意。同是美洲，也演化出了两种不同路径。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诺斯给出的解答是，“在前者（英美国家），一种促进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人际关系化交换，简而言之，就是人治，政治上的投靠、培植亲信，经济上的权钱交易。一切契约建立在人际关系上，而非制度条文中。

      根据对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经济绩效迥异的国家实例对比，诺斯在13章中强调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带着这一观点，他详细考察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法律、契约制度与市场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有些经济体演化出了能促进第三方实施的发展的政治结构，还催生了象征现代西方世界的复杂的制度结构，有些则走入死胡同，抑制了生产性制度创新。”

      因此诺斯得出结论，“正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使欧洲各国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条件下，经济绩效迥异。”

5，在最后第14章，诺斯进一步指出了英国的制度路径所以会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时期，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
      
      他具体解释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控制财政事物、限制皇权、司法独立（脱离皇室）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建立起来。 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

      在后来的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进一步在理论上总结道：“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为良序运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的同时，亦能限制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威。”

6，总结：
      诺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差异在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来源，生产力的变革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技术进步获得空间。诺斯则反过来，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制度所导致。

      马克思从两个角度考虑：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过来的作用。但是，他认为生产力是决定性的作用。诺斯认为，人口的变化引发的产权制度演进，推动了社会发展。马克思则批判人口决定论。

      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路径究竟为何？ 发展中国家，转为现代民主国家，通常要经过政治安排、政治惯例、政治制度这样一条路径。政治安排，我们让政治结构开始分化，不再一元，政企分开，国家社会分开，政府由全能转变，政治由泛化转为特定范畴。

      回到建国的理念，“共和国”有三个基本特征，一、不存在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二、领导干部职位对社会开放。三、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可以竞选这些职位。因此，我们首先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公务员、政务官通过人大任免，但有特殊的党政系统，在此党政体系下则是开放的。党政分开，目前时机不成熟。央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民企逐渐发展。

      “三个代表”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由社会发展决定，三个代表的范畴已经涵括无产阶级。

      民主，从党内民主开始，党的社会基础扩大，才能使社会民主氛围扩张，社会的不同利益诉求才能够在党内得以反映。党内民主成熟后，才能推行社会民主。这才是稳健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安排。
政治安排是一种缓冲，等人们熟悉了民主，产生了民主习惯，再来推进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的社会制度能避免财富、资源向小部分团体集中。

       悖论在于，自由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财富、资源向小部分集团集中，从而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因此，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着一定张力。

       随国内事务的国际化，使得民主领域突然被扩大到几乎没有办法发挥民主的地步。譬如汇率问题，国内人大无能为力，博弈层面在国际，政治、外交。
       
       政党打破信息屏障与选民进行沟通，信息的获取越加容易。但，随获取信息的手段平台发展，人们消化信息的能力产生问题，相对于民主政治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

       温家宝接受CNN采访，谈政改。后辈领导人将更有作为，人民的意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