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河山待后生

总觉得，中国人传统上关于社会，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本质的看法是相当肤浅的，而且从孔孟之后就长达二千年之余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荀子的学说，大概还能谈谈政治组织和外王之道，比如他曾经说从道不从君，人之大行也。但到了朱子以后，就只好专修个人道德，好像天下所有的道理都已经预设在个人的头脑里。

这块短板的补足，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杨小凯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是从经济学角度重新看待和解释社会组织的演进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尝试。在我看来，这本著作对于社会组织演进和经济发展本质的解释，比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要全面和深刻的多。但是诚如下面第一条摘录中杨先生自己所说，为了追求数学形式化，他的这本著作充满了高深的数理论证，对于数理能力不强的人来说，其挑战是非常大的。杨先生还有一本经济学原理，据介绍那本书中所用数理论证不多，更适合经济学爱好者阅读，但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了。

杨先生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妒英才吧。作为两度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经济学家，他的原创性和对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颠覆性的观点，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希望他的学说后继有人并发扬光大，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

1. 这个例子说明，数学形式化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有着何等重要的影响。如果不用数学进行形式化，则深刻的经济思想就有可能被遗忘；而一些非常肤浅的经济思想，则可能会仅仅因为被形式化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P8
2. 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开普勒做过的事情相似。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就可以再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P10
3. 由于本书的思想要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老，而其躯体又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年轻，因此我们将其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P12
4. 我们将证明，由均衡分工网络和均衡资源分配组成的均衡组织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看不见的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以及利用分工的网络效果。P13
5. 从日常的经验可以察觉，我们的偏好的确是有层次的。因此，不考虑层级性偏好的连续性偏好假定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家还无法用数学来处理层级性偏好。因此，我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欲望的层级结构的一个特定层次上，以使下面的效用理论有用武之地。P22
6. 他（斯密）还提出了现在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它意味着，即使所有人都是事前相同的，专业化和分工经济也可能存在，而且不同专家之间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P34
7. 这个例子意味着，规模经济可以通过将工人集中在一起而得到，即使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化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杨格争辩道，规模经济的概念忽略了分工经济现象，从而是对古典的专业化和分工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P37
8. 一个在能力上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人可能获得生产效率上的内生优势的特征，突显出了新兴古典框架中组织的生产力含义。P46
9. 这意味着垄断的情形，它与瓦尔拉斯制度不相容。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厂商的全要素生产率各不相同。但是，在不变规模报酬盛行时，我们看不到垄断。P67
10. 新古典生产理论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不能解释厂商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从分工中出现，以及什么是厂商内部组织的意义。因此，这一部分的新古典理论可以说是新古典生产理论，却不是厂商理论。P69
11. 由于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当价格上升时，卖者希望卖得更多，买者则希望买的更少），则均衡的结果就涉及卖者和买者利益的折衷。价格机制就是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以达到有效折衷的工具，它比个人决策中的有效折衷要更高一个层次。P73
12. 因此，一般均衡分析就认为，经验研究中任何涉及市场中总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回归都是会产生误导的，因为购买量的数据时内生变量的均衡值，它们都应该由参数来解释。我们不应该用内生变量来解释内生变量。P75
13. 实际上，在一个对策论模型中，我们通常有很多种可能的均衡，极少担心均衡不存在。因此，瓦尔拉斯均衡不存在只是说明了瓦尔拉斯制度概念的局限性，而不意味着自利行为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存在。P80
14. 但是，在有消费者-生产者的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交易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含义则恰恰是其关心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揭示，是通过研究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进行的。P103
15. 求解这类非线性规划的一般程序如下。首先，用库恩-塔克定理和最优决策的其他条件尽可能多地排除一些组合，然后，对余下的候选组合运用边际分析，求出每个组合的最优决策。最后，比较不同候选组合的目标函数的局部最大值，以确定全部最优决策。这个过程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P105
16. 选择一种职业，以及在选定职业后选择专业化水平（它同一个人不从事多少种活动和子活动有关）就是选择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选择对一个人的未来生活产生的影响，通常会比在选择职业后的努力程度要重要得多。从你选择大学和研究方向的经历中，你可以发现这种超边际决策的重要性。P107
17. 在一个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里，整个系统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力，而且还依赖加入这个网络中的人数。每个人的加入决策依赖加入这个网络中的人数，反过来，网络中的人数也依赖所有人的加入决策，尽管这种依赖可能是通过价格系统间接地发生的。P117
18. 在一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新兴古典模型里，每个结构的角点均衡是局部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时整体帕累托最优的。P128
19. 这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比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好些。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控制价格使得市场不出清，很大的过量需求是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源泉，政府官员为此获得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P130
20. 在这个网络化过程中，谁与谁贸易，谁专业化于哪种活动是不确定的。有时分工的网络规模对任何个人参与者来说太大了，而使得他甚至不能领会关于网络的信息的一小部分。但是，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协调机制的功能，分工的巨大网络效应仍能被利用。P140
21. 根据姚定理，这表明在一般均衡中并非所有商品被贸易。有更大的交易服务的贸易效率系数的那些商品将被贸易。P143
22. 企业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分工交易的形式，它的出现不过是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和组织交易决策的一种后果。如果劳动的交易成本系数小于产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则企业制度将被用来组织分工，此时产品的交易和定价被相应的劳动交易和定价所取代。P151
23. 但是，雇员总有辞职和寻找另外雇主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他能利用自由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而使自己成为雇主及创办自己的企业。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中雇主和雇员之间非对称关系同主人和奴仆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封建主与农奴的封建关系的区别。P157
24. 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如果交易效率很高，则分工是一般均衡。如果劳动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企业制度和劳动市场来协调。否则，分工就通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来组织。P 161
25. 企业制度能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该活动投入和产出的直接定价和交易。雇主的剩余收益就是其贡献的间接价格。P161
26. 这就意味着，随着分工的演进，交易结构的选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来越比选择生产结构和给定生产结构下的资源分配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有着高分工水平）里，企业家通过选择交易结构来发财的机会就更多。P161
27. 狭义内生交易成本是指与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相联系的内生交易成本。P171
28.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局中人不是很不耐烦，则信誉就可以消除内生交易成本，使得非合作的策略行为能够导致合作的结果。对偏离合作的长期惩罚是出现这个结果的关键。P182
29. 这类通过信誉消除内生交易成本的机制能运行还需要不少制度条件。社会要有一定的制度环境和道德意识，使对不良行为的报复和惩罚能有效实施。P182
30. 道德风险故事的驱动力在于有效的激励提供和有效的风险分担之间存在两难冲突。两个局中人应该分担坏结果的风险。但是，如果一个局中人不能观察到另一个局中人的努力水平，而这个水平又会影响风险，那么低努力水平对风险的影响不能与坏运气对风险的影响区别开来。因此，激励提供和风险承担之间就存在着冲突。P186
31. 在委托-代理模型里不存在企业制度及相关的劳动合约所拥有的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剩余收益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分布。P190
32. 这个模型不仅能够预测相机合约在避免道德风险方面的功能，而且一般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完全相机合约能够消除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P194
33. 这形式化了斯密的思想：由分工演进而产生的国民财富以及分工的发展之于生产力进步的含义应该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因此，如果我们把关于分工的发展含义的古典经济思想在新兴古典框架里形式化，那么贸易理论（它与贸易依存度相联系）和发展经济学（它与生产力进步相联系）应该是经济学核心的两个方面。P216
34. 在我们的模型里，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下，每个人自给自足或每个国家自给自足可能是均衡状态。换句话说，在新古典理论里，贸易好处要么通过外生比较优势，要么由规模经济外生给定的。而在我们的模型里，国际贸易的好处是内生的。P217
35. 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我们证明了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或一般交易条件的改进，均衡的现代部门的数量、现代部门的资本密集度、生产力以及人均真实收入增加。对于一个给定的一般交易条件和人口规模，具有较好的国家专有交易条件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高。P228
36. 我们还将这个模型扩展到有三个国家的情形，证明交易效率最低和/或在任一商品的生产上对其他两个潜在贸易伙伴都不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会被排除在国家贸易之外，尽管这个国家相对某一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证实强调国家竞争力的观点。P234
37. 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P241
38. 这意味着，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将产生一个双边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但由于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在缺少关税谈判时不能取得。P245
39. 这些结果意味着看不见的手最重要的功能室协调所有个人选择他们的模式和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利用正的分工网络效应。我们因此为古典的经济思想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P270
40. 随着所有国家的个人都参与到国际和国内分工，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小时。如果某个国家生产的某个产品的外生比较优势超过内生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会出口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产品，否则每个国家会出口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经济的产品。P276
41. 这就证明，分工对于城市的出现是必需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城市就从这种高水平的完全分工中出现。因此，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在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制造上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P289
42. 这样，一个地理集中的交易模式节省交易成本的潜力取决于分工的水平，也就是说，交易效率不仅取决于交易的地理模式，而且取决于分工的水平。但是，正如前面章节所显示，分工水平本身又取决于交易效率，这种分工水平、交易的地理模式，以及交易效率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三个变量在一般均衡中应同时决定。P292
43. 这就有复杂性理论的味道：并不是在一个系统的每个要素之中都存在的一些现象，会从一个由无数相同个体要素集合组成的一个复杂结构中出现。这就正像相同分子的不同DNA结构会产生很多种类的动物一样。P302
44. 他指出，最低消费要求的提高将迫使人们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这产生更高的生产率水平。这就解释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北半球，在那里在严酷的冬天生存所需的最低消费水平要比在热带地区高很多。因此，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为了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往往利用人与人之间优势互补的分工经济。P308
45. 但是在新兴古典框架下，通过降低分配给自给自足商品的时间数量，为市场工作的时间和闲暇时间能够同时增加。肯定地，交易效率的改进或对闲暇欲望的增加可能产生这类同时发生的现象。P310
46. 如果我们考虑时间维度，人均资源禀赋下降尽管对当前效用有负面影响，它可能对分工演进和生产率进步产生长远影响。长期正面影响可能超过短期负面影响。P313
47. 在我们的日常决策过程中，协调可靠性的问题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想在特定的行动中专业化。当一个人提高他的专业化水平时，他变得更加依赖于为其消费和生产提供必需产品的其他专家。既然分工与包含串联许多单个专家的投入-产出网络相关联，如果串联的链条之一不能运作的话，整个网络就有可能无法运作。因此，当专业化和分工水平提高时，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风险成倍增加。P322
48. 一方面，这种高分工水平产生了1930年代和1950年代令人瞩目的工业化，但另一方面它也大大降低了分工的非商业化网络的协调可靠性。因此，由于东欧阵营的瓦解和苏联的分裂，这个庞大的分工网络的一些链条断裂，导致了这个网络的协调失灵。这是在19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负增长率的主要原因。P322
49. 在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这两类交易成本之间的有效折衷怎样达到的问题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P327
50. 在内生每笔交易协调失灵风险的模型里，如果交易效率系数（它不同于界定和执行每个合同的外生交易效率系数）增加的话，分工均衡水平、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全部上升。P327
51. 在1930-1950年代之间，苏联通过中央计划体制模仿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发展了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当完全保险被废除，市场机制下的保险系统仍然在发展时，高分工水平所产生的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是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出现令人失望的发展状况的理论基础。P342
52. 例子17.2中的模型意味着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是有效地平衡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的两难冲突，而不是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上。P351
53. 按照这个定义，如果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优于互补经济的好处，随着交易效率被改进，分工的演进将产生内生技术进步，一种新技术将从演进中出现。当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雇佣劳动生产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企业的非对称剩余权能被用来促进分工和内生技术进步，并产生新机器。P365
54. 然而，所有的中国皇帝对非官方的自由结社极其敏感，因为归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特征，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使用这样的社团来发展地下的反政府运动。因此，没有对任何制造业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权提供保护的法律制度。相反，政府往往任意侵犯这样的剩余权。这解释了ELVIN之谜：在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的四个世纪之前，宋朝（公元960-1270）就拥有试验一个发育完全的工业革命的科学知识和机械能力。因为技术不能通过企业制度被商业化，工业革命就没有发生。同样，专利法在中国不存在表明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低，以至于发明家不能专业于发明，发明的市场范围太窄而不足以支撑尖端的技术。P365
55. 我们指出，分权化市场的一个功能是：通过专业化经济和互补经济之间的折衷来发现迂回生产的投资品有效种类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权的有效结构被选择，内生技术进步由看不见的的手促进。P370
56. 当固定学习费用及相应的专业化经济程度增加时，相应的专业化经济与迂回效果之间的张力会变大，以至于产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迂回生产程度的同时演进。P381
57. 这证实了斯密的猜想。这个猜想是说工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增加应归因于与协调费用相比较的专业化经济在工业部门比在农业部门更显著一些。P382
58. 计算的复杂性和产业结构演进模式的多样性意味着中央计划系统不可能模拟出市场上发生的事，所以市场比任何一个企图完成选择有效产业机构的复杂任务的政策制定者都更有效。P383
59. 对于本章的模型，专利法案前提下的高交易效率、一个公平的适应的公共法律体系，和一个放任自由的政府，在迂回生产的大型分工网络的发展中是举足轻重的，因而在工业革命中也起着实质性的作用。P385
60. 因此，当交易伙伴的人数随着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增加时，在非邻居之间贸易这样一种新的交易行为内生地出现，从而为一种交易的分层结构从第二种两难冲突中出现创造了机会。P395
61. 因此，在生产交易服务的专业化经济和传递这类服务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另一个两难冲突。传递服务的交易效率的改进和/或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将增大市场在冲突力量之间彼此有效折衷的余地。P397
62. 从斯密-杨格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增加是迂回生产中分工的增加，新古典增长模型并没有解释人均资本为什么以及怎样增加并提高生产率。P414
63. 正如新兴古典模型所表明的，规模经济（负的或正的）对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由于法律系统和其他的制度安排不足和缺乏带来了很低的交易效率时，大和高密度的人口会被分割到很多人均收入增长率低的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当交易效率增加后，分割的地方市场会合并成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有更高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市场中。P419
64. 如果我们懂得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规模效应的含义是一个误导。这就是为什么规模效应被经验证据拒绝的原因。P424
65. 在现实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分工的逐步演进，伴随着可得到的投资品品种的增加和生产率进步。分工的演进，可得到的投资品品种增加和生产率进步的同时发生被当做技术进步。然而，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机制对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清楚。P458
66. 如果在一种中间产品市场中的交易效率比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效率低，那么企业制度将从分工的内生演进中出现。否则，企业制度将不出现。一个企业的均衡所有权结构把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而避免了那种活动的直接定价以及它的产出和投入的贸易。P460
67. 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也回应了对近年来的一些内生增长模型的批评。它们以非常不现实的无限决策时间长度、完全信息、无限理性和确定性动态为特征。如纳尔森所指出的，实际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演进过程，它以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和演进趋势的确定性为特征。P471
68. 发明本身的成功由这些组织实验决定。因此，一个生意成功更依赖于社会试验一种新的分工结构而非技术条件。P471
69. 一个帕累托无效分工结构的试验必定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没有无效结构和有效结构的试验，社会永远不能知道哪种结构有效哪种无效。这是因为各结构之间局部最优决策的不连续性以及信息和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它表明由于有限理性，帕累托最优是乌托邦，简单直接地追求帕累托最优不是有效的。要追求帕累托最优的分工结构，就应当同时鼓励帕累托无效和帕累托有效试验。对帕累托最优的简单而直接的寻求可能阻止有效的搜寻过程，因为这样的寻求就像要求一个研究者不试验无效的模式而找到最优设计一样。P472
70. 我们的模型显示，自由定价和市场机制不能保证所有人将得到所有组织信息，除非可能的分工结构全部被试验。自由定价和市场体系是社会为了获得组织信息来组织和协调各种分工结构的组织试验的一个媒介。P482
71. 如果一个政府相信它知道什么是有效的产业结构，并积极地采取产业政策去达到它，那么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将放慢，也许破坏对有效的产业结构的搜索过程，要不然有效的产业结构将由自发的企业家活动发起。P483
7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冯米瑟斯和哈耶克不能预测20世纪后半叶苏联式经济制度的幸存。他们没有意识到通过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制度模仿一个成功工业化模式的大推进工业化的可能性，尽管他们正确地指出苏联式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找到有效组织模式的事实。P484
73. 因此，我们的模型能够提供的第三个洞察是，尽管政府主导的大推进工业化可以产生一些短期成功，但它破坏了价格制度协调社会试验各种分工结构的功能，相应地限制了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能力，所以它最终不能幸存。P484
74. 上述观察意味着，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模式和提高分工水平的话，则投资于物质资本品、教育或研究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围绕资本概念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投资和储蓄多少，而是什么样的分工水平和模式被用于机器、教育以及研究的投资上。P492
75. 因此，如果专业部门数目接近人口数，则最高水平的分工就将最终达到，且不再有更多的能够提高分工水平的投资机会。这是对利率下降的一种有趣的解释，它同建立在资本和分工密切联系基础上的古典资本理论是一致的，但同凯恩斯的利率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的理论集中在纯消费者偏好流动性的含义上，同分工的含义毫无关系。P507
76. 博兰和杨小凯证明，如果没有货币代用品，或者由于战争或其他社会动荡的原因使得一种信用制度的交易成本过大，则交易成本系数最小的商品将被用做货币。如果所有的商品都有同样的交易效率，则处于迂回生产链条中间的商品将被当做货币。如果存在着一个交易效率很高的信用制度或一种货币代用品，则这个信用制度或货币代用品将被当做交易媒介。货币可以通过促进一个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的高水平分工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货币，这种分工就不可能。P514
77. 可以显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及分工在一个越来越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的演进，商品货币的流通量及价值将会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也会提高。这是一种解释工业革命期间黄金价格急剧提高的一种新方法。P521
78. 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显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及有效率的协调失败的风险也会提高。这种协调失败的风险是一种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因为在一个十分发达的分工网络中发生协调失败时，比如，三十年底的大危机，所有的人都会被迫选择自给自足。这意味着，很多人将被排除在分工网络以及相关的市场网络之外。这就是，他们不能找到为市场工作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失业了。P524
79. 其次，这种高协调失败的风险绝不会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存在，而是同一个高水平的分工（或者一个高的商业化程度）相联系。失业和景气循环现象实质上是分工网络的内在特性。P525
80. 这个例子说明，分工水平与整数问题引起的自然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单调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随着均衡的分工水平提高，整数问题引起的平均自然失业率也很有可能提高。P527
81. 人类的性生活也是周期性的，否则就不能繁衍后代。工程师可以给你举出更过比非周期性过程产生更强大力量的周期性物理过程的例子。这些例子提醒我们，景气循环可能对生产力有着积极的含义。P529
82. 如果交易效率足够低，而工作转换成本又不太高，则自给自足是动态一般均衡，此时生产力低下，且不会发生贸易、景气循环和失业；如果交易效率和工作转换成本足够高，决策时间长度足够长，且贴现率足够小，则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完全分工会是动态一般均衡；如果交易效率和工作转换成本都居于中等水平，决策时间长度不长或贴现率较大，则动态一般均衡是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局部分工。P538
83. 但是，这种政府干预一定会产生同官僚作风相关的扭曲。同样，这种政府干预还会使市场机制趋于瘫痪，而正是这种市场机制，使得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能通过储蓄得到充分利用。如果人们指望政府会通过收入转移和失业福利来为他们储蓄，则他们就可能没有任何激励来自己储蓄。P539
84.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政府不如私人商人短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则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收入转移政策就可能会存在。但是，这样一种收入转移计划可能将短视行为制度化，以至一个成熟的信用市场绝不会出现。因此，即使政府收入转移计划可能产生短期的好处，其长期成本也很可能会超过这种好处。P539
85. 但是，在进行这类分析时，我们不应忘记，在一个自由放任的制度下，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是人们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论景气循环是否能被熨平，也不论人们是否厌恶周期性失业，它都能有效地折衷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同我们使用高速公路系统的决策相类似。这样一种决策能有效地折衷使用高速公路的好处与死于交通事故的风险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尽管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死亡发生。P543
86. 我们证明，一个分散的市场将会通过折衷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与避免工作转换成本必然导致的失业之间的两难冲突，确定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和失业模式。政府对市场不适当的干预，可能扼杀掉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但是，在没有可靠的信用体系和纸币的条件下，市场将不能有效地运作，而这些条件则需要政府制度来强制实施。P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