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经济把脉: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在低迷时培育增长
——《从西潮到东风》书评
林老师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四年时间里,积极关注全球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批评性和创新性的思考,并于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后,写下了《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对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创造性地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和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建议,分析了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有效措施,最后对构建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看完本书,感觉是在与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就世界经济热点问题亲切请教和对话,受益颇丰。
一、 于困惑混沌中指明方向、坚定信心、给予力量
整本书的写作背景是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日渐脆弱,这种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争议不断的世界经济背景,加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无疑给众多关心世界经济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关心世界人民福祉的相对均衡,追求世界发展成果共享和全球共同繁荣的心系天下苍生、胸怀世界人民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在内的广大人民,营造了一种暗淡中饱含压抑、迷茫中颇显无助、愿景中充斥失望的氛围,使大部分人追求发展的希望有余而信心不足,谋求振兴的动机强烈而措施有限。于是,很多人不禁在思考和追索: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什么?走向繁荣复兴的路途在何方?
然而,林老师以全球化的视野和全新的分析框架,为世界经济发展把脉,结合自己丰富的工作经历、深厚的学术积淀,写下了《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协调指明了方向,启示人们从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发现促进发展的机遇,在全球经济尚处于低迷的时候实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增长奠定基础、培育力量,这些精彩的分析论断对于世人起到了“醍醐灌顶”之效,给力世人向前奋进的方向、信心与力量。该书深刻分析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描绘了繁荣发展的共赢之路,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追赶给出了诚恳且有效的建议,并对构建全新的、稳定的国际国币体系提出创新观点。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林老师心系天下、“济世救人”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凸显着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精神,更流淌着重视要素禀赋、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展国家的赶超战略的智慧••••••
下面的两部分将重点阐述本书中分析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
二、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走出世界经济低迷的阴影?
本书在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严格论证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保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也不是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是欧美的金融监管放松和自由化潮流。找到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可以对应对危机对症下药,加强金融监管和抑制过度自由化潮流。
那么,如何通过加强金融监管、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减少国家债务来实现经济的复兴和繁荣呢?简单的说,进行结构性改革。南欧国家通过结构性改革摆脱对持续不断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救助计划的强烈依赖,日本和美国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当提高利率和增加扩大和支付公共债务的成本,避免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实现经济的复兴和活力。然而,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在短期内会进一步恶化已经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为了抵消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一个可能的方法是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这种方法对于全球经济运行良好的大环境下的小经济体而言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南欧在全球经济恶化的环境下采取货币贬值的措施,则极有可能引发货币战争和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为避免上述悲惨的结局,高收入国家必须通过刺激需求来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但是目前的状况是,高收入国家的住房存量、建筑业和制造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公共债务或是私人债务的重组和财政紧缩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各国可以通过投资创造对建筑业和资本货物的需求并重建消费者信心,以实现可持续的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林老师认为,应该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支出措施“超越凯恩斯主义”,重点投资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通过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实现的未来经济增长加速和政府收入增加可以用来偿付今天的投资成本,因而避免了未来的可能增加的税收负担。
在高收入国家,虽然可以采取投资重点行业拉动经济复苏的方法,但是不得不承认,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国内投资机会非常有限。但是,当放眼世界时,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大的空间,并且因受到财政状况较为糟糕或外汇储备较少的限制,需要外来投资的帮助。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重点投资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设施产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为自己创造出口需求,得到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果。最终,通过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发展的双赢。
当结构性改革面临困境时,林老师智慧地提出通过投资抵消其消极影响的措施,并运用全球化的视野,突破高收入国家国内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效果的局限性,提出实行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使发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实现走出世界经济低迷阴影、实现国家经济复兴的双赢。
三、贫穷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挑战、走出经济增长长期迟缓的阴影?
在上面的第二部分林老师提出了实行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赢。这一计划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数十年保持强劲的增长,这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上百年或几十年中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工业革命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非常平均,而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两极分化,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继而决定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在1950-2008年,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西欧国家或者出产石油或钻石的小国。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来帮助这150多个国家走出低收入或是中等收入陷阱,走上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呢?
回顾一下二战以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二战以后,很多国家都一直在试图追赶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早起的主流发展理论给政府的建议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重工业体系为目标,加快工业化速度。这一理论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1.0”版本,遵循该战略的国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资拉动的成效,但是随后变陷入体制僵化、经济失活、不断的危机和长久的停滞。接着,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想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理想市场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这可被称为“发展经济学2.0”版本。
既然完全的计划和完全的市场都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政府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支持会不会起到较好的效果呢?至于最后的这种战略,其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的这种政策引导和支持、国内产业结构是不是符合了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的现实情况。
有关发展的理论思考过去一直关注发到构架具备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或者关注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做得好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好,这些关注可以增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解和思考,但是最终的政策建议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林老师的建议是向“发展经济学3.0版本”演进,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有神(也就是他们的要素禀赋)和他们在利用这些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使他们踏上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林老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有产业结构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本的快速集聚、积累,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同时,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升级会涉及到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为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实际上,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发挥后发优势,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重点发展那些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的差距。中国在改革开发以前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并不占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结果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甚至停滞;而改革开发以后,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政府合理引导,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基本不改变原有发展架构的前提下,放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种曾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发展模式的“双轨制”,因为尊重了要素禀赋和发挥了比较优势,使得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保持了惊人的增长速度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效果举世可见。另一方面,那些一直以重工业为发展重点、不尊重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国家则陷入了低增长的陷阱,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土地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已经不太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32年的持续增长后,为维持增长的活力,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的产业。随着中国进入更为复杂的产品市场,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清理出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目前大约有8500万工人从事制造业,大多数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人向高附加值的更复杂的产品制造转移,将给劳动力富余的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绝好的机遇,取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促进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将成为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领头“龙”,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因地制宜地积极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将能在尊重本国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起飞和产业结构的有效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走出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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