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潮到东风》，中国后发优势的逆袭？——解密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

任何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都是无法重来的社会实验，特别对中国来说，经历过百年战争和社会动荡的磨难，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公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背负了民族和国家几乎只需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进程所取得的成绩，林毅夫在他的新书《从西潮到东风》中非常清晰的总结了30年中国经济路径的发展过程，给出了很多发生深思的分析和观点。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深刻原因，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经济动荡中所处的位置。

林毅夫在书中，同时驳斥了在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所代表的模式指责和错误归因，并再次系统全面的给出他一直坚持的后发优势观点，特别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显得有更加重要的先见之明。

此外，我们常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究其原委，在修正后的新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观点中，有很多传统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经济体增长的共同密码被揭示了出来。

经济发展引发全球危机？

诚然至今，我们可以欣慰的看到中国经济过去所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采用西方正统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即没有采纳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照搬新自由主义失败后的“人道主义议题”改革，这应该是中国值得欣慰的地方。

所以，在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和学界，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情感上，都不远接受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的现实，特别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这对于自由主义来认为的政府干预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失败来说，无异于异教徒。

抱有善意的西方称中国的经济增长为“奇迹”，而那些不愿或者无法接受的，就试图妖魔化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抹黑或者栽赃等手段，无不用其极。最典型的栽赃就是把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责任毫无道理的归咎于中国的增长，认为中国政府可能的汇率操作、补贴甚至中国过高的储蓄率都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增长导致了全球的不均衡而引发危机。

对此，林毅夫用数据和分析，摧毁了这种观点的基石。他认为，中国包括亚洲其他国家的的出口导向性政策自上个世纪60年代就展开，并非单纯的以贸易顺差为目标，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增加进口，才能给可贸易部分创造更高层次的工作机会，所以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不可能是2000年后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而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中国汇率低估的观点也不可信。

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已经被学界证明是有缺陷的，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价格一直低于发达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是高于发达国家的，这种观点认为的所谓中国汇率低估，没有任何意义。而采用均衡汇率法和预期汇率升值的理论，也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假定的判定也存在争议。

林毅夫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可贸易部门处于在快速扩展期的时候，如果其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话，实际汇率则不会上升，除非富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巴拉萨——萨缪尔森假定，缺乏对这方面的分析，中国汇率低估的观点也站不住脚。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汇率对于调整经常账户收支没有太大的作用，麦金农认为，储蓄和投资取决于可能和汇率没有系统关联的经济结构性因素。所以，认为是通过操控汇率获得出口优势，而引发全球经济不平衡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个政治舆论的问题，而不是危机的实质，林毅夫对于该观点的结果和数据在书中进行了分析。

失控：房地产和消费拉动经济的幻觉

林毅夫给出的证据链认为，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美国的低储蓄率、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他特别指出实证数据研究发现了，低储蓄率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存在高关联，而消费繁荣很大程度上由房地产贷款推动，相比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住房财富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金融市场。

现在看来，所谓的消费拉动经济，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于乐观主义和财富效应导致，而不会对于经济增长有本质上的贡献，经济增长本质上需要生产率的提升。

而影子银行的体系与美联储的政策导向有则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美联储自身推动了这个泡沫的出现和产生。危机前的十多年时间历史让美国的投资银行相信，如果投资与尾部风险相关，就能更加容易获得超额回报，尾部风险的戏剧性就在于，越多的人假定它不会发生而采取行动的时候，它发生的概率就成指数式增长。因此，不光是银子银行体系，包括整个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加大了杠杆，而且下注与很多尾部风险的头寸。

特别的，现实中的美联储延续了“格林斯潘对策”的政策取向，相当于给上述那些行为有了包赚不赔的承诺。所谓“格林斯潘对策”是指，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只在泡沫破灭的时候，对私人部门某些大到不能倒闭的关键节点进行救助，而平时政府却不会干预监管、泡沫的形成。

这相当于美联储再说，如果没出事，赚了的就是企业自己的，没有赚，出现风险后，政府也就是整个社会出手来承担，相当于美联储给投机者提供了保险。也就相当于赤裸裸的告诉投资者，市场的底部是存在而上涨却没有限制。当然，回想一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差和保护机制，在中国的楼市贷款的市场上，国家的政策与美联储此前创造泡沫的时候，有似曾相似的感觉，也许未来的结果可能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好在中国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可以发展。

以至于在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注入，制造了一个更大额新房地产泡沫来抵消互联网泡沫的影响。而在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背景下下，居然出现了居民所能获得的抵押贷款的数量与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负相关这样的情况。

最终，房地产泡沫和低利率造成了财富效应，培养的美国长期乐观主义倾向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地产泡沫，反过来，让东亚国家包括中国不断扩大对其出口，直到后来危机爆发，信用市场冻结出现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同时，泡沫还提升了美国工资成本，影响了美国传统制造业，泡沫也影响了未来美国经济的总体产出。

任何时候，无论国别——制造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欧债危机跟美国的次债危机类似，我们从这2次危急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消费和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并会给经济带来真正的好处。

在金融监管放松的背景下，欧元区核心国家银行提高了杠杆率，由核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贷款增加同时汇率风险小时后，欧盟误以为在低风险环境中实现繁荣，这些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导致外围国家的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

而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带来了工资的上涨，而这些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制造业出现滑坡，而核心国家却应为工资水平收到控制相对于以前的本国货币相对贬值，是的其竞争力得到改善。

通过危机以来，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期经济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的升级，也就是生产率的提升，当然还包括一定商业环境的改善，这才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增长基础。而目前国内舆论过分夸大服务行业等，着急进行多元化，可能导致虚假繁荣。

所谓，虚假繁荣——由于宽松的信贷所引发的投资和消费繁荣，特别是如果来自于外国借款支撑的消费和投资，将造成工资急剧上涨，让其国家丧失制造业优势。这种“荷兰病”对经济发展反而更加不利，还将导致经济结构从制造业想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转移。

实际上，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而忽略可贸易部门或者制造业的发展对于经济体来说，还是有害的。因为它削减了未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增长的潜力。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后工业化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达，实际上是有隐含前提的，即是制造业不会发生衰退情况下发展多元化产业。也就是说，以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的支出是保持稳定的。

以危急中同样屹立不倒的德国为例，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未来，实际上道路非常清晰，就是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制造业和配套的产业，包括飞机、船舶、航天、汽车等。实际上这也给中国未来的企业家指明了方向。

凯恩斯道路——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那么厘清了经济危机原因的同时，林毅夫也揭开中国经济增长的秘诀。其实就是通过比较优势来加入雁阵模型，寻找适合比较优势阶段性优势产业来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采用了双轨制的战略。并不是像华盛顿共识那样，以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中国一边是给大型老国企不断提供转轨的扶持和保护。同时开放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给转轨注入增长活力。当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利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企业的高储蓄率、金融产业的高度集中、非常低的自然资源税以及在金融、电信行业的垄断权。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妨碍中国过去的成功，是属于后发优势引导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问题。因为大型国企大多在不可贸易部门，很多属于基础设施的领域。因此需要在不同的阶段来解决。

所以，对于经济增长。林毅夫提出了一种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不过很多措施，究其实质，还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特别在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实证数据已经表明了基础设置投资的益处，以基础设置建设为中心，只不过，在新结构主义的框架下，基础设置建设首先要选择能够帮助突破经济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对此，林毅夫还回应了，财政政策主导的刺激政策会导致的“李嘉图陷阱”问题。林毅夫对于“李嘉图陷阱”的传统分析表示了质疑，特别是可能失效的条件，更多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来体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结构改善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发达国家对这种手段表示怀疑的原因主要在于，这种机会比较稀缺。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置依旧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通过多个渠道影响一个国家的产出，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加快聚合经济的出现。

如果打算让全球走出危机，林毅夫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让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表明，即基础设置没投资增加1美元，进口就会增加0.5美元。在2009年，中低收入国家有70%的可贸易资本货物来自收入国家。

因此发展中国国家的基础设置投资没增加1美元，将给发达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这将极大的改善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就业，为其结构调整争取时间。

中国龙领飞雁阵模型 构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林毅夫指出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拥有的条件或者发达国家在某些行业拥有的表现，从而试图让发展中国国家模仿来发展经济。不过，历史证明这种道路是走不通的，结构主义经济所强调的资本密集产业和其后的“华盛顿共识”都遭遇了现实实践的失败，直到新结构注意经济学开始研究比较优势。

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发觉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完全可以在较快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在西方和东方都经过验证，正式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成功的路径。

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采用的是以英国为首的雁阵模式，而东方早年则是日本以及东南亚，后来再迁移到中国。无论国别，还是时间，雁阵模式成为了取得成功的工业化的经济体的必然道路。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阶段，未来可能形成内部的或者外部的雁阵模式。内部的就是制造业的西迁，是我们熟悉的西部大开发。而外部的，就是向亚洲其他贫穷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国家迁移。

只不过目前中国由于规模巨大，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雁阵模式的领导者，林毅夫用形象的说法，称之为领头龙的模式。中国走过的道路证明，发中国中国取得杰出增长的方式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的那些产业。然后完成阶段后，向雁阵模型更高阶段升级，而其他的低收入国家来承接此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中国已经走过了低端制造业的阶段，正在向高端制造业转向，因此从朝鲜近期释放的改革信号可以看出，朝鲜也正在接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岗位。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当然其他亚洲或者非洲的贫穷国家如果积极参与到其中，可以带来客观的经济增长。

所以，从雁阵模型的角度看西方现在的高端制造业，也许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也是中国企业家需要特别重视的观点，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升级，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过程中会诞生一批新型的企业和企业家。

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其实并非没有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具有非凡想象力的洞见和观察。在上个世纪60年代，Rostow就提出了发展阶段理论，就涉及了聚合经济和产业几圈与经济起飞的分析；后来再有Gerschenkron聚焦于经济结构的分析，同时在60年代被翻译为英文的日本学者赤松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发表的关于“雁阵模式”开创性论文，都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了经济发展可能的方法和路径。

不过由于在这些理论中涉及了一种很敏感的观念，即一个经济体越落后，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作用就越大。现实中一些国家产业政策并没有很好的引导经济的腾飞，加上经济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使这种观点始终无法融入主流。

不过新结构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具有比较优势，可贸易的部门进行干预和政策扶持，这往往能成功。而失败的案例均在于，政府跨越的发展阶段，强行实施政策，而不具备产业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而最终失败。

所以对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对于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家应该扶持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通常失败，而符合比较优势的历史经验看往往成功。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传统的结构主义者鼓励发展中国国家新办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会失败的原因，传统结构主义模式违背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失败的例子有，20世纪60年代印尼兴全国之力举办造船业，刚果在70年代兴办汽车产业。由于这些国家生产这些产品不具备成本的比较优势，没有产业集群，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的竞争。

同时，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少，大量劳动力依然直流在农村。所以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注定会失败，因为干预不可避免的会照成价格和激励的扭曲，引起资源错配。这些论断也是导致旧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转向自由主义的原因，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类似的发展药方。

中国产业升级的选择——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

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实验的失败，主要在于过分关注政府失灵，而没有充分人士到关键的市场失灵，这些失灵广泛体现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的内在协调和外部性上，对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关系论断，无外乎中庸之道，因为即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灵。这不免让人想到，正如当年邓公在改革初期，对于公有制、私有制，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哲学阐释。

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样重要。雁阵模型的成功，证明了政府在产业导向上是有可为的地方，但是市场也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机制。

林毅夫写到，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后，也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让相对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才能引导企业发展适应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时期，必然存在市场失灵，特别是经即从一个阶段向另外一个阶段跃进的时候，需要政府的行动帮助企业克服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障碍。

而在获得比较优势可贸易部门的发展后，无论选择那条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路径，最后都能够完成工业化，殊途同归。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应该在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秩序中充当某种雁阵领头龙的地位，因为中国已经基本完成所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阶段，可以将过剩的劳动里岗位，转移给其他亚洲贫困国家和非洲国家，而其他参与雁阵模型的国家，也只有经过这种方式才能积累产业结构工业化需要的资本和产业集群。

要保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系统。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还提出了一种全球储备货币p-gold来重新构建全球货币体系，能保证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能够实现均衡的宏观调控目标。P-gold是基于凯恩斯提出的名为“bancor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详细的论述相当精彩，可以从书中感受到一种经济“大同”的理想。

眼下，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在发酵，而中国经济通过30年的发展也处在一个未来走向何方的十字路口。《从西潮到东风》虽然是另一幅在世行工作对于全球经济为题的思考和见解，但是其阐释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实际上可以代替到“中国特色”一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从西潮到东风》书后有长达33页的论文、专著引述，正文中详细的引注以及图标数据显示着严谨的学术风格，显然并不是像《货币战争》那样的娱乐性读物，它所提供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蓝图，却是每个企业家和投资人士不得不认真了解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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