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经济来自好的治理机制——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思想精髓

火箭队为什么不给姚明股权？

影视明星也好，体育明星也罢，人们总是会在意其日常生活的点滴花絮，假如一个经济学家也在关注明星们的生活，那么是否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呢？当然会。比如华谊兄弟给了冯小刚以及其他明星一些股权，当创业板成功运行后，这些股权能够给明星们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而休斯顿火箭队给姚明的是一定期限的高薪合同，即使姚明合同到期，也是续约一个几年期的顶薪合同。那么为什么华谊兄弟愿意给冯小刚等人股权，而火箭队只给姚明高薪合同？在什么情况下火箭队会给姚明股权？都说明星的背后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明星所引发的经济现象和其他的普通人所经历的无甚差别。华谊兄弟和火箭队的做法都有其道理，只是人们通常都不在意这些道理，而更关注明星的光环和逸闻趣事而已。

现在我来试图通过一个理论来解释两者的差异。对于冯小刚等明星和姚明等球星来说，都是特殊的人才。用专业术语来说，这种明星所具备的特定才能可以称之为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但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力资本，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别。对于冯小刚等影视明星来说，作为导演可以在不同阶段建立相应的风格，创造优秀的作品，基本上和年纪没有太大关系；对于其他明星演员来说，虽然年轻时有一定的青春优势，但如果演技出色，那么即使年纪大了，也可以塑造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影视明星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是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创造持续的现金流。这一点体育明星正好相反。体育竞技性特征使得其荣耀仅仅停留在某一段时期，相当于吃青春饭。比如对于NBA球星来说，过了一定年龄段，就不能驰骋赛场了。这相当于NBA球星仅仅在一段时期能够给球队创造现金流，但不能一直给球队带来现金流。在这种情况下，华谊兄弟给冯小刚等人股权是合理的，因为股权的长期特征符合这些影视明星所能带来的现金流特征；而火箭给姚明的特定期限高薪合同也是合理的，这和体育明星的现金流特征匹配。

机会主义行为与有效治理机制

华谊兄弟和火箭队和各自骨干成员订立的激励合同体现了各自对参与人特征以及交易环境的理解。无论是股权激励还是期限合同，无非都是对于某种交易关系的治理。如果有一百种交易关系，就可能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治理机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治理机制五花八门，只要适应各自的参与人特征和交易环境就好。所以我们才看到，NBA联盟中球星的劳动合同与华谊兄弟给予影视明星的合同有相应的区别。那么，为什么治理机制需要和参与人特征以及交易环境相适应？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即著名的“交易成本”概念。所谓交易成本，就是指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交易前相互的信息收集费用、交易时的谈判费用、交易完成后的监督、执行以及纠纷解决费用等等。和参与人特征以及交易环境匹配的治理机制一定是带来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这是今年诺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下面我们运用威廉姆森的理论来解释刚才的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你是火箭队的老板亚历山大，你会如何有效解决球队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显然，球队雇佣球员并不是为了打几场球而已，本质上还是要给球队挣钱。因此，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只有当球员能够给球队带来好处的时候，才会支付给球员相应的报酬。但亚历山大面临威廉姆森理论假设的约束：首先，亚历山大本人是有限理性的，所面临的环境在未来是充满不确定的，因而他虽然精打细算，但也很难确知未来可能发生的具体成本收益状况，最典型的就是球员伤病，或者球员违纪，这些都可能严重影响到球队未来的现金流。其次，核心球员具有较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并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具有机会主义动机。这就意味着核心球员在获得高薪合同后，可能采取偷懒等方式出工不出力，从而给球队带来损失。核心球员甚至会对球队施加压力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敲竹杠”或者“要挟”。这些被威廉姆森称为“机会主义行为”，在激励理论当中又称作“道德风险”。很显然，作为球队老板一旦面临球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担心其给球队造成损失，即产生了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而在是否给予高薪合同方面极为慎重。

但是，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论，无论亚历山大如何谨慎，并且所聘任的CEO莫雷多么精明，也无法完全规避球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因为参与这个交易关系的所有当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所面临的环境都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无法在事前设计一个完备的合同来规制事后所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假如在合同签订以后，球员和球队产生了利益纠纷，可以通过一个高效的NBA联盟、相关的仲裁机构和法院来加以解决。问题是，这些治理结构中的当事人同样也面临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约束，因而必然也无法保证合同的纠纷完美解决。结果，在威廉姆森的世界里，球队和球员的合同必然是一份不完备合同。既然合同不完备，当然存在诸多漏洞，也就意味着未来必然存在很多纠纷。为了避免这些纠纷的困扰，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球队通常不会给球员提供长期合同，而都是提供一定期限的中短期合同。并且都是等球员打出稳定的成绩后才逐步增加球员的薪酬。这样的一种合同系列能够确保球队老板免受球员道德风险之苦。因此，一系列有限期合同所组成的治理机制就是NBA球员市场上经过长期探索逐步演变出来的有效制度安排。

当然，球员可能出现道德风险，老板也会有机会主义动机。因为球员的人力资本是专用的，转入其他行业就会贬值。这个时候老板同样也可能敲球员的竹杆。假如签订长期合同，对于未来成长性很高的球员来说，由于一开始没有打出足够好的成绩，就会在薪酬上吃亏。并且如果长期合同在身，老板就可能过度使用球员，从而导致球员人力资本过度折旧。为了防范老板的道德风险，高成长性的球员肯定不愿一开始就接受长期合同。结果，球队老板预期到这一结果，必然可以判定，一开始希望长期合同的球员肯定不是高成长性的球员，因而也就不愿乱给长期合同。所以，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论，在球员市场上，一系列有限期合同就构成了一个均衡。尽管合同都是不完备的，但期限的限制使得球员和球队都在未来获得了再谈判的机会，因而可以重新确定交易关系。结果双方的道德风险都得到有效规避。

“制度总是不完备的”

那么亚历山大什么时候会给姚明股权呢？很简单，假如亚历山大打算开拓中国市场，那么意味着姚明即使退役也仍然可以给他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这个时候给姚明股权对双方都有利。但如果没有这个打算，那么姚明就和其他球员的待遇类似了。但即便亚历山大愿意给姚明股权，给多少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少量股权，姚明肯定不感兴趣，但如果给多了，亚历山大又不愿意。这又回到再谈判当中来。双方必须通过持续的协商才能签订一份股权合同。同样的例子在华谊兄弟那儿类似，给冯小刚等人股权一定有效率吗？不一定。这个股权合同是不完备合同。当华谊兄弟上市交易后，过了解禁期，冯小刚等人的股票就可以上市流通，冯小刚等人可以通过卖出华谊兄弟的股票来获得投资收益，这样股权对其就没有激励。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公司对于重要的核心成员都采取期权激励，或者做一个股权和期权的组合，而不是简单的股权激励。这样说来，其实华谊兄弟仅仅采取股权激励是无法化解旗下明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

在前面的分析当中，我们看似在讲述NBA球员合同的故事，实际上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威廉姆森的理论精髓。按照威廉姆森的思想，只要交易关系中各方都有限理性，未来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一方就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被另一方敲竹杠，这会导致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要试图降低这些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采取适合的治理机制。好的治理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治理！这是威廉姆森的核心思想。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易关系，有些交易关系比较确定，比如球员市场上的一般角色球员，这代表了普通的劳动力群体，其人力资本缺乏专用性，所以被敲竹杠的机会多，敲别人竹杠的机会少，因而这些人都适合一般的市场化的劳动合同，同时通过组建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一系列短期合同加上工会组织，就是一个好的治理。而对于具有一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比如一般的球星、明星以及公司技术人员等，或者专用性较高但未来不确定性不大（比如超级明星球员的运动生涯有限），存在雇员和雇主双边的机会主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合同，比如有限期高薪合同附加雇员的某些保障性条款和选择权。而对于那些人力资本具有很高专用性的雇员，比如能够带来持续现金流的超级明星（冯小刚即是如此）、公司的关键技术人员和高管等，通常需要一些类型的长期合同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比如给予股权和期权组合。而对于一些特定的交易类型，比如交易关系涉及较大外部性的，比如公共安全等等，则需要组建政府组织来实施有效治理。

由此我们看到，现实世界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合同、各种类型的组织，它们组成了相应的治理机制，这些治理机制能够适应各自的参与人类型和交易环境，从而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假如一个经济体中没有选择出合适的治理机制，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一个高交易成本的经济体，因而充斥着低效率。如果我们总是幻想通过政府组织来提供标准化的治理机制，并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角落，那么结果会适得其反。威廉姆森的这些核心思想往往被人们所误读，反而被看作是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这是对威廉姆森的严重误解。威廉姆森之所以一直强调有限理性假设，就在于告诫人们，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并且是多元化的，无法事前就提供出来一整套完美的制度安排。如何形成好的治理？是基于自由选择和规则的有机结合，是基于适应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结合，而不仅仅是依靠设计。毕竟社会不可能工程化，其中更基本是一个自我演化过程。

威廉姆森的精神导师

在阅读威廉姆森的著作之前，千万要重视他的精神导师的思想：阿罗、钱德勒、科斯和西蒙。只有完整的理解这四位大师的思想，才能够真正理解威廉姆森的理论精髓。威廉姆森迄今著述颇丰，代表性体现在三本著作上，它们是《市场和等级》、《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治理机制》。而威廉姆森对治理机制的认识也是进阶的，从一开始市场和等级的简单权衡逐步过渡到不同治理机制的权衡，然后进一步过渡到各种治理机制不完全性的根源的探索（后期的威廉姆森更多强调了有限理性的作用，和行为经济学保持了密切联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看待现实经济生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我们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迪。不过最后需要提醒一点，威廉姆森的书读起来非常拗口，目前国内的译著更加难懂。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基本达意，建议读者有条件的尽可能阅读原著。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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