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相较那些直面思想和矛盾最深处的文字，书评只能算是三线之外。因为即便是恒久远、永流传的那些经典书评作品，也首先把自己所依仗的那巨人的肩头事先表明无遗。在价值观强烈对抗的时代里，书评往往多数是给人一种隐蔽的姿态，在大量的对原著精神的叙述和申发之余，夹带，贩卖一点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这样的书评和书评作者，在今天已经是比较负责任的了。更多的情况是，在原著之外，书评往往要使用有限的篇幅和夸张的表达和叙事，把自己伪装的华丽无比，实则书评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基本缺位。他们，就是所谓的职业书评人。这个时候，苏小和的书评，以他那种明确无误的写作方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那种坦承的一贯态度，使人幡然悔悟。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徘徊在当代中国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的重新审视上面，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上个世界九十年代末，也即所谓人们即将跨世纪的那些年。那时，由于中国刚刚对外宣称正式进入市场经济国家的序列，经济学家逐渐成为社会英雄，成为大众所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所有公共言论，——不仅仅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判断，几乎一经推出便立刻会成为街头巷尾热烈议论的话题。中国人对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哪一种出身，往往会在很短时间内对这个人物本人的兴趣超越他所发出的一切具有影响力的声音。人们对他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家，往往在不长的时间内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这所有的判断之中，就有我们最熟悉的所谓“站队”问题。一个经济学家，是站在民众的根本利益这边，还是不顾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甚至一般人都具备的常识，旗帜鲜明地为官方的作为作出合理解释。这是残酷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经民众确认，这个经济学家恐怕就再难扭转以往的舆论。而在那个时候，经济学界内部也在进行着痛苦而激烈的学派和观点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在那些能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极大影响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经济学家因为无法和主流经济学家达成默契，转而成为生存困难的“恶人”，甚至远走异国他乡，渐渐走出民众的视野。回首那个时代，人们还往往把很多事情归因于学术层面。但是，时代的烟尘之中也留下过一些眼界开阔、判断明确的人无尽的叹息。在苏小和的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精英群体的疑问和多年之前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第一次看到苏小和在书评里直截了当地把一些当今著名的经济学家分作了三个板块，而像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被单独分在一个叫做“草民”或曰“边缘”的版块，就开始作出了某些认定。因为我看出了他划分的标准和价值判断，从而也知道了他本人的价值判断体系。苏小和虽然并没有用上述那样严苛的标准来划分这些经济学人，我们的所谓体制内外这种概念其实也是混淆的，但他的那种明确的书评和态度，他对“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的立场和行为方式的看法，令人印象深刻。
从经济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讨论转到探寻知识分子精神谱系，除了受到文本类型的影响之外，也可以看出书评作者的视野。或许，苏小和正是从知识分子精神谱系出发，去企图规范当代一切在公共场合发出声音的知识人的。相较于经济学界的知识人，在人文领域，苏小和的书评涉及到的是黄仁宇、余英时、是何兆武、许倬云；再往上追溯，老一辈学人里他选择的是胡适，是宗白华。当代学人他选择的是冯象，是杨天石。这正好是三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这其中的老辈学人，都不太可能会再出新作，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书的解读，不会有追慕潮流的嫌疑，而更多时候往往是一种访古，作者构筑精神谱系的野心昭然若揭。对经济学家人格判断的主要依据，往往来源于他们提出的经济学主张从学理和现实两个方面对民众利益的保养，这虽然同样艰难，但至少存在一些理论工具可供判断，有时孰是孰非，高下立见；而对现代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则要比之更为艰难。这是因为，人文领域的建设和创造不会立竿见影，不会再很短时间之内看到实效或是损失。这就使人难于判断。
陶菊隐先生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有名的记者。特殊的时代和他特殊的职业背景，对于他能完成一部鸿篇巨制《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有极大的帮助。针对这样一部当代史学界纷纷给与好评的著作，作为一个书评人，苏小和从开始就提出一个疑问：“记者写历史可信吗？”。“记者写历史可信吗？”这样的疑问，显而易见是受了“我们的时代”的影响，几十年过去，记者的身份价值一落千丈，变成了媒体从业人员，充满了世俗的观点和职业强调，尤其是他们的话语，人们往往会从那些貌似严正的高调中读出低迷，从鼓吹之中读出荒谬。记者的传统已经丢失。如果说当年曹聚仁那次愉快的北行还算得上是一次严肃的访问——尽管他或许被某些遮蔽所迷惑，那么到了今天，民国以来树立起来的“记者”的独立地位和传统已然丧失殆尽。但是，对于这个疑问，苏小和最后也得出了肯定的观点。他的这种判断，我感觉其标准正在于，陶菊隐先生是否获得独立的论史地位，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说，陶菊隐先生的生平已经成了一个经典案例。由此出发，苏小和转而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陶菊隐先生能尽到一名记者的本分？能真实地记录历史？”（参加本书161页）
这样的疑问即是要探寻时代的吊诡。在一个政出多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一个记者却正可游走于各方之间，获得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运用丰富的、甚或是互相拆白的史料来源，秉笔直书，记录历史。在军阀时代，陶先生是一流的新闻人，国民政府对新闻管制以后陶先生只好从写新闻改成写旧闻了，1941年以后先生渐渐淡出新闻界，过隐居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一代卓越的新闻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从这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明白无遗地看出一种独立地位的丧失，以及一代知识人面临这种丧失是如何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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