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后记：从独立阅读开始

记得是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是的，那一时刻，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我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什么，我不知道权利，也不知道自由。我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惶奔走，无端愤怒，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底没有常识的人。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黄昏当成我独立阅读生活的开始。越几日，广州的戴新伟君竟然请我写一篇书评，他给出的题目，是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电话里，他说是上海滩上的王晓渔推荐。那一时刻，我何其惶恐。一个星期后，我人生第一篇书评诞生。
真正的独立阅读生活就此开始。几个孤独的读书人彼此喂养，结伴而行，几年之后，我们竟然创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间阅读刊物。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能看见王晓渔在一堆繁复的史料里刨开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庆坐在音乐厅里，优雅地切开古典音乐。至于戴新伟，我知道他总能找到最好的书，他在不同的书架上游走，然后把大好的阅读信息带给我们。他是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里最细腻的读书人。
生活从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态！我靠着独立阅读改变了自己。
现在，我经常想起我过去的荒芜，单薄和苍白。我想我漫长的生活其实一直与独立阅读无关。记得小学阶段，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柴油机原理》，因为我父亲维修柴油机，这本书是他的工具，文字不多，可是关于柴油机的图画很多，我一直拿它当小人书看；有一次我还读到了一本完全没有书皮的《七侠五义》，可是里面好多繁体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求父亲帮我讲，这一讲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父亲讲完这本书，兴致大发，接着给我讲了薛仁贵征西、商纣王与苏妲己的故事，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故事会，我想我的童年时代是一片空白了；有一次一个远房兄长来我家，贼头贼脑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前后差不多撕了一半的书，并告诉我书的名字叫《六十年的变迁》，我嚷着叫他借给我看，他说这是禁书，拒绝了我的请求；对我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鹰击长空》，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认真看完了，满书的形容词，笔法很激动，符合我当时的口味，我甚至把书里面的优美词语一个个抄录下来，然后想办法用在我的作文里。
    如此狭窄的阅读经历，显然不足以支持我独立思考。许多年以后，我细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第三章读到了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森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开朗。
    “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阅读基础、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
    森强调了自由阅读的重要性、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的心态。基于阅读产生的信息基础，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习惯和方法，在一个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片面的，我们的观点有可能是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叶，来自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阅读体系。一次企业家沙龙上，他听内地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有些遗憾地说到，“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论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朱先生，在给学生讲述企业的金融问题，尤其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大学校长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得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元制度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台湾，费先生和我有过一次关于媒体的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他说：“我知道内地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新闻自由之后，引来的是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的定位问题、市场的细分问题、受众的接受问题，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阅读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阅读范围拉开，则很轻易就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局面正是拉开性的，阅读的范围问题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阅读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阅读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阅读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完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阅读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是扩大了他的个人阅读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常识。这么看来，从事媒体的人在阅读时，其范围更大，而限制显然要更少。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曾经听说有人谴责默多克在东亚的投资放弃了信息自由的底线，主动迎合强权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对此不屑一谈，他说在他的企业里，他有处理信息的自由。默多克为了利润，或多或少把自己的阅读视野主动收缩了。
    如此看来，做一个真正的独立阅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坚守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从独立阅读开始。某种意义上，我对中国的阅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开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不仅要去除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阅读障碍，也要去除来自商业方面的利益遮蔽；不仅要防止群体性的盲目阅读，更要防治个人阅读上的画地为牢。我的阅读是私人性质的，但我的阅读视野却要努力拓展。我需要选择，需要交流，也需要坚守，这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独立阅读中国的快乐也在这里。
    哦，中国，这苍茫的土地，这佝偻的人群，在我的眼前缓慢铺开。这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堆积在历史里，我听见一个国家古老的叹息，也听见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残存的悲伤。多少年过去了，我以为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但是今天我读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这是我阅读中国、阅读自己最醒目的路径。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优美之路，我和我的朋友们彼此喂养，结伴而行，渐渐长成了一些有常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