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序言收获来的社会学著作

从学生时代看过少量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书之外，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这一领域的著作、思想了。

这些年来，一直执著于个人名利的奔忙，甚或自命崇高与清静，关注的多的，虽多涉有文史哲等思想领域，也多为个人修为与内心观省的东西。其行其状，不过拘节于个人中心范围，未免小我。

春节禅修长老与法师们提及修罗汉果还是发菩提心修大菩萨道，也许是个机缘，使我开始重新关注起这个世界的混乱无序与无常来。而节前后的香港艳照门事件的沸沸扬扬，以及近日重庆媒体之鼓噪张晓舟事件，都有意无意让我看到了民众的群氓心态的普遍显现。这些因，无疑都在促使着我开始从自我关注，走向社会整体的关注。回头来看，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似乎也正是将向内关注的所得，上升到与世界的融合，以一个更高等级的身心灵整合状态，来寻找一个证悟与解脱。而这个证悟与解脱，放之于四海度化，或许就是大菩萨道，大慈悲心了。

葛先生为序，刘建翻译，阿马蒂亚·森所著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确实说是一本非专业的通俗论述集。阿马蒂亚·森，更是一位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感谢这个叫葛维钧的人，他写了一个序，很晓畅的语言介绍了阿马蒂亚·森这样一位伟大的穷人经济学家。通过是序，我读到了我久违的，对社会学、关注民众、以致经济与政治对民众的影响的那份浓烈的求知渴望。

年过三旬的一个男人，或者责任感原因，不得不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交叉影响，然而眼里尽是股灾、矿难、通膨、饥荒、恐怖主义、全球变暖……这个我们为之奋斗的世界，似乎正在成为我们越来越不想要的世界。

我们需要答案。

在葛先生简要的介绍里，阿马蒂亚·森似乎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答案。也给了我们一些清醒的参考。

兹郑重推荐关注自我内心的人，以及关注社会民生的所有平民的思想爱好者，都来读读这本书。

以下，是我对葛先生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序的部分摘录，它们，这两日正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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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
福利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森穷其一生致力于这一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

通过审慎考察近年发生的重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阿马蒂亚•森指出，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低端地位的人，特别是那些根本无阶梯可上的农业劳动者。

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

‘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容许自由讨论，撤消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

‘过去的一百年间的确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较之下，在20 世纪出现的种种伟大成就中，我还是毫无困难地选择了最了不起的一桩：民主的兴起。’

那些反对民主，否认它的普世价值的人，经常拿来当做借口的，倒不是国民缺乏要求——因为这不合事实。他们百般推诿，借以搪塞的最后理由，几乎总是国情不同，不可强求。
所谓国情不同，又常托词民穷，说穷人向来只关心面包，不关心民主。

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
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
实际上，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话，完全是从统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说出的，他们早已捂住了穷人的嘴巴。他们意图用生存之权充抵民主之权。
而事实是，抱持此论不肯放松的统治者，很少有谁真心实意，为其底层民众提供过最起码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权

针对国情论者的观点，森的态度坚定而明确：‘民主绝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到了现代，到了今天，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谓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备之物，它已如空气和水一样，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为任何权势所不可夺。

阿马蒂亚·森在中国知名，还在于他有着另一个传遍世界的称呼：‘穷人的经济学家’。有了这个称呼，倒好像经济学家站起队来，有了穷富归属。果有其事吗？试看中国经济学界占据要津的名家都在做些什么：有主张福利制度和最低工资规定纯属多余的；有主张血汗工场能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有主张改革中损失最大的是领导干部，故应重点补偿的；有称八亿农民和下岗工人为巨大财富，是他们保证了少数人的享乐，故应维持现状的；有主张黑窑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社会发展必得有人（当然包括被骗农民、童工、智障者）付出代价（当然包括血和生命），故有促进社会发展之功的。这些人，倘予归类，恐怕的确非‘富人的经济学家’莫属。所有他们的说法，无一不以无情的经济有其自身规律为立论基础，要求将客观分析与情感流露划分开来。这个说法，我们一直相信。但是，自有阿马蒂亚·森出来说话，我们才知道，事情原非如此。他所研究的福利经济学致力于把道德评价标准应用于经济制度，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在他那里，经济学并不是冷冰冰的‘铁则’，而是可以有人文关怀的。他认为，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狭隘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的话，致使伦理学的重要性被大大淡化，导致了自身理论上的缺陷。因此，“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互相脱离造成的”。他呼吁 ‘关注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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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再引用葛先生序中言论作为结语：“作为普通人、门外汉，经济学的深奥理论我们无法弄懂。不过，有个实事我们清楚：我们不研究经济学，但经济学研究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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