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增长连结下的“地方性知识”：以中国乡镇企业为例

将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放到一块来谈，罗德里克绝非第一个，也绝不可能是最后一个。但本书仍不失近年来读到的最精彩的论述（降一颗星完全是因为翻译~虽说总体通达，但人名术语明显缺乏校对。比如，“Penn World Table”整个是数据库的名称，6.1,6.2则是版本号——到了中译本竟成了令人哭笑不得的“Penn World表6.1”，好像是一篇名为“Penn World”的论著第六章的第1张图表！）

除了其融合全球化背景将三者串联讨论的宏观视野上的大气，配以丰富翔实的国际发展案例比较（从东亚到拉美，从东欧到非洲，各国段子信手拈来却不失严谨），本书最吸引我的倒不是广受好评（也颇有争议）的“诊断增长法”——固然有创意，但其本质仍未跳出“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而只是将这一框架少有地运用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主体（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身上。（当然，图2.1的增长诊断——以及p62的公式3和4——仍不失为全书精华！）

真正吸引我的，是“诊断”背后所暗含的逻辑，也即罗德里克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中译本的翻译是“本地知识”，反正英文都是local knowledge）：正是“地方性知识”的各不相同，才会将“揭示这三个因素（广义的积累的回报、这些回报的私人专属权或可占有性以及实现这些积累的融资成本）中哪个会对高经济增长产生最大的制约”作为“诊断分析的第一阶段的目标。” （p61）也正因此，本书的原版标题，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也就颇值玩味。这里的One Economics,从开篇即可知是指古典经济学（虽然阅读中我却不时地想起哈耶克）。而Many Recipes，也是我认为本书的最大贡献，则是指明了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可以也应该允许不同的政策路径来体现。比如被全书拿来当“靶子”的《华盛顿共识》。其实本书并未创造出某种思路去颠覆《共识》。对其所倡导的利率自由化、解除政府监管、纪律财政与稳健货币，罗德里克都是赞同的。但区别于其他的发展援助专家，他明确地区别出作为目的的《共识》与作为手段的《共识》。在他看来，《共识》只是应当达成的最后目标，但“良好经济管理的基本原理并不直接映射到唯一的制度安排”（p27）（即其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然而长期以来强灌给拉美的各种方案，却都把《共识》抽象成一种手段，更糟的是还认定有唯一的“最优路径”来落实这一手段。其结果，便是至今令人惋惜的拉美“失去的十年”。

读完本书后紧接着读了黄亚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黄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成功经验来讲，中国早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成长以及政府对教育、卫生等的投入类似于东亚各国；就不足而言，贫富差距、国有垄断资本与“裙带资本主义”则都是中国经济日趋“拉美化”的体现。这些观点大体上我是同意的。但如果硬要“拼凑”出一个“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的改革经验真正值得世界借鉴的地方，联系罗德里克的论述，我觉得就是中国用“非标准的制度安排”产生了“标准的结果。”（p23）而这正是基于对“地方性知识”的准确认知与深刻把握才产生的。罗德里克举了中国乡镇企业的例子（p90）。针对私人投资和企业家精神尚未浮出水面的经济体，标准的经济学思路必然是通过私有化来创造激励。然而私有化所依赖的严格先决条件：完备的产权与合同法、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当时的中国却无一具备。他引用钱颖一（2003）的论点：“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产权直接归地方政府所有（并由地方政府分享收益）要比法律上位私人所有安全得多。由地方政府控制所带来的隐含安全保障可能超过因缺乏私人控制而导致的效率损失。”相比之下，一个明显的反面教材便是俄罗斯。（p90）

对此，罗德里克总结道“[不同的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约束、行政管理能力和市场失灵程度。”（p27）而如何才能准确地收集与把握特定的“地方性知识”，罗德里克认为最好的机制便是民主（“参与性政治体制”）——而这是让我想起哈耶克的另一个原因。的确，罗德里克试图用大量证据证明民主可以带来（更容易预测的）长期增长和短期稳定、更好地处理负面冲击，并带来更好的分配结果。但这似乎与刚才举的中国乡镇企业的例子产生了矛盾，因为该例中完全是威权的地方政府控制优于民主的私有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除了地方政府间接供给了产权的保障，从而契合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另一个功不可没的因素，尽管书中并未提及，但我认为应该是执政党将经济绩效与升职空间严格绑定的晋升制度：政府官员不但能部分内部化提供产权保障的收益（由此，作为企业家最可能面对的征用者的政府才能克制征用的欲望而反过来与企业家合作）；同时也必须承担保障不力的经济成本与政治成本。这样便提供了恰当的激励促使官员自己去激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市场信息，而不是在一个市场各方面都未成熟起来的环境下坐等信息由下而上的反馈。

同时，乡镇企业自90年代中期后开始衰落，与其说是地方政府没能继续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倒不如说是管理“地方性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弱。首先，90年代中央重新收拢财政等资源标志着十多年“分权”尝试的式微，而收集“地方性知识”的主体越是高高在上，收集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小。这正是哈耶克早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便做出的判断。其次，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已从超边际的、“没有输家”的改革逐渐过渡到结构调整的“阵痛”。国企工人的大量下岗、农民负担加重以及民间运动冲击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迫使政府对晋升制度作出调整，在单一的经济绩效之上增加了环境、民生和其他公共产品等议程。议程越多，所包含的“地方性知识”的容量便也越大。如果说改革之初的政府还能靠独创性的思路假以运气来有效地掌控“地方性知识”，那么随着议程的增加，通过民主而粘合的“自发的人类合作扩展制序”无疑变成了更有效的选项。最后，即使议程没有增加，地方政府所面对的行为个体的异质性也已今非昔比：经不住私企活力冲击的国企最终借着政府干预的强力“起死回生”，从乡镇企业的产业链合作者演变为竞争者；同时兴起的吸引外资热潮则使外企享受了更多的优惠。就业者层面同样产生了分化：进城打工的与留守农村的、捞到“第一桶金”的与丢了“金饭碗”的……经济绩效不再是简单的共赢。在“地方性知识”不再能够串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福利收益都会给他方的福利带来复杂的连锁反应。严格意义上说，即使民主制度也无法很好地平滑这种可能的摩擦。但作为一个次优制度，它至少赋予不同个体（平等地）在政治层面上交换/交锋观点与偏好的权利，即从机制设计上尽可能去靠近这个目标，并在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最小化社会成本。用罗德里克的话说，这是种“双重‘承诺技术’：它警告社会冲突的潜在‘赢家’，他们即使获胜其收益也有限；同时也对可能的‘输者’承诺，他们的利益会得到保障……通过降低不合作策略的收益而激励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有效合作。”（p151）

关于过程平等与结果平等固然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这一转变却很好地体现了本书对启动和维持增长的区分。前者往往只需一小部分（贴合当地环境“硬约束”的）政策改革即可做到。这种改革“之所以常常基于非传统因素”，部分原因恰恰在于“标准的改革议程对制度的要求太高。”（p46）然而增长的启动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意味着社会生态, 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知识”的多元化。由此，经济增长的维持才会要求更广泛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Last but not least，如果这本书还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便是罗德里克这样的一个发问/反问：是否我们对于经济增长谈论如此之多也正是因为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呢？（p51）增长与制度的连结的确牵扯太多组错综复杂的千丝万缕，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谈更是如此。所以我才会觉得谈论“全球化”的第三篇充斥了太多宽泛的乐观理想主义而不如上两篇来得精彩（尽管扩展版的三元悖论又让人眼前一亮）。但不管怎样，对于结束语里的那句“经济学家要学得更谦逊一些”，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我不能同意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