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摘

查尔斯·汉迪是欧洲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的工作形态”等新观念闻名于世。早在20多年前，汉迪就预言21世纪的全职工作者将不到就业人口的一半。他本人在49岁时亲身实践这一预言，转职为独立工作者。(汉迪的系列作品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解读大师”栏目现陆续选载查尔斯·汉迪的部分著作，希望读者能够藉以聆听和理解这位管理大师的理论和思想，敬请大家关注。本文系编者根据汉迪《饥饿的灵魂：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部分章节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从我写作的房间可以远眺英格兰东部的田野与森林。这真是抒情诗一般的田园景致，只待日后有像英国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之类的画家用油彩把它捕捉下来。看着老照片，你会觉得眼前的景色跟100年前一摸一样，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人们仍然坠入情网、生儿育女、遛狗散步、家长里短，生生不息。每个人都必须处理的几项人生大事——爱与死、寂寞与责任，仍然在我们肩上。

　　然而表象是会骗人的。100年前，两个人在这片田野上用大镰刀收割谷物的速度是一天1英亩。今天，约翰一个人只消一天就可以收割20英亩，而且还只是与雇主之间的契约约定。过去的小农场如今已经被某个较大的东西吞噬了，原有的工作方式也已不复存在。村里的居民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为电脑公司、房地产公司或是出版社工作，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连接是电脑与传真机，而不再是耕作的农具。

　　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把这种工作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丈夫与妻子往往一整天都不在家。这就不太一样了。屋子里的墙上装了防盗警报器，过去这里的人，可是连门都没想过要上锁呢！

　　装警报器是因为在那些屋子里，有许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去偷的东西。我们在物质上更富足了。不过有些人却觉得错过了机会，或者如果他们还年轻的话，也担心自己可能连机会都没有。对于该做什么、该买什么还是该住在哪里这类事情，大家确实拥有更多的选择，但这并不表示选择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尽管大部分的房子看来仿佛一直都坐落在那里，但是住在屋里的人却并非是在这个村子里出生的，而他们的孩子一旦羽翼丰满，也会离家单飞。这里不过是过客住的社区罢了。

　　我们住的村子可说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乍看之下，生活似乎仍然像往常一样，可是仔细一瞧，变化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层面，并且深植于生活之中，而我们也很乐于把这些变化称之为“进步”。

　　20年前，当我们买下这座小屋时，厕所是在外面，而且也没有电。但是，现在住起来可舒服多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要比过去舒适得多。然而天下之事，鲜少不是祸福参半的。

　　财富能买到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都被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给搞糊涂了。我们为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固然不容置疑，但它也将人划分为贫与富，并且把许多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力消耗殆尽，却不见得会导向一个令人更满意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纵然如此，任何事物(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商业化的这种流行新趋势，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一家医院，以及我的生活，远远甚于区区一桩生意。

　　累积相当的财富却无法使用，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的估算，全世界有1/3的工作者失业，或是只能兼职，那么创造财富所需的效率又有何意义？这种不断要求成长的热情何时方休？倘若以现今的速率继续成长，再过100年，我们将会买下16倍于今天的东西。即使世界的环境可以容忍这些负担，我们又该拿这些东西如何是好？当今一共有70家大企业规模比许多国家还大，它们会不会继续成长？它们的成长对我们重要吗？

　　位高权重者对于这些问题不但漠不关心，而且还颇为志得意满。人们以为这些忧虑只是伴随变化而来的，时间、科技与经济增长一定会理清一切。我对这种想法感到失望，也为这么多人的生命遭到虚掷、人在财富中却仍穷困潦倒的现象感到愤怒。我关切的不仅是较为形而上的人生观与人生目标的付之阙如，更担忧经济神话充斥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并非人生的意义，我们想必得做些什么，才能恢复这个平衡。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的误导

　　错在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

　　科学、经济学与宗教相互竞争的传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确定，悟到了我们的注意力。科学似乎是在暗指“我们”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塑造而成的，因此干脆躺下来好好享受吧。经济学则提出物质方面的繁荣富足才是共同目标，倘若接受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根据市场定律与效率原则，其余的一切都将难以抗拒得纷至沓来。

　　宗教也提出一套自己的谬误理论，并且大力宣扬，说什么只要遵从它们的规则，或是信仰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一切都会安好；即使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如愿，在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也一定可以得偿所愿。

　　但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传统的说法都可能是对的，然而早已注定的想法，确使我们的心灵抗拒不已。

　　成为金钱的奴隶

　　甚至是玩弄市场、赚进百亿元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感到忧心。

　　他曾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表达他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即造就出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里，唯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那就是物质上的成功。

　　他说，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相信天底下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所以，必须允许各式各样的信念同时存在，而且要加以保护。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自由自在地做决定。资本主义却因为坚持经济挂帅，反而可能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

　　我的希望来自于一种预感，我想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在怀疑、在忧虑，他们知道生活不仅仅是一桩生意，更觉察出造成生命轨迹真正差异的因素或许是爱、是友谊、是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或是某种理想和信念，而非金钱。到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人生确实有特定的目标，虽然找出这个目标究竟为何，可能颇为困难，但大多数人对此都有相当程度的野心。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个可敬的社会里，过着可敬的生活，只要有半点机会，这种愿望也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都是善良与邪恶的混合体，我们的身体里既有心，也有头脑。倘若可以再信任自己的头脑与心多一点，对那些规则、教条再少相信一点，我们才可能重新掌控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相信”决定人生

　　一切都从我父亲过世时开始。虽说他亲切又有爱心，但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沉默的平凡人。40年来，他在爱尔兰乡间担任基督教郊区牧师。他对晋升没有野心，在金钱方面也小心翼翼(因为钱实在不多)，工作起来一板一眼，对信仰则虔诚无比，是个传统的基督徒。

　　我父亲与创造财富的那个世界，或是那个世界制造的产品，都没有什么关联。

　　我18岁的时候，已经发誓绝不再甘于贫穷，绝不再上教堂，也绝不以当时的生活状况为满足。我远离家园去追逐名利与财富。一开始，我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管理者，然后成为经济学家，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我四处闯荡，出版许多论文和书籍，总是野心勃勃地想登上巅峰，忙得没有时间顾及家庭。“我到10岁的时候，”多年后我女儿说，“都以为你只是星期天和我们吃饭的人。”

　　后来我父亲在他耄耋之年去世了。

　　我在部分文章中曾提到过父亲的葬礼，我为赶来向他道别的人数之多、哀痛之切而惊愕不已。显然在他有生之年曾经影响数以百计的人，而他所用的方式也是我从来不曾想象的。他显然做对了什么，只是愚钝的我看不出来。其实他也影响了我的人生，显然他已无缘得知。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相信人生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的确是有关系的。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金钱与家庭，其重要性可能也是按这个顺序排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只不过顺序刚好颠倒。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想：“何必那么费事？”这时，我都会回忆起西里 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说的话。有人曾问他对美好人生的定义，他回答道：“写一本书，6点赴晚宴，与所爱的人游览意大利。”这个定义颇有中产阶级的特色，而无论你对乐趣的定义为何，它都应该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康诺利，也可能对晚宴与游览意大利感到厌烦，至于苦多于乐的写作就更别提了。

　　并非只有我由此怀疑与困惑。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的《极端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书的结尾推论：“我们的世界冒着向外爆炸与向内破裂的双重危险。它非改变不可......如果人类想拥有一个足以辨认的未来，就不能仰赖仅仅延长过去或现在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基础建立第3000年，我们将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若是改变不成，剩下的选择)就是黑暗了。”

　　那么，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进步又是什么？在探询这些答案的过程当中，我将论及一些前人着墨甚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至少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有许多哲学家提出来辩论了。正如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所指出的，我们仍必须把这些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的组织正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一端是大部分人所从事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再具有组织该有的作用；另一端却是规模越发庞大的企业，简直富可敌国。

　　从较大的一头来看，表示他们只是有效率地对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人负责；另一头则是它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对跟自己一起工作，而非为其工作的人负有相同的责任，因为其中许多人根本不属于这个组织。“财产是财富与权力之基础”的老想法，如今已经不再适用。过去的组织认为，它们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而今身为个人的“我们”，再也不是任何人的财产。

　　随着一切传统结构的消失，“我们”都不得不为自己负责，而且比过去更为彻底。因为，我们被宣判“获得自由了”。

　　组织与个人都必须先决定其自身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

　　组织(尤其是企业)与个人，都需要一种专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值得感谢的是，“组织”不再是所谓“人力资源”的模糊字眼，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且各有各的生活。但我们实在已经无法毫不顾及他人，而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无法离群索居，完全与人脱离。因为，越是专注于自己最拿手的事，就越需要他人的协助，自给自足是无益的梦想。即使是从事农耕的庄稼人，也需要别人制造的卡车来装载田里生产的农作物，再行驶于他人维修的道路上，才能将货物运至市场出售。

　　适当的自私

　　自己与他人、个人(或个别组织)与社区的接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在英国人的世界里，个人是个起点，然而在德国、日本与中国，尤其是中国，传统上都是集体优先。不过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区最后都得接触，都必须在自由与承诺之间取得妥协。

　　身为爱尔兰人的我当然也无法离群索居，但我的生命乃是从我开始。我称之为“适当的自私”(Proper Selfishness)， 也是对自我的追寻；矛盾的是，追寻自我最好的方式，往往竟是通过与他人的纠缠。若想做到适当的自私，靠的就是为自我找到一个超越小我的存在意义，最后才可能承担起尽可能发挥自我的责任。这是享乐主义的一大悖论，换句话说，唯有在抛弃小我的时候，才能最大满足自我。

　　本书的主题是，我们心里都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标，因为这么一来，我们才可能将自己提升至一个梦想不到的境界。倘若有这种适当的自私的话，我们的社会或许会演变成比较好的模式。

　　“适当的自私”是一种乐观的哲学，因为它相信人终究是正直而可敬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之念，因此人的社会企图控制恶念是合理的。不过人生绝大部分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把人设想成最坏的，而且也表现出来，那么他们往往会证明你是对的。如果我们设计制度的原则是基于人是不能信任的话，那么那些人也不必费时博取信任了。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也可以信赖的话，他们也常常会如你所愿。乐观的人总是失望得多，但人生若没有希 望，可就太黯淡了。

　　史上最伟大的图画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一幅图画——15世纪意大利画家皮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Francesca)的《复活》(Resurrection)。如今它仍然在500年前所画的一面墙上，也就是在意大利的赛波尔科罗小镇的市政厅里。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壁画是那么难以移动，因为穿越意大利山峦来到小镇，走进弗朗西斯卡画画的房间，看看他为人类所做的珍品陈列在眼前，仍然令人兴奋不已。

　　这幅画很大，画满了整面墙。它描绘的是基督从墓中升起，而本应在旁边守卫的士兵却睡着了，身子倒在石墓的侧面。在赛波尔科罗的山丘与柏树间，在灰色晨曦的烘托之下，基督的身形是高贵而威风凛凛的。首先令人震慑的是那一对洞悉人心的眼睛，既大胆且意味深长，令人无所遁形。这是一张看尽人生的脸孔，而且他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位置在哪里。我曾注视这幅画良久，每次走开时总是感到迷惘，然而却又无比的振奋。

　　每个人都可以从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汲取属于自己的意义。对我来说，《复活》蕴含了一种隐喻，而非传统的宗教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自由挣脱过去，并且重新创造自己。如果这么做，我们将更强大，也更为坚定。即使在许多人眼中，目前我的人生算是一大失败，但正如同那幅画中人的一生，最好的还在后头。

　　我不需要像那些士兵一样睡倒在一旁，等待命令。我可能看不到自己努力的全部成果，但是我一定奋力让其他人受惠，即使在我死后也不足惜。那才是我能了解的一种不朽。这个意义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种企业与组织。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过去，最好的永远都还在后头。

　　支持我的就是这股希望以及一个信念，我相信，当我们关怀他人以至于忘我，或是为超越一己之私的理想而努力的时候，才是最圆满的自己。我们正值应该信任自己的人性甚于制度的时候，却误信了十足自利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像超越大自然的程序一般超越这个制度；我们应该信任自己是既伟大又善良的，即使偶尔信任放错了地方，也往往很值得，因为我们心中都殷切盼望着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还有哪里比这里更适合开始呢？就如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在“秋日之旅”(AutumnJournal)诗中所描述的：

　　如果有什么可行、可以实现的事，就是现在让我们梦想吧并且祈求一片乐土......

　　在那儿，纯粹权利与纯粹利益的祭坛已经弃置不用，那儿不曾有人见过什么人以鲜血与金钱的代价买下金钱与鲜血，那儿的人不再虚掷时光于坚持己见，人人乐于与他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