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规律与金融家的底线

金融的规律与金融家的底线

金融业和公众之间的微妙信任关系已经被金融危机打破了——有研究证实，此次危机是由金融业内部产生，并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家所引发的。而且，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点：债务的滥用不受任何审慎风险管理的约束，概莫例外。从2015年的千股跌停，到2016年多个银行爆出票据问题，金融风险一触即发。我以为，中国要对世界经济及全世界20%的人口负责，既不能容忍金融家背叛金融的本质，更不容金融业背叛实体经济。也正是基于此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经济认知。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提出了风险警示。他强调，金融领域改革的重点是“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与往年不同的是，2017年的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的背叛”都是从欺骗开始。在青年学者劳若珺编译的《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下称《金融的背叛》）一书中，美国前纽交所副总裁乔治·乌杜博士揭开了金融业虚假繁荣的真相，即“由于金融家们的背叛，金融业也背离了经济”，“金融自身成为了目的，而不再关乎其理应发挥的社会与经济作用”，甚至仅保留了“金融服务业”的“金融”二字，却将“服务”抛诸脑后。从“日本梦”的破灭，到“拉美国家的负债”，再到“世界的金融危机”，首先应当归责于金融机构，正是金融机构的金融家们引发了金融危机。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经济必然与华尔街金融的荣衰深度的扭结在一起。比如，华尔街金融危机势必波及中国资本市场，A股走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持有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的海外投资者还可能大量抛售中国资产以回母国自救。因为不是个案，大规模的撤资不但极易诱发系统性经济（或金融）风险，还会使不少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宏观审慎政策主要使用审慎性工具来限制时间维度和跨部门维度（或结构性）的系统性风险累积。一如乔治所言，正是政府及行政监管部门的放任政策使得金融危机成“必然”，而这种拒不认错、反思的行为让公众如何恢复对银行的信任呢？这种否认，这种不承认对危机负有责任做法，又怎么能够恢复市场信心呢？如果把“引起一场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卸给“贪婪的投资者”，普通投资还怎么敢、还怎么会信任金融机构呢？我以为，要恢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一是不再玩弄那些或明或暗的花招，以试图向那些已经感觉上当受骗的顾客收取更多的费用。二是学会与公众沟通。在服务行业，沟通能力不可或缺，而金融也是服务业。三是不要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到人具有动物精神的本性（恐惧与狂热、从众行为、依赖倾向、竞争本性，等等），尤其是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不要再去狡辩、推卸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部分错误”，用自由市场理论（政策）去拆解监管中“过错”或“失误”是毫无意义，逻辑上也是行不通的。

乔治认为，金融并非神话，却被刻意地弄得神秘兮兮，甚至背离了金融的本质。“只要我们不构建合理的制度来实现真正透明诚信的管理，那这场骗局就会继续下去。金融的不透明，并不仅仅因其复杂性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领域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玩家’不愿意让你了解金融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继续散播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谬论，并蒙蔽公众的视线。”在《金融的背叛》一书中，乔治尖锐地批评金融家的虚伪和贪婪，“任何试图声称自己也被蒙在鼓里的辩词都是苍白无力的。”当然，透过金融的芜杂表像对金融危机的追根溯源，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找到几个替罪羊，而是试图发现政治经济体制中隐藏的那些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得以纠正的薄弱环节，以避免重蹈覆辙，或者亡羊补牢。乔治强调，金融机构不仅要服从监管，更要对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对其基本的行业原则，乃至所秉持的价值标准躬身自省。

金融风险没有国界地域之分，也没有预期有无之别。在《金融的背叛》中，乔治分别从“央行为何没有洞见危机”、“债务与股本：过度负债之殇”、“次债骗局”（次级贷款）等方面透析金融的本质及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乔治认为，金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社团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就应以消费者为中心。”首先，金融规律和经济常识是欺骗行为的“照妖镜”，消费者（或公众）也应对金融机制有基本的了解，或者懂点经济常识，这不仅仅关乎自身的财产安全，还关乎市场经济能否高效运转。“庞氏骗局”之所以蔓而不止，就是因为有大量无意识的追随者，太多的投资者只单纯关注表面回报，而看不懂背后的风险。如果普通投资者掌握基本的金融经济规律或者投资常识，难道还会往金融陷阱里跳？其次，即便是陷入金融困境，金融家们也应该认真严肃地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负责。当然，华尔街是贪婪的，不要指望金融家们汲取教训。所以，防控金融的背叛，关键取决于构建何种金融体系及如何监管金融机构，以使其不触犯道德法则和自然法。

从后果看，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至今余威尚存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达经济体主要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发展战略方面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以及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所以，乔治强调，不但消费者（或公众）不能容忍“金融霸权”，政府也不应将“金融仅交与金融家之手”。从金融监管与改革实践看，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系列峰会不但明确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还确定国际金融改革的最终方案。为响应G20峰会要求，相关国际组织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主要经济体也强化了对金融的审慎的宏观管理，相继改革了国内金融监管体制。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编撰的《有效宏观审慎政策要素：国际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目标、组织结构安排以及职能和政策工具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分析，就如何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恢复市场信心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作为G20成员、FSB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成员，我国不但深度参与G-SIFI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和监管要求的制定过程，还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建设，“到2020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战略目标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金融改革的方向已然明了，一是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二是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并处置一批风险点，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处理好金融改革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在《金融的背叛》中，乔治提出的停止欺诈消费者、规范薪酬制度、让董事会真正负起责任、重整监管部门、制约金融创新、重归透明简单、确保资本诚信、给评级机构戴上紧箍咒、重新界定金融风险、监督资本市场中的对冲基金、让咨询顾问言而有信、全球监管机构协调一体化等十二项改革意见，不但击中了金融业改革的核心，还找了准突破口，对我国防控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风险尤具参考意义。

原载2017年《产权导刊》第五期P77~79，发表时标题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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