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的,老是和谐@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的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4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作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剧本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的戏剧一样: 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特意为出席这个节目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里奥纳多·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梅杰·鲍斯的爱好者时间”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于是,在电视节目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证据有:
a.电视播音员的选择,一般标准是一张“可爱”或“可靠”的脸——在挑选播音员的过程中,淘汰掉的,总是那些相貌不适合每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人:那些不漂亮的女人或50岁以上的女人、秃顶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鼻子太长的、两只眼睛靠得太紧的人都必须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选择播音员,其实就是要集合【一群会说话的时髦发型】和【一群在杂志封面上受欢迎的脸】——这其中隐含的逻辑就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被接受的程度】——古代有一种风俗:带来坏消息的人要被驱逐或被杀死。难道电视节目要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恢复这样的传统吗?电视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吗?
b.电视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的一段,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此中隐含的理念是:【电视节目制作者的全部注意力要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很少有观众对此表示奇怪:这说明严肃的公众话题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荡然无存。音乐这个符号在电视中的作用,事实上等于剧情和戏剧的关系一样。
c.电视新闻每条占用的时间平均为45秒。虽然简短并不总意味着缺乏重要性,但要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报道一个具有相当严肃性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条新闻。事实上,观众也没有机会去思考。因为电视上的图象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象的力量足以压倒观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d.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浑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e.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厥倒。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在看电视的时候,尤其年轻观众比任何其他观众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作出理智的反应。
(4)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它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之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之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之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说,它被称之为【杂耍】。
(5)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信息】的含义。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真实越来越远。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其严重性不在于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可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办呢?
(6)现在,电视已成为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一个【样板】。和早期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作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7)我们已经快速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之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之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欢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也从来没证明过,一个自认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制作新闻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宗教组织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的缺陷。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查尔斯。芬尼,个个都是学识过人,精通神学,具有高超的表述能力。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与教堂的神扑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电视最擅长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西塞罗: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对于电视的批判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本身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一个意外,就像政治的转变让可敬的乔治·奥威尔感到吃惊一样。确实,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奥威尔发明“新话”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商业广告的措辞”。但当奥威尔在他著名的散文《英语语言的政治》中说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的形式时,他想要说的是,虽然政治是腐败的,但它仍将继续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模式存在着。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多。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了担忧。前任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就提出要禁止政治“广告”。甚至电视评论员也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比尔·莫耶斯在纪录片《30秒钟的总统》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对于电视广告的认识来自我几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在纽约参与了拉姆塞·克拉克对雅各布·贾威茨的参议员竞选。克拉克十分迷信传统的政治话语模式,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意见书,对从种族关系到核武力到中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明确的观点。他的意见书里充满了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资料,具有非常开阔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他也许还应该画一些漫画。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雅各布·贾威茨确实利用了漫画。我们不知道贾威茨是否也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竞选利用了一系列的30秒钟电视广告,在这些广告里,他运用了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经验丰富、正直虔诚的人。据我所知,贾威茨和拉姆塞·克拉克一样相信理性的重要,但他更加相信参议员位置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明白,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的,他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赢得了席位。在美国,任何慎重的竞选者都应该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老生常谈了。我想回到“形象政治”的含义这个话题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电视广告塑造政治话语的第二种方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繁琐,15秒到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说电视广告的主题是产品就像说乔纳的故事主题是解剖鲸鱼一样,完全不相干。说得深入一点,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
名人和出名是完全不同的。哈里·杜鲁门广为人知,但他不是名人。不管人们何时看见他或听见他,他都在大谈政治。我们很难想像杜鲁门或他的夫人会作为嘉宾出现在《戈德堡一家》或《我记忆中的妈妈》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根据常识: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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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作者: [美] Neil Postman
出版社: Penguin Putnam Inc USA
副标题: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出版年: 1986-11-1
页数: 192
定价: GBP 11.3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140094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