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信仰，你就怎么生活

相信很多人会认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正陷于泥沼。诚然，世界走出蒙昧状态后一直风起云涌的演进，每个时代都有阶段性的难题，每个国家都有其对内对外的困境。历史地去看，我们并不困扰，过去属于死神。我们正在经历的，却因为过于切近而看不透。未来呢？未来是给定的吗？还是不断被塑造着的？

一些有关我们现今的生存状态我们所忧虑所困扰的问题在汪丁丁教授的《人与知识》里得以明晰的呈现。本书集结了丁丁教授散见于平煤和网络的部分文章，不同于学术著作，这些文章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将每篇文章的关键词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思想地图，为身处迷茫中的我们勾勒出一条思考的路线，直指问题的根源。整体上来说，丁丁老师的思考是哲学思辨式的、深刻的、具有启发意义的。

丁丁老师是学经济的。但是他的知识结构却并不局限于学科本身。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熟读。引经据典是平常事。这和他长达20年的海外学术生活不无关系。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理性指引着近现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基于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而飞速发展。然而科学理性将世界客体化的逻辑解答不了终极问题。当代具有哲学头脑的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解构了确定性的世界观，他认为时间先于宇宙大爆炸，“人类正处于新理性诞生的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将不再以确定性为基准。”如果世界得以存续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呢？丁丁老师用他的思考给我们作出了指引。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文字的出现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我们大规模获取到的演化至今的人类知识已经脱离它所产生的情境，对知识的被动接受压倒性的战胜了自我体验的过程。文字让知识所包含的鲜活观念和生动思想日益死去。所以，文字的代价就是智慧被知识所取代。我们的求知若只是希冀最大限度的占有知识，不但会深陷于阅读饥渴和焦虑之中不能自拔，而且“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替代”（马克思），人的存在必归于绝对的贫困。这就是知识的困境。我们脱离了浅薄的“恶”（怀特海），却遮蔽了自我的心性。老子在《道德经》里早就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支撑物质世界的知识力求丰富，而面向精神世界的真理（天人合一）却需要不断减除各种身心的障碍和干扰。老子说的是方法论的范畴（佛学讲法门）。知识大爆炸导致的结果是越来越远离“心性自然”（梁漱溟）。当然这与西方哲学和科学一直强调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性”不无关系。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但无奈近现代世界被西方哲学和科学主导。人们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使知识越来越功利化，落入“舍本逐末”的窠臼。必须经过“离形去知”的自省和批判，让知识内化成智慧，知识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知识返归常识才会有根，才接近于“真知”。人类只有在智性之光的照耀下才能找到一条前行的路。知识的本末倒置不但让人生减损了意趣，而且还会让社会的发展陷入知识技术化分裂造成的困局。丁丁老师对此念兹在兹，并试图在理论和实践（在高校开展跨学科教育）上为知识返璞归真寻找一个出路。

警惕理性的自负
丁丁老师的思想深受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康德提出的启蒙理性曾经历史性地把人类从宗教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尼采以降的后现代哲学家认为服从于一种统一的理性遮盖了存在的丰富性，甚至压抑了人性，要把人（个体的人）从形而上学的总体性中解放出来。丁丁老师对康德的启蒙理性和黑格尔的逻辑持怀疑态度，认同德里达和哈耶克等人对理性的批判。“人的理性，因为人不能成为神而不能不是有限的。”有限理性无法解释无限的世界。在丁丁老师看来，任何理论或者逻辑自洽的体系都存在内在缺陷。我们的理智和身体都驱使我们更愿意记住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经验。这使得我们很容易迷信某种话语权威、理论权威或者学术权威，从而陷入哈耶克称作“致命自负”的理性狂妄。我们深信不疑的权威理性，很可能存在种种谬误。哈耶克在1974年接受诺贝尔奖时曾说：“任何知识都是局部有效的，诺贝尔奖带来的危险是使社会盲目崇拜某一种局部有效的知识从而助长其滥用权利（注：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知识就是“话语”的权利）”。对于每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人而言，理性狂妄应该成为永远值得警惕的事情。对抗理性狂妄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归经验。具体而言，重视调查研究和事实求是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才是真正严谨的学术态度。丁丁老师借用马克思的话多次阐述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从一般上升到具体”，具体远比一般重要，说的就是实践中个体经验比一般理论更加重要。由抽象的理论上升到具体经验，亦是中国改革应有的逻辑。

知行合一
丁丁老师推崇怀特海的“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归纳起来便是，为学之道要先有知（学而知之），后有表达。对“学而知之”的大多数人来说，必须能够在纷繁芜杂的事件中辨认出重要的问题，然后经由表达明晰问题的来龙去脉，继而才能深刻的理解问题的本质，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认识问题是思想范畴，表达问题则属于学术范畴。学术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可以说《人与知识》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这个三段论的逻辑提出问题、阐释问题、解答问题，也同样是基于上述“一般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丁丁老师并不是单纯进行坐而论道的空谈，他本人在生活中践行着自己的所学所知。首先，他怀着一颗忧戚之心，直陈当下各种现实问题，不矫饰不逃避不发牢骚。同时，有感于知识的日益符号化技术化分裂化，他积极倡导跨学科教育，试图培养“知识劳动者”——他们不再局限于掌握某一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具有协调不同专业知识的能力，使知识能够最大程度的回归贯通一体的状态。未来的教育主旨应该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培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这和他开篇提到的知识观是相辅相成的。此外，他和友人胡舒立共同执掌《财经》杂志，为中国社会具体而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求解。《财经》杂志秉持“复杂的自由主义”原则，用独立的视角发现问题，阐释问题，理解问题——“你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这样改革能够从体制内一步一步渐进地往前走。”（《丁丁和我们：胡舒立一席谈》）

直面当下需要勇气和智慧。读完丁丁老师的书，我仿佛在迷茫中看到一道光亮，这光亮映照出黑暗中的事物，更让我看到了不悲观的希望。也许按照丁丁老师的逻辑，任何问题只要你能发现它，就是有解的。丁丁老师说：“思想原本不能传递给不思的人”，对于身处的这个时代他有着深切的悲悯之情。尽管“不思”之人何其多，但是正如他在《纪念杨小凯文章》里写到的，如果内在的信仰不能获得外在的形式，心灵就无法获得安宁，所以要让无处安置的心灵把身体和头脑鼓动起来，发挥出超越常人的精力，并把这精力散发到生活世界的一切方面，不论那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不论那是伟大的还是琐碎的。克尔凯郭尔说“你怎么信仰，你就怎么生活。”我似乎看到了丁丁老师内心的力量之源。

201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