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经济发展观日益显露弊病。如果要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这句话是傅国涌近作《民国商人1912-1949》的副标题,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民国史研究有成者,傅国涌当属前茅。他的论述精到且宽泛。他十余年前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的梳理,就注意到了其中出现的穆藕初、蒋抑卮等民初实业家,因此有了2008年的《大商人》。《大商人》栩栩重现张謇、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人的风采,近期出版的《民国商人》则是对前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升。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隔几章就重点推出一个年度人物,在事件与人物的有机组合中,更加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耳熟能详,而它早就出现在1931年的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的服务宗旨;一个人能够如何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可以从“张南通”“南通张謇”“南通张先生”这些称呼中体会;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不亚于张謇对南通的贡献,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求“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这些措施加惠于工人,而精神有寄托、能安居乐业的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人有千面,各自不同。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无一例外,这些企业的文化都深植于儒家精神之内。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的主流价值观讲究“以人为本”,沉淀于这些民族企业家的血脉之中,培育了他们“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从未忘却“义”的存在,这才是为人立业的长久根本。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鲜明的“义利观”始终贯穿其中,假如两者发生矛盾,他们宁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利益。面对当下信仰紊乱的现状,中国企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义利之辨”是儒家的基本义法,儒家肯定人们诉求利益、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同时要求重视获取利益的手段的正当性。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重温这一点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白居易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多民国企业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业报国”。中国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洗礼,修身治国平天下,乃是毕生宏愿。时逢乱世,江山飘摇,风雨如晦。依靠政府不可得,走马式的兵痞政权反而是附身吸血的蚂蝗,而黎民百姓尚在水火中挣扎求助,民族救亡需要悲情、牺牲和奉献,谁能挺身而出?读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悲怆,他们不仅是拿着身家财富去赌一场结果叵测的局,更是怀着以身为祭的慈悲心去赴一趟不能回头的路途。以国货与外资斗,有多么难?有多少人遭遇过绑架,甚至横尸街头?烽火之中,他们如何艰难地转移资产,实现企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去留之间,他们说不愿做“白华”,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遭遇了什么呢?历史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斯人已逝,记忆当永存。毋庸置疑,他们的身影已经嵌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所开创的现代工商文明的道路,尽管曲折反复甚或消弭于无形,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绵延其星火不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为什么经商?为什么办企业?如果一切都只为了钱,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这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伦理规范,没有精神信仰,没有价值关怀,企业就没有人格,商业就丢了脊梁。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就会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如果不理解儒商伦理,就可能在义利之间失去平衡,更无法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塑儒家道德观,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商业伦理,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精神。
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儒商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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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实业家的生财与散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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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上学时,历史课上学到民国实业家“实业救国”和公私合营这两章时,记住了张謇、卢作孚、陈嘉庚和荣氏兄弟的名字,对他们的具体事迹并不了然。当然更不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如此庞大的一个民国实业家群体,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如此堪称辉煌的成绩,幸而读了傅国涌先生的这本《民国商人》补回了这一课。 说他们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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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商人》:实业兴国十三年
1有用 0无用 少侠不笑了 201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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