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和弗里德曼的分歧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描绘了世界是如何因技术而变得平坦的。他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落一般任何角落都触手可及，并通过印度的“外包”这个实例强调全球化的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前提是发展中国家要能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地改善自己的国内环境如基础设施、政策、教育等，而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因为“外包”、跨国公司的逐利性导致本国的就业率下降、资金不断流失，因此他认为发达国家要通过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附加值、培养新兴中产阶级等方式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看弗里德曼的表述，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现代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亚非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如何认识这些国家的特征从而采取措施推进其社会经济进程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60年代兴起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现代化理论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抽象出统一的发展模式，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也会沿着同一条道路实现现代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必定会排队跃过现代化的龙门，变为先进国家。现代化理论反映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到60年代末，随着世界经济扩张期的结束，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加大，曾经给人以希望的现代化理论被现实挫败了。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看法。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是不平等的，其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剥削：一种发生在资本家同无产者之间，一种发生在不同地区之间。地区间的剥削表现为包含不等量社会劳动的商品之间的交换，沃勒斯坦称之为核心—边缘关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中的单一劳动分工就好比存在一条商品链，链条上不同的生产活动由于特征不同从而有核心与边缘之分。核心型生产的特征是高工资、高利润率、高资本含量、技术复杂，边缘型生产则是相反。这些功能上不同的生产在地理分布上是不均衡的，从而在世界体系内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之分。核心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核心型生产所占比例较高，边缘地区则相反。

现代化论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相同的发展机会，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国家同时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扩大的差距对世界经济体的运行来说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而是始终存在的基本机制。当然，一些国家能够发展，但这些上升是以其他国家的下降为代价的。沃勒斯坦讲的发展是指成功地实现了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即从边缘上升为半边缘，从半边缘上升到核心。他比喻发展就如一场抢座位游戏，有人得到就意味着有人失去，国家之间不过是在争夺世界的剩余价值。世界经济总是不平等的，所有国家不可能达到同一发展水平，对落后国家总的来说前途是不美妙的，解决的办法是整体上改变体系，也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与弗里德曼的看法显然很不一致，沃勒斯坦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这种不平等会不断加剧，唯一的做法是改变这个体系，而弗里德曼的观点则相反，尽管他在序里强调说他认为的“世界是平的”并不是指“世界是平等的”，但他接着解释他认为的“世界是平的”指的是“世界正在变平，导致世界变平的因素是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快、更深入、更节约。这就是让我们更加平等的力量。更多的人有了工具和能力，可以交流、竞争和合作，这就是让我们更加平等的机会”。可见，弗里德曼依旧认为技术的力量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平等。

我更倾向于沃勒斯坦的看法。技术的发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却在深层次上制造了更深的鸿沟。表面上，边缘区、半边缘区国家通过“外包”等方式，以廉价资源为代价进行资本的积累，但是核心区国家由于掌握核心技术，他们掌握了产业链中的绝大多数利润。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世界工厂”和“世界加工厂”两种身份中徘徊，但归根结底，中国只能算是“世界加工厂”，由于缺乏自主技术，绝大多数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业都只把中国当作制造产地，中国只能处于产业链条中的下游，利润薄弱。尽管在弗里德曼看来，中国正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财富，但是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加大，如果中国不尽快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那中国就只能永远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身份。这就是沃勒斯坦所认为的不平等，核心区国家剥削半边缘区国家，而半边缘区国家剥削边缘区国家。现在我们看到非洲等边缘地区就是遭遇这种状况，尽管人类技术在不断发展，但技术却不为边缘地区所有，而边缘地区除了缺乏技术，还缺乏政策、环境、人才等一系列条件，由此只能不断地被边缘化。而中国尽管缺乏技术，但由于拥有较好的政策条件及劳动力优势，因此在产业链中也获得一席之地，才不至于彻底沦落到世界体系的最边缘。

由于我们得出结论，尽管核心—半边缘—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不断拉大不平等，但我们却并非只能一味接受宿命的安排，沃勒斯坦也指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有的国家会由半边缘上升到核心，从边缘上升到半边缘，也有的国家会由核心下降到半边缘，从半边缘下降到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力量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因素如基础设施、环境、教育等。在当今世界体系下，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占有优势，这会扩大国家间的不平等，但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改善条件，从而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同样以中国为例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区，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却开始由边缘区向半边缘区迈进，原因就是我们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制定出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避免被全球化的规则抹平。而非洲等国家则不然，加入世界体系后，一味依附和跟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而继续被边缘化。非洲地区的饥饿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但这个难题的背后却正是全球化的规则作祟。全球化的规则是由核心区国家制定的，因此可以说核心区国家炮制出了这个难题，而以美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尽管对该问题用尽手段，却终归由于无能力改变自己制定的规则而告失败。归根结底，非洲的饥饿问题是由全球化所造成的。非洲引进美国的转基因作物，付出高昂的产权费用，生产出的作物却出口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有点像中国的制造业，引进国外的技术，付出昂贵的产权费用，制造出来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地区，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加工厂赚取极薄弱的利润。这就是技术的阴谋，也是全球化规则的阴谋，在加大制造不平等，而非使世界变得平坦。

那么，该如何改变这种格局，当然，最彻底的方式应该是沃勒斯坦所提出的改变世界体系，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灭亡，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但是我们期待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似乎遥遥无期。于是我们只好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框架下力所能及地进行改变，力图使我们能往核心区国家迈进。《世界是平的：21世界简史》中作者也提到了发展中国家该如何面对全球化，他以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我反省：要经常反思本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反思本国面对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反思已经采取的和需要进一步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包括宏观经济改革，如改革国有企业，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减少津贴、降低保护性关税等，以释放市场机制的活力；还应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和监管等领域的改革，使人们能够放开手脚去革新、创业、积极地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开展合作。弗里德曼显然也并非认为技术可以夷平整个世界，他还是看到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于是他提出了这一系列应对对策，他对于印度和中国具有很强烈的信心，这种乐观的心态与沃勒斯坦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管是弗里德曼的“技术决定论”，还是沃勒斯坦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悲观预计，都可能有失偏颇，我们应该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如沃勒斯坦所言，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但也如弗里德曼所说，技术的跃进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果把握好这种机遇，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的夹缝中求生存，摆脱宿命论的约束。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受到很多排挤和打压，但这种可贵的独立性却使我们避免陷入非洲的命运，并且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改革经济发展过程的瓶颈因素，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培养自主创新的能力，创造更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逐步进入上游，摆脱边缘半边缘的地位，向核心区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