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理了一下《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的一些精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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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一些感想或总结：

每个人的每个细胞里都有2份文件，大约有30亿个字母，它是数码格式的，也是逻辑方式的。

人体大约有1000万亿个细胞，大脑大约有1000亿个细胞，人体DNA大约有30亿个字母，3万个基因，23条染色体。

DNA是人体如何产生、组装、运行、行为的说明书。

外界环境会影响大脑意识思维，思维会影响大脑分泌化学物质比如皮质醇，皮质醇及其衍生物会打开或关闭某些基因的开关，从而制造出新的蛋白质，影响人体，所以环境、意识会影响基因，基因也会影响人体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人体是基因与环境进行交互的一个界面。

历史上先有RNA再有DNA和蛋白质，DNA和蛋白质，就好像是RNA制造出来的工具，一个用来存储配方信息，一个用做基础设施。如果要类比一下，可能人相当于RNA，电脑相当于DNA，人造的其他东西相当于蛋白质。

人体其实是DNA/RNA这些微小生命组成的生态系统，人体是一个战场，基因之间在永无休止地竞争。

基因对人命运的影响，如果你遗传了某种疾病，基因甚至可以精确到哪一年你要生病、哪一年出现什么症状、哪一年死去……就好像命中注定的一样。

这是我截取的书摘：

在一号染色体的长臂上接近中心体的地方，有一串长约120个字母（A、C、G和T四种字母）的序列，重复出现了很多次。在每两个这种序列之间，是一些没有什么规律的“文字”，但这120个字母组成的“段落”却像一段耳熟能详的乐曲一样重复出现，总共出现了100次以上。

蛋白质代表的是化学反应，是生命活动、是呼吸、是新陈代谢、是行为——生物学家们称为“表现型”的那些东西。DNA代表的是信息，是复制、是繁殖、是性活动——生物学家们称为“基因型”的那些东西。两者都不能单独存在。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先有基因还是先有蛋白质？先有DNA是不可能的，因为DNA只是一件含有些数学信息的无生气的东西，不能催化任何化学反应，非得有其他东西帮忙不可。先有蛋白质也不可能，因为蛋白质虽然能进行化学反应，却不能精确地复制自己。这样看来，不可能是DNA创造了蛋白质，也不可能是蛋白质创造了DNA。

把任意一些RNA分子放在试管里，然后一遍遍地选出它们中间催化作用最强的成员，就可以重现RNA从什么也不是到具有催化作用的“进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又进行了一次生命起源。这种实验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最后得到的RNA往往含有一段序列，读起来酷似核糖体RNA基因——比如说，一号染色体上的5S基因——的序列。

现在看起来，细菌可能是后来才出现的，是高度简化与功能特化了的露卡的后代，是在DNA—蛋白质世界被发明之后很久才出现的。它们的把戏是把在RNA世界里形成的很多“设备”都扔掉，以便在很热的地方存活。在细胞里存留了露卡那些原始的分子特征的生物是我们；细菌比我们“进化得更高级”。

基因组在生物学里的位置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使化学研究的范围从无穷成为有限，从无序成为有序。同样，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对生物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给予了清晰的界定。

在未来的十几年间，我们要经历生物学知识的爆炸，而这个知识爆炸的过程与结果会引起普通人生活的重大改变。有人把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比做人类登月一样的成就。在有些方面，两者确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大规模的项目，靠的是众多科学家的合作。

整个基因组里的基因突变率，在男性里是女性的五倍。这是因为男性DNA在男性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复制以提供新鲜的精子细胞。

“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尤其是在你没有力量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从1986年以来，很多有可能患亨廷顿氏病的人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自己是否带有致病突变，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去知道。只有20％左右的人选择了去做检查。有点奇怪却又可以理解的是，男人选择不去做检查的是女人的三倍。男人为自己想的多，女人为孩子想的多。

　　就算是那些有得病风险的人想确知自己是否有病，这里包含的伦理也很错综复杂。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去做检查，他或她实际上是在替整个家庭做检查。很多父母自己并不愿去检查，但是为了孩子的缘故还是去了。

亨廷顿氏病是遗传的一个极端。它是纯粹的宿命论，一点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好的生活方式、好的医疗条件、健康的饮食习惯、相亲相爱的家庭、大把的钱，都于事无补。你的命运完全在你的基因里。

基因的存在不是为了致病的。

　　即使一个基因在坏了的时候会致病，大多数我们体内的基因都没有坏，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体内有一些区别。蓝眼珠基因不是坏了的棕眼珠基因，红头发基因也不是坏了的棕头发基因。用术语来说，它们是等位基因——是遗传信息中同一个段落的不同形式，对于环境有同样的适应性，都是“合法”存在的。它们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基因有不止一种形式。

现在，就让我们接受这个一看就有点愚蠢的关于智慧的定义：智慧就是几种智商测验的平均得分——“g”——然后看看这个定义把我们领向何处。智商测验以前很不精确，现在也离完美很远，还谈不上真正客观，因此，各种测试的结果比较一致，就更显得不可思议了。如果智商与某些基因的联系透过被马克·菲尔波特（MarkPhilpott）【当代美国哲学家。——译者注】称为“不完美的测试之雾”都能够显现出来，那就更说明智力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另外，现代的测试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客观性更强，也更不会使受试人的成绩因文化背景和是否懂得某种专门知识而受到影响。

最著名的例子是纽约的两个女孩，贝丝和爱咪，她们一出生就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开了。爱咪的养母是个很穷的人，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所以一点不奇怪地，爱咪长大之后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内向的人。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言。但是，贝丝也成为了这样的人，跟爱咪一模一样，尽管她的养母富有、安详、愉快而有爱心。20年之后当贝丝和爱咪重新见面的时候，她们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小得简直看不出来。对于她们二人的研究，远没有证明养育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地，它证明了天性的力量。

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Bouchard）。从1979年开始，他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被分离开了的孪生子，并利用测试他们的个性与智商的机会让他们团聚。同时，其他的研究则注重于比较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智力的差异。把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把成千上万人的智商测验结果集中起来，就得到了以下这个表。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百分比，代表的是两种人的智力之间的相关性，百分之百的相关性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一样，百分之零意味着两个人的智力完全无关。让人目瞪口呆的结果，是那些有不同的亲生父母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一起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智商分数之间的相关性是零。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对于智商一点影响也没有。

　　同一个人接受两次智商测验87

　　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86

　　从小被分离开的同卵双生子76

　　在一起长大的异卵双生子55

　　同胞兄弟姐妹47

　　父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40

　　父母与子女（没有在一起生活过）31

　　亲生父母不同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孩子0

　　没有血缘关系又不住在一起的人0

子宫的重要性是最近才被人们认识到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孪生子在智力方面的相似性，有20％可以归结到子宫环境上，而对于两个非孪生的兄弟姐妹来说，子宫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只占5％。区别在于，孪生子不仅是在同一个子宫里被孕育，而且是在同一时间；非孪生的孩子则不是。子宫里发生的各种事件与变化对于我们智力的影响，比我们出生之后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所起的作用高两倍。所以，即便是智力中可以归结到“后天”因素而不是先天因素的那一部分，也是一种早已成为过去、不可更改的后天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属于先天因素的那些基因，直到青少年时期都在表达。所以，是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因素，要求我们不要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的智力下定论。

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你的智商大约有一半是由遗传决定的，不到五分之一是由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的环境——家庭——决定的。剩下的是子宫的作用、学校的作用和其他外部影响，比如朋友的影响。

有证据表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高强度的教育确实可以戏剧般地提高孩子的智商，但这只是暂时的。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些曾经在“好的开端”【HeadStart，是美国运行着的一个对幼儿实行早期教育的计划。——译者注】这样的早期教育班里受过教育的孩子，与其他没有上过这些班的孩子已经没有区别了。

一项研究发现，智商高的人的大脑利用起葡萄糖来“效率”更高。在学着玩一个名叫“叠四块”的电脑游戏的时候，高智商的人与低智商的人相比，一旦熟练之后，大脑对葡萄糖的需要量降低得更快。但是这有点像是在抓救命稻草的样子。普洛民的这个基因如果被证明真的与智力有关，也只会成为许许多多的能够用各种不同方式影响智力的基因中的一个。

“一个部分由遗传因素而形成的低智商者，通过适当的教育可能会有极大的改进，也可能不会。低智商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人的智力下定论。”这是对的，但同时这也是麻烦所在。并不是说人们一看到遗传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都成了宿命论者。导致“阅读困难症”【一种因为神经系统原因而出现的学习困难，患儿智力正常，但无法准确、流利地识别字词，常有拼写、阅读困难。——译者注】的基因突变被发现之后，老师们并没有认为这种病没救因而放弃有病的孩子。相反，这个发现促使老师们用特殊的教学方法去教有病的孩子。

一个孩子所处的环境不仅与他的基因有关，也与外界因素有关，而一个孩子有能力找到甚至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环境。一个有动手能力的孩子会学习需要动手的技能；一个书虫子会去找书。也许，基因创造的是一种欲望，而不是一种能力？不管怎么说，近视的遗传性不仅来自于眼球形状的遗传性，也来自读书习惯的遗传性。因此，智力的遗传性也许不仅仅是先天能力的遗传，也是后天因素的遗传。

在我们的过去，有某一时刻，我们的祖先从像两栖类动物那样让环境温度决定性别，改成了用遗传决定性别。

性别对抗基因就可以分道扬镳了。一个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形式可以利用钙来造出鹿角，而它在X染色体上的形式却可以用钙造出乳汁。这样，一对中等大小的染色体，本来是各种各样“正常”基因的所在地，就被性别决定这个过程给“劫持”了，最终成为了性染色体，各自“吸引”了不同的基因。在Y染色体上积累了对雄性有好处对雌性却常有坏处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则积累了对雌性有好处而对雄性有坏处的基因。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SRY基因。这个基因启动一系列的事件，导致胚胎雄性化。一个单个基因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是很少见的。尽管它的作用只是类似于拨一个开关，但很多事件紧随其后。生殖器官发育得像阴茎与睾丸，身体的形状与组成变得不再像女性（在我们这个物种里所有个体一开始都被当成女性对待，但在鸟类和蝴蝶就不是这样），各种激素也开始在大脑里起作用。几年以前，《科学》杂志上曾刊登过一幅搞笑Y染色体图，声称已经找到了那些典型的男性行为的基因，这些行为包括不停地拿遥控器换电视频道、记忆和复述笑话的能力、对报纸上体育版的兴趣、沉迷于包含摧毁性行为和有人死的情节的电影，以及不会通过电话表达感情。这个搞笑图之所以好笑，是因为我们认出了它提到的这些行为都是典型的男性行为。这个笑话强化了“这些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这种说法，而远不是在嘲笑这种说法。这个图惟一错的地方在于，并不是每一种男性行为来自于一个特殊的基因，而是所有这些行为来自于因睾丸激素等引起的大脑的普遍雄性化，其结果，就是男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这些表现。这样，从某种角度来说，很多男性特有的习惯都是SRY基因的产物，因为正是SRY基因启动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大脑与身体的男性化。

SRY基因比较特别。它的序列在不同男性体内惊人地相似：在人体内，它的序列中几乎没有点突变（也就是一个字母的区别）。在这种意义上说，SRY基因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基因，从大约20万年前人类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到现在，它就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的SRY基因与黑猩猩的很不同，与大猩猩的也很不同：这个基因在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差别比一般基因要高十倍。跟其他活跃（也就是说，被表达的）的基因相比，SRY基因是进化最快的基因之一。（forcode：这可能是决定生殖壁垒的基因）

精液里有蛋白质，基因的产物。它们的作用还属于未知，但是赖斯有一个很厉害的想法。在果蝇交配的过程中，这些蛋白质进入雌蝇的血液里，并且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她”的脑。在那里，它们的功能是降低“她”对交配的兴趣，并提高“她”的排卵率。30年以前我们会把排卵率的提高说成是对物种有利的事情：母蝇到了停止寻找性伴侣的时候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寻找做巢的位置，公蝇的精液使得母蝇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现在赖斯相信性别对抗在各种环境之下都是存在的，所留下的线索就是那些飞速进化的基因。例如，在一种带壳的鱼——鲍鱼里面，精子需要用一种名为细胞溶素的蛋白质，在卵子细胞表面由糖蛋白组成的“网”上钻出一些洞来。这种细胞溶素是由一个变化非常快的基因制造的（在我们人体里可能也是如此）。这也许是因为细胞溶素与糖蛋白网之间进行着“军备竞赛”。精子如果能够飞快地进入卵子，这对精子有好处，对卵子则有坏处，因为其他寄生物或是第二个精子也有可能进来。再举一个与人类关系比较大的例子，胎盘是由来自父方的变化飞快的基因控制的。以戴维·黑格为首的现代进化理论家们现在相信，胎盘更有可能是由胚胎里来自父方的基因控制的、寄生在母体内的东西。不顾母体的反对，胎盘试图控制母亲体内的血糖水平以及血压，以利于胚胎的成长。

像这样的基因群之间的冲突（Y染色体上的所有基因就是一个基因群），并不只是在“性”方面才有。假设有一个基因的某种形式能够让人更易说谎（这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很有可能性的假设，但是也许确实有一大批基因可以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诚实），这个基因也许会靠着把它的“主人”变成一个成功的诈骗犯而更好地繁殖自己。但是，再假设也许在另一条染色体上有另一个（或一群）基因有一种形式能够提高人辨别谎言的能力，这个基因要想更好地繁殖自己，就得使得它的拥有者避免上那些骗子的当。这两个基因会互相对抗着进化，每一个基因的进化都刺激着另一个的进化，即使这两个基因是被同一个人拥有。它们之间是赖斯和霍兰所说的“位点之间的竞争进化”（ICE）。在过去的300万年间推动人类智力进步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竞争过程。以前有一种说法，即人脑的增长会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平原上制造工具和点火，这种说法早就没人感兴趣了。取代它的是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都相信的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的理论认为，道德与政治无关，狡猾与欺骗在统治者夺得与保持权力的时候是正当的。——译者注】理论——在操纵别人和抵御操纵这两者的“军备竞赛”中，体积大的脑子是很必要的。赖斯和霍兰写到：“我们称做智力的现象，也许只是基因组之间冲突的副产品。这种冲突，是用语言做武器的进攻与防守基因之间的冲突”。

性取向与出生的顺序有关。一个男人，如果有一个或几个哥哥，那么他与那些没有兄弟姐妹、只有姐姐没有哥哥或者在家里是老大的男性相比，就更容易成为同性恋。出生顺序对性取向的影响如此之强，每多一个哥哥，一个人成为同性恋的可能性就增加三分之一。（这仍然是很低的可能性，3％再增加三分之一也只是4％。）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在英国、荷兰、加拿大和美国都被发现和报道过了，而且在很多研究对象里都发现了。

最好的解释与Y染色体上的一套三个活跃的基因有关。它们编码的蛋白质被称为H-Y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一个与它们相似的基因编码一种名叫抗谬氏激素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男性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男性胚胎体内的谬氏小管萎缩，而谬氏小管正是子宫和输卵管的前身。这三个H-Y基因的功能是什么，还不确定。它们对于生殖器官的男性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有睾丸激素与抗谬氏激素就够了。H-Y基因的重要性在现在才开始显现出来。

　　这三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之所以被称为抗原，是因为它们“挑衅”母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一种反应。其结果就是母体的免疫系统在母亲孕育下一个男孩的时候更强了。（女婴不会制造H-Y抗原，也就不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反应。）雷·布兰查尔德（RayBlanchard）是研究出生顺序对同性恋的作用的人员之一，他论述说，H-Y抗原的任务是把一些器官中的一些基因激活，特别是大脑里的一些基因。事实上，在对于老鼠的研究中人们得到了一些证据说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如此，那么母亲体内强壮的免疫系统就会对大脑的男性化起部分抑制作用，但却不会影响生殖器官的男性化。这样的男性就会被其他男性吸引，或者至少是对女性不太动心。有一个实验是让年幼的老鼠对H-Y抗原免疫，与对照组相比，这样的老鼠长大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成功地交配。但急人的是研究人员们在报告里并没有说明不能正常交配的原因是什么。同样的，在果蝇发育过程中的某个关键时期，如果把一个叫做“转化器”的基因给激活，那么雄性果蝇就只会表现出雌性果蝇的性行为。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了。

　　人不是老鼠也不是果蝇，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人脑的性别分化在出生之后还会继续进行。除了个别例子之外，同性恋的男性并不是被禁锢在男性肉体里的女性。他们的大脑至少是被激素部分男性化了的。但是仍然有可能他们在早期的某个关键的敏感时期缺少了一些激素，而这永久性地影响到了一些功能，包括性取向。

基因之间有冲突，基因组是父辈基因与孩子的基因、男性基因与女性基因之间的战场，这样一种说法，是除了少数进化生物学家之外鲜为人知的故事。但它却深深地动摇了生物学的哲学基础。

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O型血，是纯粹巧合吗？

从60年代早期到现在，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是血型与腹泻之间有着某种联系。A型血的孩子常常会在婴儿期得某些类型的腹泻，而其他孩子却不会；B型血的孩子则会得其他一些类型的腹泻；如此这般。80年代晚期的时候，人们发现O型血的人更容易感染霍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因组就是一份我们过去的病史的书面记录，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的医学圣经。

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来说明美洲印第安人中O型血非常普遍这一让人迷惑的现象，特别是从印第安人的干尸中找到的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里有不少是A型或B型血的。这看上去几乎像是有一种西半球特有的生存压力使得A型和B型从人群里很快消失了。有些迹象表明原因也许是梅毒，这似乎是一种在美洲一直存在的病

男人和女人都最喜欢（或最不讨厌）另外一个性别里与自己在基因组成上区别最大的那个成员的体味。一只母老鼠会喜欢MHC基因与她自己区别最大的公老鼠，这是她通过闻他的尿来确定的。母老鼠是在试图找到一个基因很不同的公老鼠，这样她才能生下基因变化较多的孩子，因而不会有近亲繁殖所造成的疾病。

起码有五种至关重要的激素是由胆固醇出发制成的，每一个都有独特的功能：孕酮、醛固酮、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醇。它们总称类固醇。这些激素与身体中的基因的关系既亲密又迷人，却也让人不安。

　　类固醇激素被生命体使用了很长时间，也许比植物、动物和真菌的分道扬镳还要早。促使昆虫蜕皮的激素就是一种类固醇。在人类医学里那个被人们称为维生素D的谜一般的物质也是类固醇。有些人工合成的（或说是合成代谢）类固醇可以骗身体去抑制炎症，另外一些则可以用来强化运动员的肌肉。但是还有一些类固醇，虽然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却与人类的激素足够相似，可以用做口服避孕药。

在第十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名叫CYP17。它制造一种酶，使得身体能够把胆固醇转化成皮质醇、睾酮和雌二酮。如果没有这个酶，这个转化途径就被堵上了，那个时候，从胆固醇就只能造出孕酮和皮质酮。没有这个基因的正常形式的人无法制造出其他的性激素，所以他们就无法进入青春期之后的阶段。如果他在基因上是男性，他也会长得像个少女。

人体内的几乎每一个系统都用得上皮质醇，它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把身体和精神结合起来的激素，因为它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皮质醇干预免疫系统，改变耳朵、鼻子和眼睛的灵敏度，改变各种身体机能。当你的血管里流动着很多皮质醇的时候，你就处于压力之下，这是压力的定义。皮质醇与压力几乎就是同义词。

　　压力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一个将要来临的考试、最近一个亲人的死亡、报纸上的什么吓人的消息或者因为照顾一个早老性痴呆症病人而感觉到的无休止的劳累。造成短暂压力的因素会导致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迅速上升，这两种激素使心跳加快，双脚冰凉。这两种激素在紧急情况下让身体做好“打还是跑”的准备。造成长期压力的因素激活一条不同的路径，结果是皮质醇缓慢而持续地增加。皮质醇最惊人的效应之一是它能够抑制免疫系统的工作。那些准备一个重要考试并出现了受到心理压力之后特有的生理特点的人更容易得感冒或受到其他感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皮质醇的效应之一就是减少淋巴细胞—白细胞的活性、数量和寿命。

皮质醇靠激活基因来做到这一点。它只激活内含皮质醇受体的细胞里的基因，皮质醇受体则是由其他某些开关来控制的。它激活的那些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激活其他一些基因，有些时候，再激活的基因又去激活其他的基因，如此下去。皮质醇的间接影响可以多至几十甚至几百个基因。但是这个过程的开端——皮质醇的产生则是因为肾上腺皮质里有一系列的基因被激活了，它们制造出了生产皮质醇所需的酶，CYP17蛋白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让人头昏眼花的复杂系统：如果我只是试着列出最基本的化学反应链，就能让你闷得要哭。所以，也许这样说就足够了：你需要几百个基因来生产和调节皮质醇并对皮质醇做出适当反应，而几乎所有这些基因的作用都是把其他基因激活或关上。这是很适时的一课，因为人类基因组里大部分基因的功能就是调节其他基因的表达。

脑子里的下丘脑会发出一个信号，让脑垂体释放一种激素，它会告诉肾上腺皮质去制造和分泌皮质醇。下丘脑则是从大脑里有意识的那些区域接受指令，而这些区域又是从外部世界中得到信息。

基因是需要被激活的，而外界事件——或者说，由自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可以激活基因。我们可远不是缩在我们那无所不能的基因脚下，受它们的恩赐，我们的基因经常是受我们的恩赐。如果你去玩“蹦极”，或者找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或者持续地想象一个可怕的事情，你会提升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而皮质醇就会在你的身体内跑来跑去地激活各种基因。（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你可以用故意而为的微笑来刺激你大脑里的“高兴中心”，就像你可以用一个愉快的想法来使你微笑一样。微笑真的会让你觉得愉快一些。生理变化可以被行为调动。）

人和猴子很像。在尊卑次序里靠底层的猴子容易得心脏病这一发现，是紧跟着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发现之后做出的。另外一个发现是：英国的公务员得心脏病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在这个官僚机构里的地位有多低成正比的。一个大型、长期的研究调查了1.7万名在伦敦警察局工作的公务员，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人在工作中的地位比他是否肥胖、是否吸烟和是否血压高更能准确地预示这个人是否有心脏病。一个做低级工作的人，比如清洁工，比起一个在人堆儿上面地位稳固的秘书，得心脏病的可能高几乎三倍。实际上，即使这个秘书很胖、有高血压，或者吸烟，在每一年龄段他得心脏病的可能性仍然小于一个很瘦、血压正常且不吸烟的清洁工。在60年代对100万名贝尔电话公司雇员的一个类似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猴子那里有些线索。它们在尊卑次序里越低，它们就越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公务员也如此。皮质醇浓度的提高不是看你面对的工作数量多还是少，而是看你被多少人呼来喝去。

睾丸酮和皮质醇一样可以抑制免疫系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物种里雄性比雌性容易染病，染病之后的死亡率也比雌性高。免疫机制的抑制不仅仅只反映在身体对于微生物的抵抗力方面，也反映在对于大的寄生虫的抵抗力方面。

一个基因不仅仅是一个基因，它还带有一些它的出身的隐秘历史。一个基因“记着”它是从父母哪一方来的，因为在卵子受精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父方或母方的印记——就像是来自某一方的基因是用斜体字写的。在这个基因呈活跃状态的每一个细胞内，带有印记的那个基因拷贝是活跃的，另一个拷贝则不表达。这样，身体就只表达来自父方的那个基因（在普拉德·威利综合症的情况下），或只表达来自母方的那个基因（在安吉尔曼综合症的情况下）。这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全然不知，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在了解它了。

遗传自父方的基因负责制造胎盘；遗传自母方的基因负责胚胎大部分的发育，特别是头部和大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五年之后，当时在牛津的大卫·黑格认为他得到了答案。他开始重新诠释哺乳动物的胎盘，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用来维持胎儿生命的母体器官，却更把它看做是胎儿的一个器官，目的是寄生于母体的血液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服从于任何阻挡。他注意到，胎盘实实在在地是钻进母体的血管里去，迫使血管扩张，进而又产生一些激素提高母体的血压和血糖浓度。母体的反应是通过提高胰岛素的浓度来抵御这种“入侵”。但是，如果因为什么原因，胎儿的激素没有分泌出来，母体就不需要提高胰岛素的浓度，仍然有一个正常的怀孕期。换句话说，尽管母体和胎儿有共同的目标，两者却在细节上激烈地争吵，关于胎儿可以使用母体资源的多大一部分——同以后在婴儿断奶时的冲突一模一样。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岁女儿有一天在一个玩具童车里发现了一个塑料娃娃，她发出的那种兴奋的尖叫，是我儿子在同样年龄的时候看到过路的拖拉机时会发出的。像很多家长一样，我很难相信这只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加给了他们一些“社会规范”。在最早开始的自主活动里，男孩和女孩就有系统的差异。男孩有更强的竞争性，对机器、武器和动手做事更感兴趣，而女孩则对人、衣服和语言更感兴趣。说得更大胆一些，男人喜欢地图、女人喜欢小说可不仅仅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60年代，在温尼佩格（Winnipeg）【加拿大的一个城市。——译者注】，一个失败的包皮切除手术给一个小男孩留下了一个严重损坏了的阴茎，后来医生决定把它切掉。他们决定，通过阉割、手术和激素治疗等方法把这个男孩变成女孩。约翰变成了琼，她穿了裙子，玩了布娃娃。她长大成了一个年轻女子。1973年，一个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约翰·莫尼（JohnMoney），突然对公众宣布，琼是一个适应得很好的少年人，她的例子也就结束了一切猜测：性别角色是通过社会环境建立的。

　　一直到了1997年，才有人去核对事实。当米尔顿·戴蒙德（MiltonDiamond）和济茨·西格孟德森（KeithSigmundson）【戴芒德是当代美国性别研究专家，西格孟德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译者注】找到了琼的下落的时候，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娶了一位女子、生活幸福的男人。他的故事与莫尼的说法非常不同。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总是深深地为什么事情感到非常不快乐，他总是想穿裤子，想跟男孩子混在一起，想站着撒尿。在1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告诉了他发生过的事情，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停止了激素治疗，把名字又改成了约翰，恢复了一个男性的生活，通过手术切除了乳房，在25岁的时候，他与一个女子结婚，并成了她的孩子的继父。他曾经被当成是性别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证明，他却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反面：先天因素在性别的决定上是有作用的。动物学的证据一直是指向这个方向的：在大多数物种里，雄性行为与雌性行为有着很系统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着先天成分。大脑是有先天性别的器官。从基因组、有标记的基因、与性别相关的行为诸方面得来的证据，现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科学的燃料是无知。科学就像一个饥饿的火炉，必须要从包围着我们的无知森林中取来木柴喂给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称做“知识”的开阔地扩展开来，但是，它扩展得越大，它的边界就越长，越多的无知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基因组被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细胞的“心脏”里都有一个30亿个字母长的文件，我们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现在，当我们读了这本书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就意识到了很多新的神秘现象。

这个不断扩展的对于我们的无知的了解，它真正让人迷惑的一个方面是它冲击了比弗兰西斯·克里克的那个教义还更中心的遗传学教义。它削弱了我从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开始宣讲的内容之一，那就是：生物学的核心是数码式的。在这里，在蛋白侵染子基因上，我们确有像样的数码突变，用一个词代替了另一个词，但它导致的后果离开其他知识就是无法预测的。蛋白侵染子系统是个逻辑系统，不是数码系统。它的改变不是序列上的而是形状的改变，它还与剂量、位置以及是否在刮西风有关。

惊人的是，同样的现象在你听到过的几乎所有的标准的“社会的阴谋”里都是如此。罪犯生罪犯，离婚的人养出离婚的孩子，问题父母养出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养出肥胖的孩子。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RichHarris）【当代美国心理学家。曾因功课不好而从哈佛大学肄业。但是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坚持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发现。——译者注】在她写作心理学课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相信了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几年前她突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她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与不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考虑了遗传的因素，在所有这些研究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这样的忽略甚至都没有人提一句：在这些研究里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被经常地说成是有因果关系。但是在每一个现象里，从行为遗传学研究里都得到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反对里奇·哈里斯所称的“后天培养假说”。

传统说法一般认为与孩子疏远的父亲和过分保护的母亲把孩子变成了同性恋。现在认为更可能的是反过来：觉察到儿子对于男性关心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之后，父亲就疏远了儿子，母亲则用过分保护儿子来弥补。同样地，自闭症儿童确实通常有冷淡的母亲；但这是果而不是因：母亲长年以来努力想要与一个自闭症孩子沟通，却没有任何回报，她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后终于放弃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是一个有必要的虚构故事，没有它，法律就站立不稳，但是它照样是一个虚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你的行为是出于你的性格，你是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但是，出于性格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表达那许多决定了性格的因素。大卫·休谟（DavidHume）【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发现自己被这个后来被称为休谟之叉（Hume'sfork）的两难问题难住了。我们的行为要么是被事先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为它负责；要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为它负责。在每种情况下，常识被否定了，社会秩序无法形成。

基督教已经与这些问题纠缠了两千年，其他宗教的神学家们还要更长。上帝似乎是否认自由意志的，这几乎是定义，否则他就不是万能的了。但是，基督教尤其努力地试图保存自由意志的概念，因为没有它，就不能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没有责任，罪恶的概念就是一个笑话，而地狱就成了来自于公正的上帝的一个该诅咒的不公正。现代基督教的共识是上帝把自由意志加诸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美德还是罪恶。

股票市场指数的走向、未来的天气和海岸线的“分形几何”，都是混沌系统：在每一种情况下，大概的轮廓和事件发展的大体方向是可以预测的，但是精确的细节却不能。我们知道冬天会比夏天冷，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圣诞日是否会下雪。

　　人类行为也具有这些特点。压力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基因表达又可以影响对压力的反应，如此这般。因此，人类的短期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但是长期行为却大致可以。这样，在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可以选择不吃饭，我有不吃饭的自由，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一天之内我是要吃饭的。我吃饭的时间可能会由很多因素决定——我的饥饿程度（部分由我的基因决定），天气（由众多的外界因素以混沌的方式决定），或者是另外某人决定问我要不要出去吃午饭（他是一个做事有因果的个体，我无法控制他）。这些基因与外界影响的相互作用使我的行为无法预测，但是它们并非没有决定我的行为。在字词的空隙里，有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