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流行，只做我认为好的东西”——东方早报：阮义忠专访

因为散文集《想见 看见 听见》一书的出版，摄影师阮义忠昨晚来到上海季风书园与读者见面。这些时间跨度近30年的散文之前主要发表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副刊上，“文章累积起来发现有三个段落，‘想见’是我的回顾，‘看见’是我摄影的过程，‘听见’是国外部分，介绍外国摄影家。”昨天，在季风书园活动之前，摄影师阮义忠接受了早报专访。早报记者 石剑峰

  阮义忠，当今最活跃的摄影艺术家之一。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在华人摄影界影响甚巨，有“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之称。三十多年来，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寻找动人细节，拍摄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珍贵照片，作品也成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民间生活史册。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摄影家》杂志，撰述《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书，在摄影界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五部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使他成为世界知名摄影家。 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办工作坊播撒

  传统摄影种子

  昨晚在季风书园的“我为何写作——阮义忠新书《想见 看见 听见》2014上海分享会”上，年轻的读者、摄影爱好者挤满了会场，观众席地而坐， 阮义忠的太太袁瑶瑶“镇守”第一排，身着红色毛衣，颇为醒目。“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能继续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开心的。”袁瑶瑶说。

  64岁的摄影师阮义忠把自己60到70岁阶段用来写作，“过了70岁，如果还能做得动，就重新回去画画。”除了写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在杭州、成都开设“阮义忠摄影工作坊”，每期招十来个学生，集中学习一周，阮义忠的课上，上午学习理论，下午学习在暗房冲印、放大照片。

  参加过工作坊的好几位学员特地赶到昨晚的分享会，摄影师阮义忠成了这所摄影“学校”的阮校长。特地赶来的“阮义忠摄影工作坊”第一批学员“拉黑”向阮义忠汇报了“同学们”的境况和自己的拍摄计划。过完春节，广州、潍坊、西安……各站的“阮义忠摄影工作坊”日程都已排满，“上海当然也要开，只是目前都没有定。”

  “学员们住同一个旅馆。每天要他们写心得报告，有些人很会写。有些人说，这7天影响他们下半辈子。社会那么功利，但在那么一个礼拜，回到了最纯粹的生活。”通过工作坊，阮义忠希望把自己的摄影技艺和摄影理念传承下去，“我通过摄影不只是教他们艺术，还有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联。所以具体改变了他们哪一点，我知道的。我希望他们成为种子，也希望他们彼此关怀。”

  木匠的儿子

  所以很相信自己来做

  去年8月跟杭州朋友谈阮义忠摄影工作坊的事情，9月准备，10月就在杭州开营，到了11月有了第二站成都。64岁的阮义忠可能是最具行动力的文化工作者。“我跟陈映真、高行疆、黄春明等一起成长，但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什么团体也不加入，就算在台北，几乎都看不到我。我太专心于自己的事情上。我觉得那些纷争很无聊，我不是观察者，我没有空去理这些，很无聊。”

  阮义忠发现他的摄影作品没地方发表，就办了《摄影家杂志》；没地方出书，又办了个出版社。“不过，我现在不想再出版书了，看到家里堆满库存的书，我已经怕了。” 阮义忠觉得自己的《摄影家杂志》是最好的摄影杂志之一，“办杂志的时候，办第一期还不知道第二期在哪里。但我知道，我要办世界上最好的摄影杂志之一。办完第一期，我太太就拿着杂志飞巴黎，给布列松他们看，大家愿意支持，才有了第二期。”

  杂志第一年广告不错，第二年广告全撤了，因为杂志从不介绍摄影器材。“我想没关系，自己进口器材卖，在杂志上登广告。靠这样的盈利补贴，我就可以办最纯粹的杂志。现在流行什么，大家爱看什么，跟我无关。我只做我认为好的东西。这也是这本杂志受到尊敬的原因。”

  太太袁瑶瑶说他就是“木匠的儿子，所以很相信自己来做”。阮义忠则说，自己现在还是喜欢一个人做。

  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阮义忠1970年代初就登入台北文化界，他所见过的那些人，经历的文化事件，没有写入这本带有回忆性质的《想见 看见 听见》，“在文化圈里，我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人，所以还是让你失望。”不过，他有一本摄影集叫《有名人，无名事》，专门记录了现在一些有名的台湾文化人，“记录了他们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在《想见 看见 听见》中，最感人部分是阮义忠笔下的贫苦童年和土地，他的调皮与叛逆，这个宜兰乡下木匠的儿子何以能走入台北拥挤文化圈？“高三联考结束，我就知道不可能考上大学，没有等放榜就去找事做。我拿着那些高中课上画的画，直接去《幼狮文艺》办公室，就问（主编）痖弦在哪里？我当着他面投稿，问他可不可以给他们画插图。我当时很自信。我觉得自己的画是独一无二的，读的书也足够多。他就问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我就立刻去上班了。然后我就所谓凭空冒出来了。”当时是1969年。

  这也是当时台湾文化界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你可以不加入任何团体、协会和组织，只要认真做事，单打独斗也能闯出一番事业，你的作品也能受到肯定。“这要感谢台湾文化界，如此开放。那是1969年，尽管大家说是白色恐怖时期。但当时，你的作品好，就好。”

  阮义忠说，他的第一步太容易了，一下子踏入文化圈和成名，“难听一点就是有点自大。其实我只是心里想的跟说的一致。”

  “他的过于自信，其实是因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擅长人际关系。他不是那么狂，其实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阮义忠的太太袁瑶瑶在一旁说。

  阮义忠这些年花很多时间在大陆，因为写作或者摄影的事情，他的太太袁瑶瑶始终跟在左右，这些年来，她一直是阮义忠先生的助手、秘书。

  “你跟了阮先生那么多年，不拍照吗？”

  “如果我有什么摄影细胞的话，早就给他摧残光了。我想着也去拍照，刚拿起他的相机，他就喊：‘别动我的莱卡。’他让我喜欢拍什么，就拍什么，然后我就对着他拍。他就觉得我影响了他工作。”袁瑶瑶说，跟一个摄影的人在一起其实挺无趣，因为无论在哪里玩，他永远是在拍照。“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叫我一起去看月亮，我觉得挺浪漫，原来他是要去拍月全食。……有一次我们去澎湖拍照，两个人都背了很重的摄影器材，天很热，我完全走不动了，看到一棵树，我要歇一会儿。但只见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直至不见了。半个小时后，他的身影才又出现在我眼前，对我说：‘有个设备在我包里，回来取。’”

  阮义忠很感激太太，“很多文章，我来口述，我太太（将其）变成文字，没有她，不可能多产。但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写一篇文章而吵架。”

by 东方早报 2014年1月15日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