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哥哥的书

《我们的她们》后记

1

        2004年，我的朋友张海龙，把我推荐给时任《京华时报》编辑的叶倾城（我始终叫她叶姐姐），我开始给《京华时报》写专栏，第一个专栏叫《钟情城市》，写城市里的人和事。
        在那之前，我是标准的文学青年，写散文和小说，在文学论坛出没，每年会有若干散文和小说进年选，对将来却并没有明晰的设计。我发给叶倾城的头七篇稿子，全都被毙。但也许，她觉得我还可教，悉心调教，于是，我开始向“专栏体”接近。写了四个月之后，《钟情城市》系列宣告结束。
        文人对文人的处境，有着敏锐的了解。可能是希望我多赚点钱，也可能是希望我顺着这条路写下去，总之，第一个专栏停了五个月之后，叶倾城看到我博客上一段关于明星的文字，又一次约我写专栏，这一次，她希望我能以娱人娱事为主题写下去，这种题材，不耗费生活积累，也始终不愁话题，还能锤炼文字。就这么商量定了，我于是开始为《京华时报》写新的专栏。但我没告诉她，那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无线就是TVB。
        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锤炼出一种本事，那就是，让自己在短期内熟悉一个新领域，至少懂得哪些是该碰的，哪些是不该碰的，不要说出格外触目的外行话，后来所有那些需要我迅速熟悉的东西，我都照此办理，不管那是美洲史、AV史、香港电影史，或者脑白质切除术的前因后果。
        新专栏开了只半个月，我又有了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新专栏：《武汉晚报》专栏，编辑是后来去了《南方都市报》的徐蒜蒜，后来又换成闵小丽，但编辑作风一脉相承，微风细雨，每信必复；然后是上海的《新闻晨报》，编辑是右耳，将我推荐给右耳的，是我的偶像洁尘。这两个专栏现在仍在继续，而他们也已经由编辑成为我的好友，这五六年间，彼此的人生大事，我们都有参与。
        然后，我认识了黄佟佟（她为我这本书写了精彩的序）老师，她那时在《希望》工作，这本书里的许多篇目，就是当初为《希望》所写，还有《南都周刊》的朱白，他始终认为，我能写出一本《深河》那样的小说。还有《南方都市报》的汤灏老师，《香港电影》的铸秦兄，还有《GQ》的王锋老师。“还写吗？”“这样写对吗？”的疑问幽幽浮现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在我刚刚开始专栏写作的时候，我的朋友曾经告诫我，除非像专栏大师F那样，能在一个题材领域里写出两三千篇文章，否则不要轻易涉足专栏领地。然而五年后，整理书稿的时候，我却发现，我也有了一千五百篇文章（甚或更多），分门别类地放在几十个文件夹里。
        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开三十五个专栏，还给十家报刊不定期供稿。
        电影《保尔·柯察金》中的台词浮上心头：“是的，这证明我们能行！我们也能行！”当那条铁路通车的时候，保尔的老领导拂去枕木上的积雪，兴奋地对所有人这样说。

2

        其实，我本来没有资格写这些女明星，我没采访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甚至不在北京上海广州，不在任何一个可以觅见她们的芳踪，嗅到她们气息的地方。我也接到过采访的邀约，却都拒绝了，我身在小城，路途遥远，更何况，内心深处，我只愿意这么远远观望。
        但我的朋友C——她是作家是见多识广的记者是某著名卫视长袖善舞的幕后强人——却肯定地说，我虽然没见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没和她们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我写的她们，和他们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她们，基本没有差别，她们就是我描绘的那个样子，是我在材料的碎片中窥见并拼凑出来的那个样子。她甚至雄心勃勃地谋划，在电视上开一档与女明星有关的节目，请我去做嘉宾——请一个从没见过她们的人去做嘉宾并且评点她们。
        我有点疑惑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过，我后来还是相信了——人都愿意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相信对自己有利的那些评定。也有可能，我确实是有点资格，我的资格只是，把她们当人——这是我的一位作家老兄说的，他以官场小说闻名，他的小说被官场中人当做宝典捧在手上，事实上，他最得意的时候，也不过是一家企业的内刊主编，他从没和他写的那些人和事有过较深的联系，我问他，既如此，他怎么写得出来？他送我两句话，第一句：“你只要知道，你写的是人就够了”，第二句：“你只要把他们当人写”。至于行业特色，什么驻京办什么挂职干部生涯什么代理县长市长的生活细节，都可以用资料用短期生活体验来解决。
        但毕竟，明星还是与普通人有异，他们拥有普通人的一切人性，却比普通人多了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关于这点，德国的医学博士博尔温·班德洛在他那本《隐疾》中有过探讨。该怎么掌握这多出来或者少掉的那部分？我的另外一部分资质起了作用——我虽然不曾是娱记，却勉强算是娱乐行业中人。
        是从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开始的，那是大多数目光灼灼心思活络的演艺圈中人最初的起点级别，站到这个起点之后半年，我考进电视台，成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此后数年，始终混迹在电视台、电台、夜总会，以及各种演出场合。我职业生涯的最高峰，发生在1997年，那一年，我是我们省电视台经济频道新闻节目的播音员，该台新闻里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是经我口播出的。与此同时，我兴致勃勃地写歌唱歌，在1994年的民谣风潮里，我还曾给大地唱片和正大唱片寄过样带，还参加过无数专业的或者业余的主持人大赛歌手大赛，书柜上颇有几个奖杯。至今，我的朋友里，也还有许多半吊子导演、不入流的演员，或者神经质的乐手。
        这能算是资格佐证么？似乎也不算是，但我由此知道他们——那些被我们称作明星的人，是怎样的人，知道他们怎样待人处世，知道他们性格中的一切虚荣、浮夸、乖戾和摇摆不定的善良，知道他们如何被情绪化的自我指挥，又是多么自信和不自信，知道他们是怎样被一次又一次的台上荣光和退场后的落寞之间的落差毁损，又会在那些微妙的关头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因为我就曾是这样的人。一旦知道，似乎就拥有了通灵的本事，可以推广到一切在娱乐圈沉浮的人。一个男人，若用浑厚的男中音和刻意强调调值的普通话说话，一瞬间，就像科幻片或者恐怖片里常常出现的那样，有电波从我这边伸展到他那边去，他的过去将来，顿时显影，一个女人，突然间在后台恼了，把粉刷子恨恨地一掷，一刹那，她在少年宫合唱团时候的生涯，顿时闪回。
        我已经不用那种声音和腔调说话，甚至刻意地让自己带上些口音，从前生活里的一切雕虫小技，渐渐被我洗光抛尽，但有一项技术，却像人学会骑自行车就再也回不到不会的阶段一样，始终被我保留，那就是在谈话的中间，突然静下来，再抬头的时候，只是重重地“哦”一声，我已经经过了通灵的一刹，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

3

         这就是写女明星的原因么？因为这钱刚好赚得顺手，因为我能够揣摩她们的心思和命运，并且能够写出来？
         似乎还不是。因为世界上的选择还有很多，关于写作的选择也有很多，而我却选择了写她们，就像《卡萨布兰卡》里那句台词所说的那样，世上的酒馆有那么多，你却选择走进了我这一间。
        可能像我在给黄佟佟老师的那本书《最好的女子》写的序里所说的那样：
        “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懵懂青春的参与者——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参与，是我们成长历史的见证人——尽管他们从不曾亲身到场。他们有无瑕疵不重要，形象大于真身也无所谓，他们与我们无关也有关，我们不爱他们也得爱，因为他们已经生生嵌入我们的生活，成为背景、记忆、话语，水乳交融，再也剔除不出去。”
        “还有什么比这更像爱呢？日日挂念，遥遥注目，连篇累牍地谈论，甜言蜜语地赞美，恨铁不成钢地惋惜，就算是咒骂和唾弃，也是建立在铭记的基础上，并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动力——如果这都不算爱，那还有谁可以提供一个更像爱的样本？”
        也可能，像网友评价我时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关注她们，不过因为我本心里有个贾宝玉，我之所以用宽厚的笔调写她们，只因为“宝哥哥对任何品种的女性，都没有那么狠”。
        好吧，这就是一本宝哥哥写给女人的书。在这个强大无比的理由前面，别的理由，都显得多余。
        这也是一本写给往日时光的书，她们老了，她们在天涯，“园中盛景已过，只见苔痕浸野渡，城春草木深。这世界有太多我们不懂的事，正如它不懂得当初的我们。而我们的往事，他们统统猜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