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最近的这场经济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它的影响绝不止于经济衰退和失业。从中长期来看，这场危机可能是推动“三大关系”进行改变的契机。如果调整得好，危机就能转化成机遇。在这三大关系中，第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三是社会和家庭的关系。而后两个关系其实都与我们所讲的“中美关系”有关。 第一个关系，即“中美关系”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如果仅从时间和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得到的结论更倾向于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阶段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一样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维度，即空间的维度。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这场危机的话，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这场危机来临的背景跟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历次经济危机-包括马克思时代的，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加入了全球化。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或者说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无论是从人口意义上，还是经济总量上），加入到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去，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和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包括体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等方面。我说的“中美关系”是指，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和美国人的行为是有差异的。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基本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格局，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美国人钱不够中国人储蓄借钱给他，这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当然，美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太松，把泡沫吹得太大了。但应该看到，在这次全球失衡的经济危机中，中国也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内需消费不足，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度依赖对外出口，而我们的人民币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所以，出口换来的外汇就只能放在国家那里。国家的外汇储备去哪了？2008年年中的时候，其实有5 000多亿美元在美国买了国债。而 5 000亿美元有多少呢？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1/3，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GDP的1/2，相当于美国GDP的1/30。国际上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美元流动到美国，甚至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美国在网络经济破灭以后，通过大量的货币供给和降息的手段来刺激房产经济，因为它的实体经济已经暂时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了。但是客观上来说，中国长期奉行非平衡经济政策，过度地依赖出口，并且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这又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维持了美元的低利率和高借贷。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这种组合，如果是在美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相当于中国可以借助于到美国去投资，分享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益。但最近这场危机的背景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创新动力不足，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上述“中美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我的意思是说，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历史上的大危机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做出调整。首先，美国要对其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而中国要做的则是改变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在生产能力不能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只能增加国内需求。第二，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要下降，否则，对于全球金融安全来说太危险。第三，中国可以在美国寻找机会，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公司的股票下跌，他们输在经营上，但是这些公司的实力还在，人才和管理还在，这对中国不失为一个机会。然而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这样做会使中国有可能被美国“套牢”。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出手大规模的救市方案，中国参与不参与？美国救市的钱是靠发国债，国债谁来买？美国人当然希望是中国。那么，中国能不能不买？不太可能不买，问题只是买多少。如果美国的经济下去了，中国经济也会受牵连的，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代价。 第二个需要讲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确是这样，从全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做得不错的。第二个很成功的是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大项目的推动。这些成功之处，让中国人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感觉非常好，而最近的危机则是让我们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机会，有可能推动中国的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调整。现在美国人自嘲说他们在建设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作出这样的解读：你看，金融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需要由国家来干预。我们不能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金融资本主义过了头了，需要往回调，但中国的市场却还在发育呢。这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政府监管的重要性，但千万不能因此而对政府功能作不切实际的夸大。未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该往中间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应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方式，靠政府搞项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阶段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东南沿海地带，那些大中型的城市都将陆续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如信息、文化、艺术、出版、创意、设计、咨询等等，这些都是靠脑力劳动的。当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越来越依赖脑力劳动的阶段，政府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会越来越集中在私人手里，那么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的优势就越来越小了。在工业化的时代，比如造一个轮胎或者建一座桥梁，信息都是可以参数化的，是可以写在纸上的。凡是可以参数化的事情，政府相对来说掌握信息的劣势不明显，而它动员资源的优势更为突出，这个时候政府的功能很强是有道理的。但是，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当信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就减弱了。接下来政府要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放松管制，特别是在第三产业里那些需要动脑的产业特别需要放松管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特别需要改变由政府推动文化、教育、创意这些产业发展的做法。 与此同时，政府的职能也不是退出，而是要转变，转到更多地进行公共品提供上来。这次经济危机提供的一个机会是，政府可能会更多地在公共工程方面加强投资。最近，铁路将有2万亿投下去，这是政府要做的。但同时，政府也要借机转变职能，要从推动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转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上来。千万不能盲目地认为政府可以取代市场了，如果以此为理由，扩张政府的职能，那就做错了。另外，应该对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给予更多的自由，给民营企业的增长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 第三个就是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讲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其实和前面讲到的“中美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有联系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会形成一个中国人挣钱美国人花的格局呢？为什么中国总是要靠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经济呢？其实这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消费增长比较慢，储蓄率高，最主要的储蓄是三块：一是养老，二是子女教育，三是住房。而这三种储蓄目的都跟中国家庭养老文化是有关系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个人和家庭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所以，家庭成员就特别需要为老年人养老和医疗而储蓄，或者在自己年轻时为老年时期额外储蓄。子女教育是父母的投资，为的是养儿防老，所以，必须留出一块来投资子女教育，这一块储蓄就是比西方家庭多出来的。特别是当只有一个孩子时，家庭更愿意加大子女的教育投入。还有一块储蓄是包含隔代目标的，中国人还得为子女买房子存一笔钱。我们要反思什么呢？中国的家庭承担了过多西方国家由社会承担的功能，如果我们要用社会的职能来替代家庭的功能的话，第一是完善社会保障；第二是教育要靠学生贷款，要靠公共的投入来降低学费；第三是住房，通过廉租房制度等降低住房负担。只有这些结构性的调整做到了，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现在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 顺便要说一句的是，中国城市的服务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太节俭，不愿意花钱消费服务。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有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钱”。服务业的消费从低端的洗头洗脚到高端的看歌剧、演唱会等，都是既要花钱也要花时间的。一方面，服务的需求是等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会有的，同时，服务消费是和生产同时发生的，因此是要花时间的。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白领们虽然年收入十几、二十几万，但一天到晚累得要死，所以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什么的。反过来，有大把大把时间的人又没钱去消费。所以，政府政策要推动消费模式的转型。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也许时机不太好，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却是有道理的，比如对于加班的额外工资补贴是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同时，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加强了。如果能够让有钱的人更加有时间，让有时间的人更加有钱，那么我们的消费模式就有望转变过来。 当前的经济危机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危机也是我们推动上面讲的三大关系转变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其实，好好琢磨一下的话，这三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刚才是从“中美关系”先讲的，其实也可以倒过来先从消费模式来讲。如果中国的消费模式有所转变，居民也不再存那么多钱了，那么，经济的发展就将更多地靠消费来推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得以改变，而出口换来的外汇盈余增长就可以得到遏制，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也将得以改变，中国人一边生产一边储蓄，美国人一边消费一边借钱的局面就可以逐渐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