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大国游戏 当未来不可预测,现实又动荡不安时,我们就希望在传统中寻找确定感。于是,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追忆起罗斯福与斯大林并肩战斗的日子,这种情景可能会在布什与普京身上再现;小泉纯一郎一再提醒布什,日本与美国在过去50年间的美妙同盟仍将在新世纪扮演重要角色;而前韩国总统金大中强调韩国将一如既往地扮演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伙伴之一的角色;中国人则将毛泽东与尼克松在30年前那场极富戏剧性的会面一次次回放,当布什在2002年2月21日走向下飞机时,那是历史的重演吗? “世界已经改变”,这个时髦且过分抒情的话语准确地表达出了5个多月以来整个世界的迷惘,却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迎接未来。仍被讥笑为“外交低能儿”的布什正汲汲于让自己成为伟大的“战时总统”,而高达86%的民意支持率令他安心地将工作重心置于建立广泛的外交联盟上(还好,安然事件至少尚未演变成水门丑闻,而美国经济也没有最初想象的那样脆弱)。在本·拉登与奥马尔仍未落网时,布什迫不及待并倍受争议地将伊拉克、伊朗与朝鲜列入 “邪恶轴心”的名单,这种措辞令人想起了里根把前苏联形容为“邪恶帝国”,还有二战时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轴心国”同盟。 成熟起来的布什并未收敛他得州牛仔式的直来直去,尽管这种表现在外交事务中显得不够优雅甚至令人生厌。但是,在布什意兴盎然地准备重建世界新秩序时,全世界又不得不倾听(尽管其中夹杂着相当的不情愿)。正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认定的,美国可能正在由一个“软性的霸权”转变成“真正的霸权”,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已将打击伊拉克当成了国内事务。况且除了军事与经济力量的绝对优势外,“打击恐怖主义”也为美国的行动赋予了某种正义之名。 每个国家都在匆忙不安地确认或寻找自己在新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定位。“9·11”事件打破了过去10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神话。人们曾经乐观地相信,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正推动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地球的出现,大公司与国际组织正逐渐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新通讯技术消除了地域差异,经济力量而非军事与政治力量,才是未来角逐的关键,而民族与国家可以在对世界的共同分享中寻找到最佳利益。这种幻想演变成“自由市场乌托邦”、“自由贸易乌托邦”,或是“技术乌托邦”。 人们意识到,我们不仅活在伏尔泰“世界大同”幻想的遗产里,也同样生活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所强调的国家间你争我夺、彼此间充斥不信任的理论中,是国家本身而非国际组织才是我们最终依赖的对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加强,军事力量比经济力量更重要,误解是必然的,而理解可能是偶然的。 在2002年2月21日布什走下飞机时,中美关系的历史并未掀开崭新的一页,历史并非截下来的时间断片,它由过去与未来连接而成。它不可能走出历史的阴影,或是摆脱未来不确性的干扰。作为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国的公民,中国人必须学会以更成熟与连贯性的心态来体察中国与美国间爱恨交加的情感,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在两国交往中的实际地位。我们当然可以充满自信与豪情,但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世界的游戏格局中,美国仍处于一个绝对强势的地位,而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它们间的共性一样多。这种分歧在过去的30年间没有改变,也很难在不久的未来彻底解决,我们不得不学会容忍这种分歧,放弃“崭新一页”的幻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清除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二元思想”:认为对方非敌即友,或是认为仅仅拥有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国就有可能与美国达成牢固的协议。主宰国际关系的仍是政治、经济、文化与传统因素的综合结果,而非简单的一个环节。 当毛泽东与尼克松1972年在中南海那间堆满书籍的宽敞睡房里见面时,中国仍处于一个特殊的国内动荡时期,美国则在越南的烂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们希望通过彼此的接近来对抗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前苏联。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称1972年的2月21日至2月28日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周恩来则希望利用对美国的外交来强化中国国内的温和路线,打开技术与贸易的交流窗口。 《上海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在几十年间的根本格局。一方面中国与美国的交流由此展开,双方从彼此完全不理解转变到有限的理解,同时,一些问题也将继续困扰一代代的领导人,其中最为敏感的是台湾问题。毫无疑问,从1978年建交到1980年代末,中美之间迎来一个蜜月期(仅次于与二战时共同对日作战时的亲密程度),一个急速开放的国家与一个喜欢将自己开放的价值体系贯彻到全世界的国家很容易彼此欣赏,况且里根总统越是将前苏联描绘成“邪恶的帝国”,中美间的信任就越是必要。在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进行了心照不宣的合作。 整个90年代的中美关系是在动荡、意外与危机中度过的。由于缺乏共同的敌人,中美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凸显出来,而不管是对台军售,李登辉的“两国论”,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还是南中国海撞机事件,都使中美关系险象环生。与此同时,彼此的误读甚至妖魔化也在两国甚为流行。一方面两国的知识界在思考,是否中美两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不管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新权力中心对旧权力中心的必然挑战,它们都可能威胁既有的平衡。美国的民间组织与媒体则在并没有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过分煽情地谈论人权或是宗教问题,他们可怕的清教徒传统将质询演变成一种捉巫运动。这种“妖魔化”必然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反弹,而这种情绪是理性的最大敌人。 “9·11”事件可能改变中美两国在同一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看法吗?还是仅仅暂时性地回避了最尖锐的问题?在“武器扩散”等关键问题上,布什政府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但是2月21日在与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及2月2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布什依旧表现出他是自里根以来最具意识形态传统的总统。他不断提及民主改革、宗教信仰等问题。美国希望中国相信,“恐怖主义”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对此的回应则相当谨慎,致力于推进国内改革的中国领导人尚无意更多地卷入国际纷争。这使布什的东亚之行以一种富于象征性的姿态结束,毕竟新一任第一夫人也开始学习中国厨艺,而中国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表示了欢迎布什的两个女儿来中国学习(当然,她们已经不听总统的话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一直说这个新总统鲁莽与没文化,现在他来了,而且似乎还算有幽默感,也不算太傲慢。 对于中美来说,这次试图重演历史性时刻的访问,很难促成类似于1972年那样的转折。至少到今天,“恐怖主义”还未演变成类似当年前苏联帝国那样的威胁。当然,如果“恐怖主义”对中国有了更广泛、猛烈与切身的威胁,它就可能促成中、美间更紧密的合作。现在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那场悲剧依旧是一桩外国事物。 所以,我们至多能把布什两天的访华视作一个还算良好的开端,正如布什自己所说,他的中国之行也是增强交流的表现。但正如《新闻周刊》所言,隐藏在这股新稳定关系河流下面的礁石却依然没有改变,它随时可能显露出来。清华学生似乎并不知道,对“台湾问题”的追问,渴望在布什言论上寻找漏洞的努力其实毫无意义,倘若没有国际局势的突变,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政策。所有政治领导人都在演讲中宣称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与信心,但谁也不敢放弃战略考虑。 存留于人类心中的幻想与不信任感同样根深蒂固,也同样深深地植入了政治行为。莱因德·尼布尔这样评价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光明的孩子)低估了特定的和狭隘的忠诚产生的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反力量。但现实主义者(黑暗的孩子)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持久性力量的影响,以至于不能认识到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新奇的和独特的因素。理想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新的形势自发地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实主义者则错误地怀疑变革形势力量的破坏性和创造性。”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间寻找平衡,依然是处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惟一可行准则。我们首先要承认,一个试图重现辉煌的中国(或是任何国家)是不可能回避与美国的接触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对于中国的意义高于中国对美国的意义,这种诚实的态度将帮助中国人以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中美间的交往与冲突;其次,当我们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作为庞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有着无穷的吸引力,纷纷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会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原则时,我们就可能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因为决定国家政策的依旧是政治家而非CEO,布什尽管是1978届的哈佛MBA,却比谁都清楚国家安全凌驾一切问题之上,我们依旧生活在民族国家体系中。 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会阻碍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并在臆想中把对方当作不可理喻、充满危险的敌人。因为创造敌人的最主要方式,是在心目中先把对方描绘成敌人,在这一点,美国与中国都曾经犯下令人心寒的错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二元论”这一粗暴体系的深刻伤害。 每一位政治领导人都喜欢将自己所处的时代描绘成“重大变化与剧烈震荡”的时期,因为唯有这样,他们才能赋予自己一种历史性的意义。但是在这种时刻,解决危机的最高明的方法却几乎没有变化,即重新确认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谁处于两者之间。衡量这一切的标准依旧是利益,这种利益包括短期与长期的,它在天平上的倾斜标志着和平或战争,扼制或支持。在这种意义上,与美国保持一种良性的关系依然是我们最优的选择,俄国、日本、巴基斯坦、印度、韩国也都是如此设想的,尽管他们都不那么喜欢“霸权主义”。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实的大国游戏
书名: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作者: 许知远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7-4
页数: 235
定价: 21.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许知远文集
ISBN: 97875443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