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秩序,我们了解什么? 我们是否正身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全世界的领袖们正致力于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塔利班政权如离弦之箭的溃败速度,暴露了阿富汗重建工作的缓慢与脆弱。这块几乎是不毛之地的中亚国家,如今展开了一场令人惊叹的政治实验,从遥远的美国、英国、德国,到近邻俄罗斯、巴基斯坦、中国、伊朗、印度都屏住呼吸,不懈地讨价还价——新国家不仅要考虑到饱经战乱的阿富汗民众意见,更要符合邻国与整个世界环境的意向。 “阿富汗是第一个后现代国家”,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2002年10月22日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学会的演讲中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政府不仅代表民意,它同样需要其邻国与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或许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政治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前者确定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每个民族国家追逐“国家利益最大化”,支配近代外交格局的“均势观念” (Balance of Power System),正是强调几个大国间保持结构上的平衡,便能带来相对的稳定与和平。 在战争中成熟起来的新一代大国领袖布什、布莱尔、普京、施罗德们猛然发现,在这场战争中,贫弱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声音至少与他们一样值得倾听。不错,本·拉登与奥马尔并没有像人们最初猜想的那样坚不可摧,但是在这场不均衡的战争过后,如何建立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却不留情地开始考验他们的想象力了。 老一代政治学家似乎正在变得失语,亨利·基辛格在第一时间称这是“文明对邪恶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强调的均势外交理念能够确立中国、美国与前苏联在1972年达成制衡关系,却无法解释47岁的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无国籍、无国界战争。 在接受《纽约时报》杂志专访时,萨缪尔·亨廷顿矢口否认这是文明的冲突,尽管其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在一开始就被普遍视作这场悲剧的预言书。同时,福山继续以其不容质疑的语气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上强调其论调“历史仍然处于终结”,西方制度“最终在全世界内大获全胜”,但显然,这种论调已没有10年前那样受欢迎。随着战争在技术环节上的结束,我们发现非均衡感与不确定性,而非“文明的冲突”是这场悲剧的主要特性。在线杂志《石板》称,是罗伯特·库柏1997年所著《后现代国家及世界秩序》,而非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才是解释“9·11”事件的关键线索。罗伯特·库柏已被任命为调节阿富汗问题的英国特使,而杰克·斯特劳10月22日的讲演正是以其著作为理论基础。在罗伯特·库柏看来,当1814年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普鲁士代表哈登堡齐集维也纳,共商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局势时,他们知道,只要这几个主要国家确保彼此的力量平衡,不使一方过于强大或弱小,便可长保和平。在这种现代国家理念背后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哲学信条,整个宇宙包括政治领域,是依据理性原则运行。他们会彼此达成平衡,正仿若亚当·斯密所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 当世界首脑们聚集起来为阿富汗的未来而协商时,他们必须了解,支持从梅特涅到基辛格几代政治家们的均衡信念已经崩溃,正如牛顿的稳定机械世界观念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取代。对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罗伯特·库柏说那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后现代国家体系的开始。世界格局最先由欧洲大国们主宰,接着加入了美国,接着是亚洲觉醒,更接着是拥有军事武装的非政府组织,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样可能被个人所拥有,在全球的政治棋盘上,最初的几个控制点被迅速扩大至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每一个都可能破坏整体的均衡感。 在乔治·布什1991年因海湾战争的胜利而志得意满地宣称重建世界新秩序时,新秩序其实已经开始,它不是布什所幻想的单极世界,也非其他大国所坚持的多极世界,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当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家、艺术家忙于进行后现代理论实践时,宣称以即兴、不确定感、非理性取代稳定的文化结构时,政治领域的变革也同样进行。正如杰克·斯特劳所说,在后现代国家体系中,我们已无法严格区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了。流传在英国街头的90%的毒品来自于阿富汗,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与美国人同样在世界贸易大楼中丧生,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通过CNN观看令人心悸的 “9·11”惨剧,分享同样的震惊与悲伤。 从未经历过重大事件的新一代世界领导人,如今被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布什变得沉默了,布莱尔依旧雄辩滔滔,普京正在学习驾驭一个往日帝国的转型,施罗德勇敢起来,穆沙拉夫半推半就地强硬起来,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对手本·拉登而变得团结与成熟起来,尽管他们之间依旧存在着争执。他们应该了解,不管本·拉登还是阿富汗问题,都仅仅是确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第一步。在后现代政治体系中,国家与各国人民彼此间的依赖度前所未有地提高。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莱特所说,“9·11”悲剧已经形象的说明,我们正在玩一个“非零合”游戏,要么我们都成为赢家,要么都成为失败者。正是阿富汗的战乱使得本·拉登有了藏身之所,也同样,我们不再可以对刚果的种族仇杀视而不见。 我们要致力于一个全球性繁荣与和平的行动。这听起来像是托马斯·莫尔的理想国。但这确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在愈发不确定的年代,人民就愈渴望稳定感。某种程度上来讲,政治家们必须重拾某种威尔逊主义,透过更广泛的集体行动与国际组织,依照共同的法规进行协商,并毫不松懈地帮助落后地区进入现代化,扼制政策已属于被抛弃时代的概念。 我们不可能获得永世繁荣与和平,却可能将之尽可能延长。历史在新一代政治领袖面前已放置了很多的范例,他们可以学习1815年的梅特涅一代,利用自己的高瞻远瞩甚至大胆逆转潮流,从而为欧洲世界赢得将近100年的和平;他们也可以如劳合·乔治与克里孟梭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的所作所为,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将德国逼上绝路,20年之后,他们引来更恐怖的报复…… 仅有理想的政治是危险的,而没有理想的政治则一钱不值。身处巨变时期的政治领袖,更是如此。这需要他们既通晓历史,又不拘泥于传统,既谨慎又果敢。对于他们,惟一可做安慰的是西班牙谚语:“旅人啊,前头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新世界秩序,我们了解什么?
书名: 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作者: 许知远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7-4
页数: 235
定价: 21.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许知远文集
ISBN: 97875443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