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4年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父母亲是国家干部。我是喝奶妈的奶水长大的，后来母亲总是埋怨：奶妈的奶水没有营养。 我很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在评语栏上这样写过“优点：胆小”，我最害怕体育课与劳动课；在全班同学注视下，从跳箱上翻过去，简直是一种耻辱。班主任每每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时，我只略感对不起她。 小学毕业那年，我住进医院后不久，“文革”开始了。院长叫我探听隔壁一位病人的动向，后来我告密：他每天将剩饭倒到水池里。 某年夏夜，父亲被大学生们带走了；我一直认为他是换一个地方去住。我很不情愿给他送开水，因为害怕见到他，而母亲以为我在和父亲划清界限。 对“文革”的来龙去脉，我也正儿八经地思索过。外婆说：你怎么会懂，你多么单纯啊。而父亲早就认为我是一个复杂的人，我对思想复杂感到自卑。 我从未体验到自己的单纯。 在合肥三十二中就读时，我一点也不爱读书，却跑到街上看连环画。在给工宣队长递交检讨时，他很满意，说是有文采，允许我悬崖勒马。 进入高中后，我对一位语文老师印象深刻。他借给我一本《女神》，我第一次听到他在私下场合说到“泛神论”。《女神》里作者向地球母亲所发出的一种博大的呼唤令我激动。 后来我在一个生产队落户，经常躺在大草堆上发愣。我时常跑回家。母亲说：既然你觉得家里没有意思，又跑回来干吗？我一点说不出其中道理。 1975年，我得了肾炎，住进医院。 在家养病期间，我读黑人诗选，我还读到了《唐璜》，但我对拜伦并不迷恋，对普希金略有好感。黑人诗人朗士顿•休士诗歌中放射出的黑色光芒令我炫目。 后来我才知道，像我这样孤僻的年轻人，崇拜起诗人的深沉气质，远离了自己的个性真实。 1976年进入合肥制药厂后，我继续读国内诗人的作品。仅从文风上判断某个诗人的素质，从语感上猜想某个诗人的善良。恰好公刘同志在安徽，我匆匆忙忙给他写信，后来他约我见面，希望我多写。不久，他向诗刊社推荐了我的作品。 1979年，《彩陶壶》在《安徽文学》十月号上发表。我萌发了做一个善良诗人的愿望，有病治病，没病写诗，就是我那时的艺术观和世界观。 后来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那时我至少还把浪漫主义奉若神明，形成诗人优雅、纯洁的品格是我的目标，这导致《雪白的墙》的创作（这似乎符合了一个时代的命题，使我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创作奖）。稍后一段时间，我写出《家乡的草堆》《日环蚀》等诗。我已体会到：形成个性的美好是件使人精疲力尽的工作，犹如体力劳动一样。 因为我不能维持正常的上班，1985年，工厂工劳科长亲自把除名决定送到我的手里。我说：本来应该是我去拿的，麻烦你们送来了。自此，我的生活靠全国诗友们的赞助。我无法忘记，在我创作上最困惑的时期，谢冕同志、孙绍振同志、吴思敬同志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支持。 1986年，我凝神观照自己如何生活，写出了长诗《断裂》。《断裂》表达了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所忽略的许多人生体验，评论界认为是在“展览丑恶”。因为认清了自己，我感到欣慰。 诗刊社在我生活窘迫时对我表示了关切，1986年起我担任诗刊社刊授学院辅导老师。似乎也体会到“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了。 还有，我们总是在谈创伤，至今我仍不明确，创伤的真实部位在哪里。 还有，诗自然是要质朴的，但质朴的情感有时被有教养的诗人所垄断，在质朴之外，仍有我不曾触摸过的世界。难道说，诗人只有心肠变坏了，才具有进行意义？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并非纯洁。我在学习纯洁的细节时感受到了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