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 李鸿章对这拨人看得特别清楚,尤其讨厌那些年轻的言官,曾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这话与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吉尔的说法异曲同工: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时绝不会如此。 把俩人说法汇总一下,可以这样总结,那些激进少年,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公共事务”,既不理性又不负责,归根结底,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藉此以出露头角”。 不管李鸿章这话,有没有过于主观乃至于诛心的成分,他对那些指手画脚的人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喜欢清流言官张佩纶。 当年张佩纶母亲去世,循例丁忧,就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外快啥的自然没了,还没有带薪休假一说,估计朝廷的意思是,你都悲伤到那个份上了,哪还有心思吃饭穿衣啊,喝着西北风怀念爹娘,那才说明你孝顺呢。 家底厚的人没啥问题,但张佩纶并不像那位“庄仑樵”那么会经营,李鸿章特地写信给他安排差事,后来张为庶母迁葬,李鸿章一出手就赞助纹银千两,《红楼梦》里,二十两银子够一个庄户人家过一年,算算这些银子,够过小半生了。除了经济上,李鸿章还在精神上关心他,两人书信来往不断,实在是热络得紧。 有人认为李鸿章存了利用之心,试图通过他,架立起与清流之间的桥梁;也有人说是李鸿章念旧情,当年在安徽打太平军时,他跟张佩纶老爸张印塘有生死之交;也有的说,他就是爱才,张佩纶的才华打动了他。 利用之心可能稍稍有一点,别说官场,就是普通人的交往,都很难说就那么纯粹;念旧情的成分也有一些,干大事者,少不了靠兄弟们帮衬,反过来,就会对自己的兄弟乃至有过交集的人特别照应一点;才华这点也不必说,后来张佩纶娶了李鸿章的千金,李鸿章高兴地写信跟人说,北学大师做了自己家女婿,实惬素怀。 但在当时,符合以上条件的,未必找不出第二个,可是,还有谁,让李鸿章如此牵挂,如此“疼爱”呢? 他俩的个性差别很大,前面说了,张佩纶是个过程主义者,李鸿章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 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洋洋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码,虽然我一时替他想不出来,但在咱们的文化中,能把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说得冠冕堂皇的语码还少吗?不要忘了,人家李鸿章也是“少年科第”! 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刷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抽出来。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适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要略好一点。 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个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看她的字句,总像从我心里掏出来似的那么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