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那黄金时代里,若我们肯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明清两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尽管“热中”得紧,都会慎用这一着,原因很简单,太险,太孤注一掷,不划算。 官场上枝蔓纵横,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王文韶,便很快又卷土重来,兜兜转转多少年,竟成张佩纶的顶头上司,据说王大人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羞愧难当,但这只怕是个姿态,从张佩纶很快辞职看,在王大人手下的日子并不太爽。 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凌厉,也未必就有好感。王跃文的小说《梅次故事》里,朱怀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眼瞅着就要扳倒他的上司王莽之,他非但不兴奋,反而吓出一身又一身冷汗: 朱怀镜在官场的口碑就完了。当然官场中人,看上去修养都很好的,不会随意臧否人物。他们要么避而不谈,似乎不屑提起他的名宇;要么提起他就摇摇头,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哪怕是那些自称最直率的官员,多半也只会说:这个人,多事!哪怕王莽之真的罪该万死,有的人照样会为之扼腕:王莽之是毁在朱怀镜手里。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一部分,还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同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以我对翁同有限的了解,无法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干脆作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能否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老爸都要变成肉酱了他也面不改色,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收益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目的主义者活在未来,现时眼下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被当成了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哪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张佩纶是一个过程主义者吗?有人不这么认为,清代官场小说《孽海花》里,这样描述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庄仑樵:他寒窗苦读,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被授了翰林侍讲学士,然而清代的京官,薪水不高,若非身居要津,却也寒酸可怜,这位庄翰林就穷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心中郁闷,心想“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股愤气,写了一封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京城。 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 照这说法,张佩纶的激烈、锋利,不怕把天下人全得罪光的那股狠劲儿,不过是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但有目的,而且这目的还不怎么上得了台面。能把宏大光明的表象捅一个窟窿,窥见里面那点子见不得光的东西,向来是我爱干的事,但是,我看了又看,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毫无心理负担地幸灾乐祸,因为,我不能相信,张佩纶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走上这么一条决绝之路的。 他毕竟不是雪窗萤火的穷书生,一头撞进官场中来,他爹做过俺们安徽的按察使,虽然在他七岁那年就已去世,但是有这样一份家底,他对官场上的规矩,不会那么不明白。 问题是,明白之后,又怎样?有的人是顺水推舟,为我所用,你看同样是官宦子弟出身的吴三桂和袁世凯,官场运作那叫一个轻车熟路啊,没办法,人家那是童子功,真不是一头雾水的寒门子弟所能比的,但还有一种人,明白之后,仍执迷不悟,在独木桥上孑然而行,渐行渐远,那就是张佩纶这样的人。 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佩纶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 “非如此不可!” 这是贝多芬某个乐章的主题,也可视为张佩纶的生命进行曲。 当然,也有人认为,张佩纶是一种大狡猾,想把那份“忠直”打造成一面特别结实的金字招牌——靠名声混官混饭,这在明清两朝确实很流行,说到这个,就要带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那就是清流。 清流是这样一拨人,统一的LOGO,是精神洁癖,个个眼睛里都揉不得沙子,以清扫天下为己任。洁癖成就影响力,不入他们法眼,就说明你不够干净。 张佩纶正是清流中人,而且还是中坚力量。有人把“清流”比喻成一头“青牛”,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和张之洞分别是牛角,还有几位在历史上叫得响的人,是牛尾牛肚乃至牛鞭等等,这头青牛,真的很“牛”。 跟着清流,可能没有肉吃,但怎么着都会有口饭吃,“社会良心”的名声出去了嘛,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正义,反之,援助他们,则是表现正义的最佳方式。一个道德人士纵然一时落魄,一旦改朝换代,新主人为显示对于道德的爱好,也会将被贬之人重新启用,眼下受苦便可视为一份收益长久的投资;就是落魄时,也会有民间的道德爱好者给予赞助,比如有位因骂慈禧而扬名的安维峻,这边刚被革职发配,那边资助者就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因此,做清流,未必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