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把二人的初见际遇演绎成令人拍案击节的“传奇”。据说,那一幕发生在李鸿章的书房里。某日,张佩纶来拜谒恩公,不承想与一个美丽少女迎面相遇,不及避让。李鸿章见状,忙招呼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少女回眸,道个万福后,立刻含羞转身,闪进了里间。张佩纶瞥见桌上一卷“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便看到了上面的二首诗作,引得悲愤、感喟一时涌上心头,五味杂陈,瞬时被这女子的才华与善解人意所倾倒,将其视作生命中的“红颜知己”。李鸿章见张沉思不言,便笑道:“这两首诗只是小女的涂鸦之作,还请贤弟多多指教。”接着,托付张为女儿物色佳婿:“只是小女子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张佩纶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的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李鸿章哈哈大笑:“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说罢,“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是聪明人,立刻悟到了这句话、这一瞥的弦外之音,回家即刻托人上门求亲。当然,李中堂“一口应承了”,全力成就了这桩绝世姻缘。 幼年时看了《孽海花》,张爱玲“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仍是读来爽口的佳句,尤其是最后一句,几分沧桑,倒是应和了张爱玲感慨的“身世之感”。 虽说《孽海花》多半情节属于杜撰,禁不起推敲和验证,但是,张佩纶和李菊耦的新婚快乐,却是事实。张诗云:“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张佩纶的日记里,也真实记载了夫妇俩“诗酒唱随,百般恩爱”的幸福日子,羡煞旁人。 “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甚乐。” “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与菊耦手谈,甚乐。” “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 “菊耦偶有不适,著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与遣兴。” “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 然而,婚姻的幸福并不能重新带给张佩纶宦途的平坦与转机,流放的生涯和娇妻的温柔似乎也没有将张佩纶的书生意气和棱角消磨殆尽。 1894年,清政府与日本在朝鲜交兵,7月正式宣战,李鸿章主持战事。同当年力主抗法一样,张佩纶主张开战,与主持和议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意见相左,遭到李经方的排斥。据说李经方买通御史上奏,迫使朝廷下旨“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履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尽管翁婿二人感情深厚,迫于朝廷压力,李鸿章只好设法让张佩纶夫妇迁往南京,并赠许了女儿一份丰厚的陪嫁。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晚清王朝的最后希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本人尽遭世人唾骂,张佩纶也顿失靠山,官宦生涯终告结束,从此酗酒度日,抑郁而终。1889年张佩纶在返回河北老家祭扫祖坟时,曾购地78亩以作百年之用。可是,临到头,却对自己的次子张志潜留下遗言:“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死而不归祖茔,一抔黄土掩风流,这个忠臣乖戾的一生,真是悲壮而苍凉! 与张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逸梵)也出生在大族之家。其祖父黄翼升(1818~1894),原籍湖南长沙,历史上曾和李鸿章在曾国藩麾下领军,一起驰骋疆场,平定太平天国和东捻之乱。虽不像李鸿章和张印塘那般交情深厚,倒也有同事一主之缘,但也不料想彼此的孙辈日后同结连理,后来又各分东西,恐怕更出乎两位老臣的意料。1864年,黄翼升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曾国藩曾言:“水师事务繁重,唯翼升可以综览全局。”1868年,平捻有功,获授三等男爵;1865年,又喜得贵子黄宗炎。好在,黄宗炎也算不辱家门,成年后位居南京军门之位(军门相当于今日省军区司令员),黄家在南京府成为响当当的名门望族。 此外,张爱玲的父亲在与其母亲结束婚姻关系之后,又再娶孙用蕃(1899~1986)为妻。孙家也算是显贵一族。孙用蕃之父孙宝琦(1867~1903)出生书香世家,做过户部主事、直隶道员、铜元局总办,并创设育才馆,办理开平武备学堂,培养人才。“吴佩孚、萧安国、陶云鹤皆列门强”。1900年八国列强攻陷北平,慈禧携光绪帝仓惶出逃,孙宝琦随行护驾至西安。他熟谙法语和电文,故受命军机处密事,译读办理当时北京至西安的全部有关议和及朝政的电报。因为护驾有功,受到慈禧器重,1901年议和之后,孙宝琦出使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巴黎期间,孙宝琦因暗助孙中山而为自己日后留下了一条退路。“可见公迴护革命,曲全青年,胆略识见之远大,迥非守旧大臣可望其项背者也。”后来,孙宝琦在袁世凯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时间都不长久,所以咏句自嘲:“平生但率真,宦久不知巧。”他的好友知己们形容他“性慈秉介,囊无一金,不妄取于人,囊有一金,必慨施于人。”如此看来,应是一个性情中人。孙宝琦一生多妻、多子、多孙以求多福。他娶了五个太太,生了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孙用蕃排行第七)。在这方面,李鸿章、张佩纶、黄翼升三人算是望尘莫及了。更为绝妙的是,孙宝琦晚景堪忧,于是竟把女儿作为自己延伸政治事业的最好砝码,他尽量把千金们许配给权贵之家,寻求庇护,与“河间总统”冯国璋、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户部尚书王文韶、北洋总统袁世凯都结下了儿女亲家,手段之高明,令人佩服。 张、李、黄、孙四大家族之间牵扯不断的联系,如丝丝缕缕,枝枝蔓蔓。因为姻亲,其他三个家族的声望、荣耀、资产、财富全都汇集于此,理所当然;最为受益者,当数张氏一族了。晚清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原来,李鸿章籍贯安徽合肥,这副对联一语双关,暗讽李鸿章之富(“肥”)足可敌国。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估计,李一个人的资产大约折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满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充分说明李家的财力之厚实。仅在合肥一个地方,李家六兄弟就拥有地产六十万亩,每年光收租可达五万石。“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相比之下,张佩纶以“清流”自居,难怪一生清贫如洗。等到将李菊耦娶进家门,终于夫以妻荣,靠老婆的丰厚嫁妆才摆脱了以白粥度日的窘迫生活。李菊耦的这份妆奁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总之,除了给张佩纶这代的张家人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竟然还有余力继续满足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弟弟张子静之流享受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遗少般的生活,以此足可以看出李鸿章之富有,爱女心之切。 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这时的中国,距离五四运动刚刚过去2年,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彻底惊醒了沉睡的国人,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提倡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也就是在张家所在的法国租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门外是改换了天地,而“重门深掩,帘幕低垂”的张公馆里,张廷重(1896~1953)仍然坐吃山空,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贪恋着祖辈的荣光,不愿从旧梦中醒来。因此,他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晓,只因了他父亲“名臣”张佩纶,以及他女儿“才女”张爱玲,至于他本人,好像他的存在只不过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多添了一口人丁,将张家的血脉代代延续而已。 因为父老母少,张廷重7岁那年父亲亡故,寡居的母亲李菊耦一方面望子成龙,期待儿子继承丈夫未尽的遗志和抱负,光耀门楣,于是逼迫儿子背书,稍不如意就施以惩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儿子跟着纨绔子弟们学坏,给他穿颜色鲜艳的过时的衣服,宁可他羞得出不了门,也不愿稍有闪失,败坏门族的清誉。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山,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李老太太倒是让女儿张茂渊,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穿着男装,令下人唤作“毛少爷”,李家小辈唤这姑姑为“表叔”,竟不叫“表姑”。万幸的是,好在张家少爷性格并未因母亲的阴阳颠倒而变得扭曲,他依然是个“地道”的男人,只是这男人对家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革一概不管,他所钟爱的,不过就是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活生生一副前朝遗少的模样,他连重振张家雄风都无力完成,又怎能指望这个“顽主”报效国家、拯救世界呢? 在张爱玲幼小的回忆里,张廷重常常在家里踱着方步,摇头晃脑吟诵着古文诗词,竟然从不重复。可是,这有什么用呢?1905年,科举制度早已成为历史。诗词背再多,烂在肚子里,恐怕会发酵,更增添主人没落的酸腐味。好在还有点洋务的家庭底子,这张家少爷,还能看白话文的平民化的小报,热衷于购买外国名牌汽车,也仗着从小打下的英文底子阅读西洋小说,购买大套的《胡适文存》,认为自己和胡适是“同道中人”,对旧制度、旧文化持批判态度。在天津的时候,张廷重购买新翻译的西洋小说,在萧伯纳的《心碎的屋》的空白扉页上还用英文题字: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看上去有些附庸风雅之嫌,西方的进步与文明并没有将他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洗刷去多少,正如最熟悉他的儿子张子静所描述的那样:“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就连对子女的管教方面,张廷重还是传统的打骂教育为主,爱玲也不能幸免,所以将他看得更透:“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 也难怪,做生意,张廷重肯定是外行的;投身官界,恐怕不会比父亲张佩纶下场好多少。那能做什么呢?待在深深庭院,苦守着一份不多不少的家业,对于这个公子哥,许是最好的选择。而洋人的那一套,连皇帝老子遗留的旧梦都颠覆了,定会威胁到自己手中仅存的这点“选择”,那么,他也就只好咬紧牙关,作远望的旁观者尚可,万万是不肯投身其中了。其女张爱玲在散文《烬余录》末尾的一段话为此做了恰到好处的注解: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在一般人看来,张爱玲,以及张爱玲的身世,不是传奇,却胜似传奇。然于爱玲本人而言,因秉持着“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的处世原则,以至于从来不在自传的散文中提及显赫的家世,以做标榜夸耀,招引旁人的注目。她觉得“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所以绝不做“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因为“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实在滑稽得很。 她笃信:祖父张佩纶的风流倜傥、外曾祖父李鸿章的飞黄腾达,都会随着历史的风云散去而渐行渐远、影影绰绰,而只有她自己,她的小说,才会令张家后世人在若干年后打开族谱时,倾听到她所乐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响”。爱玲给自己的小说起名《传奇》,如她自己所言,犯下的是弗洛伊德式的错误,究其原委,她认同了大师的理论:这世上根本没有笔误,其实心里本就是那么想的。哦,原来如此——她心里的那个自己、那个“张爱玲”,才是真正的、最大的一个“传奇”。 “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这是爱玲看人观世的态度,我们这些无聊看客,也不妨暂且按捺住窥私的好奇心,把她那一段家底,权当以资纪念的陈年旧事,闲来信手翻阅,艳羡是无需的了。 好像,掩卷沉思片刻之后,我们终于明白:爱玲的做派、气质,之所以处处充溢着鲜亮的张氏风格,真的是不足为“奇”了。 人生之树尽管高大参差、枝繁叶茂,耀眼阳光投射下来,总会被无数细密的叶片遮挡,投下星星点点的光影。父母支离破碎的爱情,恐怕是童年时代的张煐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枝枝蔓蔓,任那些旧式的家庭生活如何光艳明丽,都丝毫不能削弱父母的爱恨情仇侵入她的灵魂的那份凉意。 张子静日后回忆说:“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小张煐长大后,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虽然,父母亲各是贵如金枝玉叶,这段姻缘在常人看来更是门当户对,实乃天作之合;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最耐咀嚼,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较之常人将他们的爱恨情仇洞察得透彻分明许多。张煐自觉“小孩是从生命的源泉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所以“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好像只有小孩子才有办法用他们的第三只慧眼,回头将他们生命的源头看清楚到底是何等模样。 但凡可怜之人必有可厌之处,“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小张煐硬是用她比常人敏锐许多倍的眼睛,“看穿”了父亲身上的恶习种种,并施以略带同情的目光。她不能说特别爱她的父亲,当然,也不能说不爱。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吧,即使是爱,也不是纯粹,或多或少的亲情,只靠血管里相同的血脉牵连着。因为,在孩子们的眼中,张廷重充其量就是一个倚仗着祖上遗产而饱食终日,庸碌无为的懦夫。他的懦弱之处,是不敢冲破封建家族的桎梏,从死井一样的封建残余中大步走出,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少爷、公子哥,“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他的可怜之处,在于他身上的锦衣绸缎总是散发着旧社会的沉重的腐朽堕落之气,死死的,因为久久不见阳光。所以,他的思想、做派多多少少都是苍白无力的,尽显怏怏病态。按照他女儿的说法,反而观之,这也是他的可恶之处。他是没有勇气,也不会下定决心去告别旧时的一切。因为,他所沿袭的生活方式,确实令他可以快活地聊度余生。哪怕,他的妻子轻看了他,他的一对子女并不当他是父亲那样尊重,他都可以假装视而不见,躲在他的一方小天地里悠然自得、醉生梦死。 说到底,张廷重不过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家庭的小小缩影。旧时代映衬着他黑暗的背景,封建家族灌输给他的是满身恶习。或许,他也曾想过挣脱封建余孽的牢笼,找寻一片光明的新天地,无奈他顶多只能吟几句古诗,吐几句英文,别无一技之长。试问,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子哥又能倚仗什么本事,在这个动荡的新世界里闯荡一番呢?并且,他的最大悲哀是封建包办婚姻,硬是将他和一个桀骜不驯的妻子紧紧拴在了一起,成为无人能解的死扣。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如果”,他一定要重新选择,另觅一个贤淑温婉的太太做他张廷重的“金丝雀”,老老实实受他摆布。 然而,他在一个名叫黄素琼的刚烈女子面前,彻彻底底地成为一个失败者,颜面尽失。当然,女怕嫁错郎,对于黄素琼来说,这段失败的婚姻更是一辈子的惨痛经历。不过,好在她毕竟是一个西化的开放女子,她有她的追求并矢志不渝,哪怕她也自小裹过脚,哪怕她是这门第之欢的牺牲品,她也要凭她的三寸金莲踏出个光辉的未来。她的母亲是湖南长沙农家的女儿,嫁给将门之子作妾,所以她也便承袭了湖南人骨子里的那股勇敢的力量,敢于打破这旧世界。别人的婚姻美在琴瑟合鸣,而她只能感叹自己和丈夫的这把琴和瑟鸣奏出的竟然是极其不和谐的噪音,连儿女们听起来都觉刺耳,真乃是人生中的最大败笔啊!于是,她恨这婚姻,恨丈夫的不争气,恨自己命薄福浅,她凭借着湖南人的那种霸气硬是对丈夫的狎妓烧烟等不良行为勇敢地大声喊出了“不”。尽管她的抗争、劝说全无作用,她也没有消沉下去。这小女子实在太懂得转移自己的莫大悲哀,并不服输,一心醉情于弹钢琴、学外语,用漂亮衣服打扮自己,好分散欲哭无泪的杂乱情绪。纵使不能轻易改变婚姻战争的对手,也不能轻易使自己沉陷于痛苦的深渊万劫不复;纵使爱情不能让青春容颜葆鲜,那自有别的办法不让生命之花轻易褪色。 然而人的忍耐终于是有限度的,特别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夕面对一个不爱的阿斗男人,和他共卧一床,却做着相异的梦,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种比死还难以忍受的熬煎。纵使命运不能重新来过,婚姻不能自由选择掌控,那么,将一切羁绊撕扯掉,走为上策,尚且还能换回一个潇洒的身姿。 金丝笼太狭窄,?早会闷死在这里。因此,笼中的鸟永远不会停止想要破笼而出的梦想。 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打算留洋。其实,这个新派小姑子一直站在嫂子那边,姑嫂二人极其投缘,趣味相投,倒是对自己亲生哥哥的那套作风不屑一顾,做了嫂子最坚强的支持后盾。这次留洋,也给了嫂子一个摆脱破碎爱情的绝好机会。黄素琼算是个极其聪明的奇女子,祭出了小姑子年纪轻需要监护的理由,决意偕同她一起出洋。在那个年代,敢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实需要“湖南人的勇敢”的。毕竟,黄素琼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31岁的“高龄”,撇下4岁的女儿,3岁的儿子,在保守的常人看来无异有些怪僻,不守妇道。被人视为异端滋味当然不好受,可是安分守己却又是扼杀生命的锋利刀刃。毅然决然间,黄素琼终于选择做了中国的第一代娜拉,连名字都改成了黄逸梵。 逃逸的“逸”!夫妻之间横亘着一条宽阔的银河,却没有过渡的兰舟。她,不惧水深浪大,勇敢地选择涉足蹚过。 这一走,对于不才丈夫毫无眷恋之情,只因恨不得早日逃出苦海,倒是出于天赋的母性,难以割舍对一对年幼子女的牵挂。这一别,掩不住人世悲欢离合的凄惨和无奈。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那个时候的母亲,是因感叹命运不济与难舍血亲骨肉而潸然泪下,甚至有些孩子气的悲伤;倒是这个时候的女儿,却像个小大人似的,即使“有点手足无措”,也认为自己“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所以,她看见了母亲的痛苦眼泪,但是,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明白母亲那眼泪中的真正含义,她更不能理解母亲究竟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做什么。所以,母亲的出走也就不会勾起她过分的伤心,“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因此,幼小的张煐,度过了好一阵没有母爱却不怎么感到有所空缺的日子。 她,毕竟是个很自我的小女孩。 因为,她日后也形容自己:“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可不是,当年的照片里,她清澈如湖的眼睛里透射着的满是轻蔑的味道,“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对世间的悲喜不屑一顾似的。 同样,对黄素琼的离去不以为然的,还有张廷重。尽管这个妻子不具备传统意义上贤惠与忍让的美德,但是随着她的离去,整日争吵的烦心生活也算是宣告一个段落。妻子的辞别更给他的放浪形骸留下巨大的自由空间。在他的身边,群聚着一大帮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恶习难改。如果说,妻子在家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身边絮叨,表达极度的不满,多少会令他有些收敛,如今连这最后一道障碍都消失了,那就越发肆无忌惮了。早在妻子出国之前,张廷重就在外面金屋藏娇,包养了一个姨太太,也为妻子知晓了,更加促成了她的伤心绝去。张廷重还要抱小张煐去姨太太住的小公 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爱玲乍一露面,便震惊了整个上海文坛。这一年,她还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 香燃尽了,便只剩下灰。可是,自此,爱玲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个月都有小说问世,并且篇篇别有用心、别有情趣,震惊文坛。很快,她的名字红遍了整个大上海。她用自己的手,接续了那炉里连绵不绝的香气。 不仅是上海市民争相传阅爱玲的作品,她的独特、才气甚至引起了文艺圈里一些人的注意,其中就包括进步作家、《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当他偶尔翻翻《紫罗兰》杂志,看到了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时,深深地被其中漫溢的上海文化与风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揭开作者真面目的强烈愿望。正当他苦于寻找爱玲,想向她约稿之时,她却无巧不成书地自己寻上门来了。“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给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此次会面,虽然简短,但双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感觉,书写了上海文坛的一段佳话。 很快,在1943年8月号的《万象》上,柯灵刊登了爱玲的这篇《心经》,自此,到1944年元月,几乎每一期都有爱玲的作品问世。就这样,在上海滩颇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为爱玲很快攀升到文学创作的顶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时期,爱玲写出了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心经》和被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从古以来的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柯灵感慨道:“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23岁的爱玲,声名鹊起,迅速成为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才女齐名的上海滩最大红大紫的女作家之一。她崛起的速度,令人艳羡与喟叹,恐怕她自己也未曾料到。但是,从中学时代想要超越林语堂开始,她便拥有了强烈的“世俗进取心”。在《传奇再版序》中,这种进取心便昭然若揭:“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她的人,以及她的作品,太像一棵奇葩,难怪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也这样认为:“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旧式家庭的传奇身世,战乱年代的血雨洗礼,人情世故的练达通畅……上海文坛《天地》、《万象》、《杂志》、《苦竹》、《小天地》、《古今》、《紫罗兰》等文艺期刊,都为爱玲那独一无二的精神、才华及文字,合力搭建了一个“低调的华丽”的舞台——1943年至1944年,无疑是单单属于张爱玲一个人的时代。她,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为千千万万的上海人上演着一出出流光飞舞的沪剧。“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爱玲,深谙上海人的习性,又善于用文字将它们艺术性地还原且放大,所以她的大受欢迎,怎会是一种不期的偶然呢?在这完全可以被称作“张爱玲年”的岁月里,一本叫做《杂志》的月刊煞费苦心,为爱玲的飞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发表了她大部分的成名作,还在1944年8月,出版发行了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一经面世,第四天便销售一空,引起了无比的关注和轰动。 1944年8月26日,《杂志》月刊又借势为爱玲精心策划举办了“《传奇》集评茶会”,邀请了上海社交圈、文艺圈里的大腕名流捧场。兴师动众地为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这样的包装与推介,这在当时的上海,其实?很罕见的,而出席研讨会的与会者几乎产生了同感:《传奇》里超越作者本身年纪和阅历的世故与成熟,也是很罕见的。 尽管《杂志》月刊拥有着复杂的日伪背景,尽管拥有中共背景的柯灵一再苦口婆心地劝说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然而,那时的爱玲,是年轻的爱玲,是无畏的爱玲,是将成名视作一切的爱玲,“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在众多的朋友和追随者眼里,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意思是,她只看得见自己眼睛里的自己,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爱着自己。其实,与其说她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倒不如说,她的心灵才是一面湖水,映照着周遭的繁华又寂寞的世界。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半是因为她的“异文”,一半是因为她的“奇人”。 尽管做人不动声色,可是,爱玲在装扮上却一直追求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她的服装,总是艳丽的色彩,兼蓄复古的风格,透露着她性格中张扬又内敛的双面。成为红人的爱玲,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装扮她所理解并追索的都市生活,常常和炎樱跑到日本的绸缎铺子里,享受着五颜六色的缎子铺展开来时,那一种夸张且奢靡的视觉冲击和快慰。在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上,爱玲发表了一篇散文《更衣记》,对于满清以来中国女性服装的发展走势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剖析,俨然她不仅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女作家,还是一个颇具天分和鉴赏力的服装设计师。在非正式场合,她总是会穿上自己设计的奇装异服,每每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甚至出席别人的婚礼,她的那身滚着如意镶边的袄裤也会抢了新娘子的戏和风头,这叫爱玲不禁暗自窃喜。 她对服饰的讲究与追求,也同她文学作品中一贯坚持的审美倾向如出一辙,那就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倘若由别人来做,恐怕会弄巧成拙,只有爱玲,能够把两者的尺度拿捏得恰如其分,如同女作家潘柳黛形容的那样:“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文如其人,衣也如其人,爱玲匠心独具的审美与情趣,终究成为她超然脱俗、出类拔萃的亮点所在。 第二天,胡兰成终于在爱玲自己的房间里得到了爱玲的接见。“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华贵让他感到不安,爱玲身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本来胸有成竹的胡兰成也突然觉得局促不安起来。“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今日的爱玲,与昨日偃旗息鼓的爱玲比较起来,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多了些安静的剑拔弩张。不过,他们照样坐下来聊天,还是胡兰成评说理论,回忆生平,爱玲也渐渐地愿意把自己家族的那些显赫和衰败讲给对面的这个男子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这样言语上的你来我往,也是一种谈情说爱吧。在胡兰成的想象里,仿佛他和爱玲之间也如同旧小说里的落难才子与红颜美人,相逢相知便是可以流传开来的佳话,这不禁让他有点兴奋起来。回到家中,当夜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给爱玲的信,竟然写成了像五四时代的新诗,让他自己也觉得幼稚可笑,可是,这种缱绻悱恻柔情蜜意却让爱玲十分受用,她仿佛遇到了生命中的故知、伯乐,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欢喜,回信寥寥几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觉得自己常常是在作品里对人世的沧桑与悲欢怀着一颗仁爱慈悲的心,也一直等待有这么一个人,能真正地读懂她的快乐与伤悲,比欣赏她的文字还甚地欣赏她整个的人。等到胡兰成的出现,在一个男人如此含情脉脉的抬爱与注视里,爱玲不禁也像小女人一样楚楚自怜起来。 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就去看望爱玲,相谈甚欢。不料,连去了三四回之后,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顿生凄凉之感。技巧娴熟的胡兰成怎么能不发现这烦恼和凄凉背后隐藏的秘密?“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虽然胡兰成文质彬彬,可是已近40,又有妻室,并且还和汪伪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可怕的是,爱玲心中的那种情窦初开的萌动,已经迅速加深加快,爱又不能爱,爱不得,这当然叫人神伤、矛盾。于是,她给胡兰成送去了一张字条,叫他不要再来看自己,这恰恰中了胡兰成的下怀,当日便再次登门拜访,以求趁热打铁的效果。见了胡兰成,爱玲还是很欢喜的,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便难以收拾,一种兴奋难以抑止,干脆就让他每天来看望自己了。胡兰成偶尔提起她登载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第二天就取出来送给了他,还在背后题了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何尝不是对她自己最为生动刻骨的写照与描画?她何尝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变得如此谦卑与温顺?只有胡兰成,只有爱,能让她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委曲求全也可以。 张爱玲和胡兰成相爱了,胡兰成仍然和南京政权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所以“根据地”仍然选择在南京,这时,爱玲就给他写信倾诉心声,让胡兰成感觉“接在手里像接了一块石头,是这样的有分量,但并非责任感”。时常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住上八九天,胡兰成不入家门,倒先去爱玲的公寓探望。一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仿佛他已经是爱玲生活中和心中的新房客一样,一切不用伪装和矫饰。两个人哪里都不去,还是腻在房间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只是有说不完的贴己话。从文学到生活,从平凡到高雅,没有什么会被漏下,仿佛下棋遇到了对手一般,你来我往,十分地畅快,不管胡兰成言及何事何物,都令爱玲觉得“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如此般的男欢女爱,让两人都投入了感情,有些累,胡兰成赶回南京去,好让爱玲有闲空继续写文章。每次的别离都不生任何愁绪,像是一种婉转的流光飞舞,收与放,都自然得很。她淡淡地对他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女人到底想要用婚姻作为轰轰烈烈爱情的收场,爱玲想到了婚姻,却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只是觉得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也不挑三拣四,就连胡兰成是有妻室之人,还有许多女友,并且狎妓游玩,她都不介意吃醋,甚至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这个男人。她有些惶惶然,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撞得有些头晕:“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就像她和胡兰成谈及的旧小说里的句子一样,她为了这个男人,这场不知福祸的爱情,欢喜得竟然有些“欲仙欲死”。在她24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为她的人,她的文,她的思想,她的一切产生“惊动,要闻鸡起舞”的强烈感情。她那在毒品里腾云驾雾的父亲不会,她那不学无术的弟弟不会,她的家族里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男人们也不会。而男人和女人之间微妙到不可言说的默契,也是她和母亲、姑姑、炎樱未曾达到的境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是良药,还是毒药,只有她心知肚明。尽管这个男人貌似光鲜完整的外表下其实也一样的千疮百孔,她仍然觉得他很“聪明”,否则他怎么那么轻易地洞悉了她灵魂的每一个小细节呢?于是,她不禁感叹着:“你怎这样的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文由心生,于是,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毫无顾忌地放恣着她的欢欣之喜:“现在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1944年8月,张爱玲和她认定的胡兰成结婚了,考虑到时局变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请炎樱做了证婚人,合写了一张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为爱玲所撰,后两句是胡兰成加上去的。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岁月果能静好,现世果能安稳么? 最动荡的不是时局,却是人心。 新婚,似乎只是为两人的朝夕相处签订了一份纸上契约,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生活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两个人在房里,“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好像“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胡兰成知道爱玲从小学习过钢琴,便从香港买来贝多芬的唱片,附庸风雅硬着头皮天天放来听;在房里,爱玲将自己喜欢的西洋文学讲给胡兰成听,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两人一起看日本的版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然后又去静安寺街上买小菜,到清冷冷的样式食品店里看看牛肉鸡蛋之类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如此地协调于两人的新婚生活中。一日清晨,他们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爱玲心里十分喜悦,对胡兰成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在胡兰成眼里,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因为“爱玲是凡她的知识即是与世人万物的照胆照心”。 虽然爱玲早就感叹过“乱世中的人,并没有真的家”,然而对于在同一个屋檐下,能和一个互相喜欢的男人经营那些琐碎到鸡毛蒜皮的生活,也是一种让她可以“心酸眼亮”的幸福和满足:“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言语之中,那种因爱而生的母性的温柔油然滋生,她看胡兰成“眼睛里都是笑”,总是喜之不尽,真是“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了。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脸对着脸,挨得很近,爱玲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胡兰成觉得爱玲做不来微笑,她要的就是这样无保留的开心,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同样满心里都是欢喜的胡兰成抚弄着爱玲的脸,说:“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爱玲笑道:“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还有一次,胡兰成想要形容爱玲的行坐走路,发觉口齿艰涩,找不到合适的形容,爱玲便代他说了:“《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听了觉得好,便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继续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胡兰成追问两人在一起如何形容呢?爱玲回答道:“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言语中,尽是爱恋疼惜之意,胡兰成也十分受用爱玲的“锦心绣口”。 可是,两人的秘密婚姻却没有得到众人的祝福,包括爱玲的姑姑也对此并不赞成,因此在张家,一般是不承认爱玲与胡兰成的这桩婚姻的,就连亲戚们也对爱玲和这样一个“有妇之夫,而且是个汉奸”的男人来往不齿:“小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从一开始,两人的婚姻便是一个悲剧,她怎么都没有料想到,这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和这段似有若无的婚姻,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安稳的生活,反而却成为她心里一辈子的伤痛。也许,爱情让人盲目,那一刻,就是瞎了眼,迷了心窍吧?爱玲还带胡兰成去南京的老宅子,还把祖母的一只镯子拿给他看,她喜欢在房门外悄悄地窥看胡兰成在房里,微妙的情怀落笔成文:“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在房间里,两人排排坐在沙发上,讨论着彼此的姓氏。爱玲只管看着胡兰成,不胜之喜,用手指边抚他的眉毛,边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喜欢他到了忘形,称呼他为“兰成”,而他是怎么都不肯在人前如此亲昵,只仍然直呼她的姓名,她不依,胡兰成也十分无奈,只好叫了一声“爱玲”,顿时很狼狈,爱玲听了也觉生疏怪异,说:“啊?”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当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爱玲此时已经是红遍上海的大作家,稿费也比别人高,自然不需要胡兰成养她。碍于男人的情面,胡兰成给了她一些象征意义的钱,爱玲就去做了一件皮袄,不仅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剪裁,而且感觉世上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当然也不例外——或者,她并不缺钱,只是缺少一个宽厚如海似山的男人的关爱。生性风流,加上因为自己身陷特殊的政治棋局中,胡兰成并不对两人的未来抱多?希望,他觉得“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所以对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唯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回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说这番话的时候,爱玲的心里想着跟胡兰成说起过的李义山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言辞和情怀之间,奔涌着淡淡的愁。以至于日后胡兰成见到日本战败,总要想起这两句。 小人物的欢喜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不足挂齿。家里是一片莺声燕语,尽管爱玲向来游离于时事和政局之外,一心维持她周边的这份宁静与美好,外面的世界却总是风云变幻,不听她使唤。时值1944年,中日战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军渐显颓败之势,也直接影响到汪伪政府的生死存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胡兰成感觉到了大祸即将临头,在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胡兰成跟爱玲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这才让爱玲震动起来,感受到了一种大难将至的悲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造化总是如此弄人,叫爱玲好生无奈。 1944年底,胡兰成借着朋友的帮助,准备去武汉接手《大楚报》,并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实际上是从南京政治舞台不得志的战局中撤离,跑到后方,为日后东山再起积累一些实力资本。张爱玲的性格虽然干脆直率,可是,等到相守了一年的胡兰成突然要从生活中离开,还是显露出遮掩不住的伤感。她对这个男人已经依恋很深,但是,胡兰成还是在11月份一个人到了武汉,把爱玲留在了上海。 《大楚报》报社设在汉口,胡兰成和三个亲信被汉阳县衙门安排在县立医院里暂住,与一帮护士小姐们为邻。青春少女自有别样的魅力吸引着胡兰成这样的风流才子,尽管与爱玲山盟海誓过,可是,那与生俱来的孤独寂寞促使胡兰成早已将妻子抛在了一边,才一个多月就将不老实的眼睛放在了一个叫做周训德的小护士身上。对付这样一个未谙世事的小丫头,他自然是手到擒来,约吃饭,献些小殷勤,很快就把这稚嫩的小女孩俘虏了,做了自己的小情人;这倒也应合了爱玲的一句经典言语:“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男人永远是用下半身思考多于用大脑思考,同一个男人,在不同品位的女人面前,才会表现出不同的档次。是下等还是上等男人,完全取决于男人身边的女人的态度。“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小周和爱玲吸引男人的方式分别属于前后者。不过,爱玲认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每天下班后,胡兰成就和小周厮混在一起,教她读唐诗,背汉乐府,也不全是男女之事那么肤浅,还要小周送他照片,要求她在后面题字——这分明是在爱玲不在身边的时候寻找一种寄托,一种替代品——他不爱这女人,只是出于生理和心理的需要罢了。虽然小周也知道爱玲的存在,但是胡兰成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了小周本人和家里人,将她纳作自己的妾,好让自己孤身在武汉的日子不至于那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