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传奇》 家族背景，身世 1920年。上海。 十里洋场，奔泻着掩不住的纸醉金迷，言说浮生若梦般的呓语。 “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寻常日子像弄堂里飘出的胡琴声一样，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9月30日，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从麦根路（今泰兴路）一栋民国初年典型式样的洋楼里，传出的那声微弱的婴儿的啼哭。当然，也绝少有人料到，这个拥有“张爱玲”恶俗名字的女婴日后会巧妙地将文字写出花来，随即在中国文坛以一个“美丽而苍凉”的姿态，华丽转身，留与后人无尽的论说、回味。 她，就是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女子，引人入迷。 而这个谜，永远没有谜底。 25年后，即1945年4月的某天傍晚，当好友苏青离开后，张爱玲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回想起刚刚和苏青关于上进心的探讨。苏青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此时，爱玲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那边，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仿似一大块胭脂红，心不由得沉到最底，顿生感慨：“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 恐怕，连张爱玲本人都始料不及，也未曾发觉，尽管她终其一生都在刻意回避，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但是，门族的显贵、煊赫，已悄然沁入她的灵魂，点点滴滴沉淀在骨子里，融为她人生的最菁华，也在不动声色中助她焕发着“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的独特光晕。就如同她的弟弟张子静形容的那样：“我姊姊的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我认为颇得祖父的真传。” 如果把张家比作遍身散发着冷冷光泽的青瓷花瓶，那么张爱玲就是斜倚其中的一枝落寞的花；不管她是如何的不情不愿，也不管瓶中水是如何混浊、陈腐，注定都要受其滋养、浸润。封建家庭衰败、没落的景况，令她深切地见识了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层面；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命的起伏与哀伤，那是噬咬着她的切肤之痛，也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捧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更有两者兼具的满清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以至于有人批评张的小说“沉沦”、“阴暗”。如果我们得幸能推开张家厚重的宅门，就不难发现，张是“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浮荡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所以，写作，成为爱玲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 第一章 《金锁记》（1920-1930） 童年生活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张爱玲《童言无忌》） 童年的底版上总是点缀着许多斑驳的记忆，五彩的日子才是无忧无虑。未来太难设计，享受眼前的快乐才最明智。晚年的张爱玲站在洒满黯蓝月光的阳台上，看着孩提时期的照片里自己的笑，觉得那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七十多年前的她，并不叫“张爱玲”，大家管她叫做张煐，英文名字ELEEN。 那时的张家，生活富足到平静。仰赖着先人的余荫，处处可见优裕物质和阔绰排场的痕迹。不识人间愁滋味的小张煐，衣食无忧，母亲赋闲在家，教她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某天去拜望她的二大爷，老人家就坐在藤椅上招呼她“背个诗给我听”，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句就老泪纵横。小张煐“眼看着他的眼泪珠滚下来”，恐怕对自己信口吟诵的诗词何以引得那满清遗老泪流满面，颇有些匪夷所思。她着实弄不明白，其实，也无需她弄明白，她所要做的，就是赶紧尽情享受快乐惬意的懵懂时光，看这“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毕竟连她自己都未曾预料到，这段无邪的时光竟然就要在不久的将来被无情的现实轻易地打破，家庭暗藏的阴影终于也快要将这阳光完全遮蔽了。 百无聊赖之中，爱玲终于找到了此生最大的乐趣——写作。7岁时，当家族中的其他孩子淘气十足时，小爱玲就已经着手写了一篇历史小说，一开头便来了句“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颇有些历史沧桑感，仿佛《隋唐演义》中“乱世出英雄”的场景给她烙刻了相当深的印象，大概自幼她便认定隋唐盛世“是一个兴兴隆隆橙红色的年代”。如此看来，“橙红色”三字是她的最爱。如今回头望过去，张爱玲的童年时光，何尝不是一段“橙红色”的日子呢？衔着金锁呱呱坠地的小张煐，生来就是好命，投对了胎胞，选对了人家。 婴孩时的张煐就已经表现出了与同岁婴儿不一样的地方。她总是懒于啼哭，睡在摇篮里安安静静地用她乌溜溜的眼珠紧紧地盯着她感兴趣的每一件物品，长时间不离开。似乎要从这一盯一看中，生出些思想来，好早早地将这世界、这人生看个通透。从父母，到佣人，谁能不喜欢这可人的张家大小姐呢？！ 等到这女婴一周岁的时候，按照中国的民间习俗，要举行“抓周”仪式，也就是在婴儿周岁这天，将各种物件儿摆放面前，看这孩童抓到哪件物品，据此就能大概卜测他（她）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话说这日，小张煐被精心打扮一番之后，抱到了大客厅。厅堂中间那张红漆油亮的八仙桌上，放置着一个硕大的黑漆托盘。托盘里搁放着各种什物：玲珑的鼻烟壶、贵气的派克笔、泛黄的线装书等等，真是应有尽有，都是些寄寓了大人无比厚望的喜庆物儿。为多讨些福彩，慎重的妈妈还特意把家里乡下佣人的吉物放置其中，不外乎金锭、银洋什么的，还有一个五彩的小绣球。只见稚嫩的小张煐继续用她那圆溜溜的大眼睛打量着面前琳琅满目的物品，东张张，西望望的。大人们屏住呼吸，都满怀希望，翘首期待着：亲眼见证这张家闺秀光明前程的诞生，看这小人儿到底能“抓”出个什么样的未来。孰料，这一“抓”，着实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小张煐众里挑一，从各色物品里拎起一件东西放到嘴里啃，待到凑前细看明白后，众人齐刷刷地“喔”了一声，有惊奇，有失望，有叹息……原来这 第四章 《创世纪》（1942-1949） 文学创作高峰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充满了熙熙攘攘拥挤的人群。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也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靠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照顾自己的温饱，却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也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到底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已经杳无音讯。倔犟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 第五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1947） 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是爱玲眼中和笔下贪得无厌的男人模样。那么，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许只需要这样的男人，一个足亦，便是她前世今生的业障，无处躲藏、挣扎——他像恶魔一样，轻而易举地侵入她的身体，偷走她的心，把玩她的灵魂，然后装作若无其事，扬长而去——女人，或红或白，到底也只是一枝柔弱无骨的玫瑰，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无良男人手中的玩物。 十二朵花瓣散落一地，淌着殷殷血泪，瓣瓣都是破碎的心。伤悲，无人知晓。 玫瑰开得艳丽灿烂时，香气远播十里，采花的男人便会闻香寻径而来。 鼎盛时期的爱玲，无论是小说、散文、剧本，相得益彰，都代表着她的智慧之花烂漫开放，就连她本人，也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告别了羞怯，随即进入到了情感的盛放。一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突然闯入她的生命里，是喜，还是悲？谁知道呢，反正人生的因果并不需要，也无法解释清楚。 1943年11月，这个叫做胡兰成的男人，在南京的洋房草坪上，躺在藤椅中，懒洋洋地翻看着手中的《天地》月刊，突然被一篇名为《封锁》的小说深深吸引，“‘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他望着纸上的作者署名，心里不禁天马行空地思忖着，这“张爱玲”到底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奇女子，才会写出如此富有声响和活力的文字呢？文字是有生命力的活物，他不禁有些好奇，想沿着散发香气的文字，亲手揭开被“封锁”在文字背后的那个人，以及她所有的奥秘。 胡兰成马上致信与爱玲结为至交的苏青，想从她那里打开缺口，探听其人其文。苏青深知爱玲为人的疏冷散淡，便将真相告知。然而，得不到的总是好的，总是充满着奇异光彩的，胡兰成死活不甘心，再一次来信询问一二。因为自己办杂志还得仰仗胡兰成的帮衬，无奈之下，苏青不得已将爱玲的地址告诉他，剩余的事，就看当事人各自的造化与缘分了。 当一个男人遇上一个女人，他们之间要么彼此相爱，要么互相伤害；当一个文人遇上一个政客，文字与权术正面交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1943年，上海冬天的一个下午，胡兰成穿着深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按照苏青给他的地址，来到了爱玲的住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他没有进去，也没有带名片，只是写了一张纸条，留下了姓名和电话，从铁门的送信口里塞进去，便悄然离开了。如果这一切都可以被解释为欲擒故纵的伎俩，那么对于一个常在女人中厮混，早积累了与各色女人周旋技巧的轻薄男儿来说，这不过是更换一个新对象和新猎物之后，重复着早已烂熟于心的演习而已。挑拨女人的心，也一样地熟能生巧。爱玲万万没有想到，全然不是误打误撞，而根本是蓄谋已久地，贸然闯入了她的玫瑰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将会给她的生命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和撞击。 那么，这个名叫胡兰成的男人，到底是何许人呢？宛如最劣质的商品，总有最华丽的包装，善于玩弄女人的男人，一定也是风流倜傥，或者巧舌如簧。爱情里只有笨女人，智商骤降至零，又怎能轻易地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呢？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家境十分贫寒，胡兰成自幼跟随母亲过活，但是颇有天资，又相当刻苦，是乡里有名的才子。考取杭州惠兰中学后，凭借过人的才气担任校刊英文编辑，偏偏登载揭发他人账目不清的稿件，惹出了不少麻烦，差点被校方开除。二年级时，他又考取了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却因为年少气盛顶撞上司被赶了出来。后来，他离开杭州只身前往北京，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谋取了一份文书工作。北伐战争时回到浙江，不久又辗转广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以教书为生，心里有比天还高的理想，却仍然是个小人物，营营碌碌地活着。 时代与历史的变革，为那些时刻准备着、伺机而发的人提供着相得益彰的舞台与契机。善于挥写大手笔的人，比如爱玲，总是站在时代的巅峰，运筹帷幄，靠自己的本事开创着一个属于她的世纪；而善于钻空子的草莽英雄，比如胡兰成之流，靠一些投机取巧的小手段，耍一些不明不暗的小聪明，也能安生一隅，自得其乐。1936年，蒋介石推行妥协主义的消极政策，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带头起兵抗蒋，此时，胡兰成供职于《柳州日报》，将手头的笔锋对准了蒋介石，发表了“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的评论，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政界的关注与响应，从此，胡兰成便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扮演着不太光彩的政治丑角，并且只有给别人配戏的份。 借由这次“两广事件”中打下的名气，胡兰成离开了广西，直奔拥有更广阔天地的上海，在有汪伪背景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明显偏向于日本人的政论，青云直上，攫取到了主笔的位置。沪战之后，又被派往同样属于汪派机构的“蔚蓝书店”撰写社论。经过一系列的积累，胡兰成攒下了一定的资本，而他自己也一度洋洋自得，以为真成了什么知名的政论家了。 后记 十年，十年，又十年 用一个简单的标点，结束了十万字的写作。我并不掩耳盗铃般地窃喜，因为，一切远非终局落笔处的那个句号般轻灵且圆满。甚至，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那种儿时参加完一场考试后紧张情绪的一泻千里之感，仿佛再也无从找寻。 一直笃信：写人物传记，无需像写小说那样天马行空，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属于自己的泪，在一辈子的时间里体验百般不同的人生。 只是，这一次，我彻底失算。 ——张爱玲，以及张爱玲人生里遍布的“苍凉的故事”，又岂是一个文字俗笨、才识疏浅的我能简单复述？ 早已料想会有阻滞，只是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艰难——十万字，因为其间工作、学业及种种个人原因的打扰，拖拖拉拉着，竟然用了一年多才完成。而文字的苦苦堆砌，非但没有尽言心中之所想、所思、所感，试图拦河筑坝，反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累积多日的情绪之波汹涌开来，泛滥起来，无从收拾。 十年前，大学一年级的空闲时光，无聊在书店闲逛，不经意在书山书海里遇到了张爱玲，仿佛老友重聚，从此深爱。遗憾的是，开始时便是结束时，相遇时便是永别时。茫茫人海中，世间的荒野里，和她的相逢，真如她描摹的那样“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就在那一年，她结束了一切爱恨情仇，安静地告别了喧嚣的尘世。 十年后，一位特殊的好友向我发出写书的邀约，被自己欣然应允。让我大感意外的是，人生的第一本书，竟然就是讲述我最为推崇钟爱的这位传奇女作家的生平，这让我分外感叹一切自有天意。儿时当作家写作出书的梦想，几经颠簸拖沓，到了30岁才将完成。小小年纪的爱玲便大喊着“出名要趁早呀”，和她比较起来，我真是落后太多，叫人汗颜。唯一可以麻痹自己的理由便是，我不是那种“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的天才，而她才是！ 十年前，我只是记住了她的名字和小说；十年后，我通过完整地讲述她的苍凉人生，和她如此接近且深入，爱上的却是她的灵魂。那么，人生到底还有多少的因缘际会，要陷入到这种十年复十年的轮回当中呢？人与人之间的离散聚合，真的像爱玲描写的那样轻松：“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么？ 世事无常，往往等不及十年之后，便相隔千里之外。其实，爱玲倒是一直都在这里，安静地做着单单属于她的海上繁华梦；而朝发夕改，不肯老老实实的，却是我们这些躁动浮华的灵魂。 好友催稿催得急了，给我划定了最后上交期限。于是，像只骆驼，暂时抛开了手头的一切琐事，兀自埋首于爱玲的作品与关于她的若干研究典籍之间，仿佛游走于她生活过的那些上海弄堂之间，听到了不知从哪户人家飘出的胡琴声，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在耳边。 落笔之时，郑重地在文尾打上了9月8日，蓦然惊觉，就在十年前的今天，爱玲的尸体被人发现在美国的公寓里。我起身站在公寓的窗前，远眺偌大北京城里的万家灯火，久久都没有驱走那时那刻突然涌起的悲凉与惊愕。是天意，还是巧合，不得而知。我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所以我并无任何恐惧之感，但是，与她同悲共喜的日子，仿佛她的灵魂一直附着在我的躯体之上，跨越了生死、岁月、性别。她教我如何看待人情冷暖，教我如何审视内心，教我如何恪尽职守，教我如何妙笔生花。甚至，我在文字里称呼她为爱玲，也不像尊称一个老者，更像是和一个多年的旧友，展开一次超越言语文字表面意义的心灵对话。 爱玲结束了她美丽而孤寂的生命，我结束了犁地耕田般的写作，悄然间，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日子同时发生——十年，十年，又十年，我和她，仿佛不再是平行的两条线，从终点回到起点后，渐次交缠。 爱玲的人生况味，端然品读，揣摩间，因为感同身受，已是唏嘘。 平常的日子总是有锦上添花。在几易其稿等待出版的时候，爱玲的旧作《色·戒》被李姓大导演拍成了电影，在华人世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仿佛沉寂多日的爱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的谈资，就连她和大汉奸胡兰成的一段旧爱也因为和小说情节的类似，而重被好事者提及。 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只是，我不知道，和我一起慕名而来的人们，有多少是冲着爱玲而来，有多少是冲着李姓导演而来，有多少是冲着梁姓演员而来，有多少是冲着据说刺激新鲜的限制级镜头而来。然而，我知道，爱玲要的并不是一只温婉的婚戒，因为她知道“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胡兰成许下的《今生今世》只不过是乱世之中的一段迷梦。所以，连她自己都不禁感慨：“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多年前，爱玲便用她惯常的看似绵软的文字，给当代芸芸众生中沉溺于情与欲却浑然不觉的色情男女，来了一次当头棒喝！ 爱玲在《色·戒》里说：通往女人心里的路经过阴道。万事万物皆相关联，一切终究离不开过程。直到今天，我暗自庆幸，没有像起初预算的那样，奔赴她生活过的天津、上海、香港甚至美国去寻找她的足迹，来寻找所谓的创作灵感。我压抑住冲动，人为地保持了和她的距离，只是静静地读她，写她，反而挽留了难得的空间和美感。不用形式上貌似忠诚的追索，其实，只用心架一座桥梁，那也可以“万水千山总是情”！ 那么，把冥界天国的爱玲与在凡尘俗世苟活的我们，把累累的往事与莽莽的未来连接的，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