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说，未来20年大机遇——破坏性力量：上帝创造的四个坏孩子

我们认为，受到四种破坏性力量影响，今天的世界大体上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从发达经济体的工业革命时期到今天，这四种破坏性力量之中的任何一种力量都可以列入最伟大的全球经济推动力名单之上。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破坏正在发生，但大多数人无法理解这种力量的严重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二级效应和三级效应。正如波浪的放大效应一样，这些破坏性力量在相互作用，相互重合和相互依存的过程中不断积蓄能量、震级和影响力。总而言之，它们正在制造巨大的变化。 第一种破坏性力量是经济活动和推动力开始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及其城市转移。新兴市场正在经历发达国家从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全球经济的力量均势正在高速东移和南移。2000年，95％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都在发达国家，比如壳牌石油、可口可乐、IBM、雀巢和空中客车等。2025年，中国将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更多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我们预计将近50％的年营业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全球大型公司来自新兴市场。[8]“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法兰克福总部的员工开始抱怨‘最近很少看到你了’”，德意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曼这样说，“好吧，我们的增长已经转移到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方了，这就是原因。”[9] 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活动同样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每年，全球新增城市人口650万，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芝加哥的人口。[10]2010－2025年，全球近50％的GDP增长来自新兴市场的440个城市，这其中95％的城市都是西方各领域的领导者从未听说过的，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指出来的中小型城市。[11]孟买、迪拜和上海当然在此列。除此之外，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竹市已经是先进电子与高科技中心。巴西和乌拉圭边境线上的圣卡塔琳娜州是电子产品和汽车制造的区域性中心，同时也是万高电机南美洲总部所在地。我们估计，中国的天津市2010年的GDP在1 300亿美元左右，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相当。我们预计,天津在2025年的GDP将增长到6 250亿美元，约等于瑞典全国的GDP总和。[12] 第二种破坏性力量是技术的范围、规模和经济影响力的加速。从印刷术、蒸汽机到互联网，技术始终是颠覆现状的一股强大力量。时至今日，不同之处在于，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普遍性和变革的速度。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迈克菲合著了畅销书《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他们在该书中将当前这个时代命名为“棋盘的另一半”。这是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对一个关于指数级增长的古老故事的现代解读。故事是这样的：一位中国皇帝对象棋的发明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要奖励发明象棋的人。这位发明家在开始时只要求皇帝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内放1粒米，在第二个方格内放2粒米，第三个方格中放4粒米，第四个方格内放8粒米。总之，后面一个方格内的米粒数是前面一个方格的2倍。就这样放到棋盘一半的方格时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发明家得到了1匙米，接下来，他得到的米粒就要用碗和桶计算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有很多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皇帝破产了，发明家取代了皇位。因为在翻了63倍之后，米粒总数是1 800万万亿颗，足以覆盖地球表面两层。未来学家兼计算机科学家雷蒙德•库兹威尔曾指出：“自从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在“二战”期间被发明出来后，计算机的运算性能已经提升了32倍多。”近年来，随着创新速度和扩散速度的成倍增加，科技将会超出人类直觉可以预测的范围，开始呈指数级变革和增长。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和连通性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数据革命使计算机的影响力成倍放大，将前所未有的巨大信息量送入消费者和企业的手中。以技术为支撑的商业模式从阿里巴巴这类在线零售平台向Uber打车应用软件扩散。正因为这些互相放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一个高科技小配件、即时通讯以及无限信息。科技为拥有数十亿人口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而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这种发展速度是不可想象的。20年前，全世界拥有手机的人口还不到3％，有机会使用互联网的人更是不到1％。[13]今天，全世界2/3的人都拥有手机，1/3的人能够通过互联网交流。[14]就像Whatsapp一样，技术让企业能够以更少资本实现更高速扩张。如今，创业者和创业型公司往往享有大型知名公司所不具备的优势。技术应用与创新的节奏正在缩短企业的生命周期，迫使管理者不得不更加高效地制定决策和调配资源。 第三个改变世界的破坏性力量是人口。简单来说，全球人口正在趋于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银发人口的比重快速增长。曾几何时，老龄化仅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过去几年里，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都在减少。如今，人口赤字正在向中国扩散，之后还将席卷拉丁美洲。老龄化意味着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人口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增长停滞期。30年前，仅有很少比例的人口生活在出生率大大低于标准人口替代率（平均每个女性生育2.1个孩子）的地区。2013年，生活在低于人口替代率国家的人口已经占到全球人口的60％左右。[15]这是一种颠覆性的转变。欧盟委员会预计，2060年，德国人口将减少1/5，适龄劳动人口将从2010年的5 400万人降到2060年的3 600万人，下降幅度可能会低于法国。[16]由于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峰值。泰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5降至今天的1.4。[17]如果生产率不变，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意味着较低的消费增长，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总体水平受到抑制。赡养大量老龄人口将对政府财政造成沉重压力。 最后一个破坏性力量是世界在贸易、资本、人口以及大数据等方面的连通程度，即我们所谓的“流动”。一直以来，贸易和金融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全球贸易体系已经扩展成一个错综复杂、不断蔓延的网络，取代了一系列连接欧洲和北美各主要贸易中心的航线。亚洲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区。在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之间的“南南”流动使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翻了一倍。[18]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2 110亿美元。[19]1980－2007年，全球资本流动增长了25倍。2009年，跨国旅行人数超过10亿，这个数字是1980年的5倍。[20]贸易、资本和人口这三方面的连通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全部暂停了，至今为止还在缓慢回升。但是，由科技支撑的连通性却在不受干扰地继续前行，持续加速，开创了全球化进程充满活力的新阶段，同时也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助长了意想不到的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