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提供金钱和武器的方式来笼络住国民党人的做法,几乎马上就被证实是毫无作用的。6月21日,武汉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盟友,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武汉最大的敌人蒋介石等人在徐州举行会谈。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自1925年以来一直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从经费到武器、到顾问,苏联政府援助冯的力度甚至在某些方面都超过了给国民党的援助。直到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再拨给冯玉祥3000支步枪、50万发子弹、5000发炮弹和4门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1号(特字第89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315页。但是,冯玉祥并不因此就听命于苏联或由共产国际扶助的共产党。他这时已经开始对造成内部种种矛盾冲突的党部与农协发生反感。在与武汉国民党人在郑州的会晤中,以及随后与南京国民党人在徐州的会晤中,他进一步得到印象:共产党鼓动"一般党员,借打倒土豪劣绅,提倡劳工神圣为口号,煽惑工人殴打厂主,店员殴打店主,每日除开会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外别无他事,以致工厂、商店相继倒闭";造成"任意破坏秩序,杀害人民,没收财产,以致稍有资产者逃避一空"。《冯玉祥日记》(II),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43页。据此,冯毫不犹豫地于徐州会议当天即致电汪精卫、谭延闿,提出:以目前两湖情形,"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非宁汉双方共释前嫌,通力合作,不能"救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成就国民革命之大业。因此,他建议立即送走鲍罗廷,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转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1927年7月3日。 冯玉祥甫一回到驻地,就采取分共做法。其具体办法是,虽然与朱培德一样是和平礼送,政治上却学习了南京清党的一些经验。他这时公开告诫军政人员要认清主义,摆脱共产主义影响,并明令其所辖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77页。注:杨书注释此一引文来自《冯玉祥日记》6月28日条,但查该书并无此项内容,应为注释有误。冯玉祥并专门召集政治人员宣布:凡共产党员,愿意走者,发给川资;不愿走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冯玉祥日记》(II),第339、343页。之后,冯将全军200多名政工人员统统集中起来,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冯玉祥公开分共"清党",以及武汉中央随后默认唐生智的"许克祥记过一次",湖南"党部及民众团体着即停止活动"的处理办法,不可避免地鼓舞了军队中的反共和反工农的情绪。6月28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率先发表宣言,指责"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现越轨行动。而湖南各县闹得更是极糟"。宣言完全抹杀工农运动的正义性和取得的各项成就,集中拼凑种种"极糟"现象,并加以歪曲、夸大:"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私擅逮捕,任意残杀,勒禁罚钱,敲骨打髓。小民因之家倾产,服毒悬梁者不知凡几。又勒烧祖宗主位,并毁其祠堂,捣毁寺庙佛像,并收其财产。中央本无废止祀孔命令,总理亦无反对孔教宣言,竟将孔庙毁去,焚其牌位。关岳千古精忠,人人钦敬,乃至杀其神像。不问农工如何紧急,强迫到会,逆者处罚,以会场为刑场,以杀人为儿戏,不报告姓名,不宣布罪状,迫令民众举手,不举手者即为反革命。妇女运动有不要亲夫翁姑的标语,学生运动有仇父仇母的口号。佃户压迫田东,店员压迫店主,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营业,士不读书,提价兽化,毁弃人伦,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来大乱,未有如此。至于截夺军米,阻碍招兵,打毁税收机关,杀害军人家属,禁止谷米出境,闹成米荒,保护坟宅的树木,强令砍伐,猪不能喂,犬不能畜,犹其余事。"宣言称:"从前咸以为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系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阶级。迄今考察,乃知不然,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不过藉此名词,以掩其阴谋耳。"转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日,1927年7月31日。 何键的宣言,再加上社会上迅速流传工人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军械的谣言,武汉也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据蔡和森回忆,这一天谭平山报告,武汉国民党人中最鲜明地赞同工农运动的邓演达已弃职而走,行前特别告诫共产党注意,汉口的马日事变即将来临,何键一定开刀无疑。据此,张太雷当即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天一定要解决。考虑到自夏斗寅叛变以后,工人纠察队人心已散,队员纷纷逃跑,留之亦无大用,且给军队政变以口实,故经周恩来请示中央军部和省委军部后,决定"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军"。然而,解散之说刚一传出,原本早就人心惶惶的纠察队及其办事人员马上"弃枪弃职,逃走一空"。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29、134~135页。而受到何键宣言鼓动的三十五军及卫戍司令部的部队得知纠察队解散,转眼就派兵去抢占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的房子。由于中共解散纠察队之举全未和国民党打过招呼,以至第二天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会时,一些与会者还不明所以。当然,注意到共产党此举乃为避免更大的误会与冲突,会议明确通过决议,表示赞赏,并下令严禁匪徒骚扰或损害工会。因此,虽然有少数行业工会的办公处受到了士兵的骚扰,甚或被占领,但武汉的各级工会大都还是保全了下来,一些纠察队员又被招集回来,只是手中不再有武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96~1297,1323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640页。 实际上,尽管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武汉国民党人和中共中央也并没有马上放弃和国民党合作的努力。汪精卫一再表示自己两边受气,这边共产党自行其是,"似不与之合作",那边军队将领公开威胁取缔工农运动,逼迫中央与共产党分离。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为减轻汪精卫等人的压力,要求谭平山、苏兆征两人分别辞去刚刚任职不久的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的职务,同时决定每周与汪精卫等开两次联席会议,以便于国共两党随时协商。《中共中央常委会第33次会议记录》(1927年6月30日)。瞿秋白随后受命起草《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规定在肯定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两党关系的基本原则。进入7月以后,谭、苏两位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但国共两党也仍旧继续和往常一样,一起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共事,两党领导人也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同样,湖北省总工会也依旧在继续行使权力。包括其属下的纠察队,这时又有以武力干涉外国工厂的情况。据7月13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讨论,可知纠察队再度包围了英美烟草公司组织的团丁,引起英国领事的抗议。当然,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干扰外交、经济,包括不听政令的种种举动,已经更为反感。孙科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不仅扬言:"工会这样妨害国民政府的策略,简直是不承认国民政府。我们就放弃武汉,另外找一个地方,大家滚蛋,请他们来!"而且力主动用军队严厉制止工会纠察队目无政府的非法行为。不过与会者大多尚能冷静处之。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事件,会议决定,由政治委员会警告总工会,并由保安队制止纠察队的行动。同时为避免再度发生滥杀无辜的情况,会议规定,今后审查土豪劣绅也由政府负责,农民协会毋庸过问。《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327~1328页。 不过,要长期保持这样一种不死不活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首先莫斯科方面就无法容忍。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始终相信,保持这种合作关系对共产党有利。因此,"只要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要利用他们"。《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399页。有关这一点,从斯大林在罗易和鲍罗廷关系问题上表面上赞同前者,事实上却支持后者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显然,罗易是联共(布)中央激进的土地革命方针和相关指示的最有力推动者,相反,鲍罗廷则是最有力的抵制者。罗易多次提出要求撤换鲍罗廷,任命自己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结果,莫斯科始终是口惠而实不至,最终也不肯撤换抵制激进政策,对维持两党关系有自己办法的鲍罗廷。但是,斯大林为什么还必须在口头上保持激进呢?这是因为,联共(布)中央这时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包括在联共(布)党内有着深厚基础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是激进革命的有力主张者,并据此攻击斯大林的退让策略。单纯地从苏联自身的利益来制定对国民党的灵活政策,不符合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党员的思想认识。因此,为了适应党内斗争的需要,斯大林只能用这种首鼠两端的办法来使自己保持主动地位。 不过,随着武汉工人纠察队宣告缴械,和唐生智枪毙反对马日事变的张贴标语者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本来就在攻击斯大林主导的中国政策的联共(布)党内反对派们,马上就开始发动对斯大林政治上的进攻。他们于7月7日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明确认为:两湖工农运动遭到镇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有必要马上召开会议纠正共产国际前此指导方针的错误。《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7年7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396页。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不能不改变策略。他宣称:他只是刚刚知道武汉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和唐生智在长沙枪毙主张为工农伸张正义者的消息。既然如此,当然"应该抛弃他们"。《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7月8,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398~399、405~406页。联共(布)中央据此召开紧急会议,抢先一步发出指示称:"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上层却在掩盖这一切,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营垒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但"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当然,从现在起,就应当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组织党的地下机关,将受到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地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16号(特字第94号)记录》(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397~398页。 莫斯科此举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通过根据联共(布)中央8日政治局会议精神起草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把这一文件公开发表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该决议除重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以外,甚至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34号记录》(1927年7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411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627~628页。。据此,中共中央迅速进行改组,陈独秀辞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组织军事暴动;在湘、鄂、赣、粤几省组织秋收起义。 7月14日夜,汪精卫等得知中共中央态度有变,紧急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遣重要同志赴苏联讨论切实联络办法,并准备在一个月内召集二届四中全会。汪精卫表示:"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转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87页。次日,武汉国民党人进一步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汪精卫此前一直没有把罗易私下向他透露的莫斯科密电的内容通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这时他认为必须和盘托出了。他在介绍了密电的5点内容后强调:"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厉害的。(1)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2)在中央委员之中,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的,要我们违背总章。(3)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4)由二万武装的CP同志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CP不CP,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CP同志组织军队?这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CP的军队好了!(5)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转见刘继增《武汉国民政府史》,第512~513页。因此,"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孙科听后愤愤然称:"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会议最后通过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办法。 根据会议的决定,武汉国民党中央于7月16日公布了限制共产分子的训令。宣称:"检阅已往之工作,纠正以前之错误,深觉非厉行党的专政,提高党的权威"不可。但"此种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凡我同志务须体喻此意"。与此同时,鉴于已有军队开始捣毁和抢占工会及学联办公处,国民党中央随即发布了训令,告诫全党各机关:"农工政策,在本党之历史有其长远之时期,在本党之主义,有其确切之基础,并非因容纳共产分子而始有农工政策之主张;亦并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若有违背党义摧残农工团体者,"本党唯有执行革命纪律,决不宽贷。"1927年7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一页。同时,武汉国民党中央这时还明令发布了"二五减租"的训令。 武汉国民党人采取限制共产党员的办法,而没有如朱培德、冯玉祥等断然下令与共产党分离,对此,汪精卫解释道:共产党的"那个决议案实在使我们太难堪,CP同志中明白的人都应该能够原谅我们。何况是多年的老同志"。而且"我们没有说凡是列名CP的都不要,(吴)玉章同志有二十年同盟会的历史,其实可以不走"。"那怕是CP的同志,只要写信来声明,以后切实信仰本党的主义,切实遵守本党的纪律,我们并不愿意多计较"。然而,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一方面,自得知中共准备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决定之后,武汉军方几乎马上就开始了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限制令刚一发表,包括吴玉章等人在内,住处大多均被捣毁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已经散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谴责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赞助反革命军官,宣布将不对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负责,"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204~207页。 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一文,公布莫斯科密电等内容。该文件在《汉口民国日报》头版连载了3天,意在表明"谁是极意保持革命联合战线,谁是任意诿过他人,藉端攻击"1927年7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几天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又散发《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断言武汉国民党已经在屠杀民众,故不仅不再是全国劳苦青年的朋友,而且已经成了他们的敌人。 7月25日,汪精卫在的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恼羞成怒地讲:"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虽说是限制共产党员,但最大问题还是要等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军队有侵占工会的,马上要他们搬出,我们也屡次告诫我们的党员,不要对共产党肆口谩骂。就是今天的纪念周,本席也再三的说,共产党自有他们共产党的立场,不要当作他们的阴谋看待。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的随便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的权力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台北党史馆藏档,00~2/3。 据此,武汉中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规定:凡列名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在国民革命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1927年7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二页。同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强硬表示:"我们明知共产党的方法不能适应于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决计不受本党的指导,我们为中国整个革命前途计,为全国的贫苦人民的利益计,对于共产同志不能不加以制裁。然而犹复承认共产党为革命的友党,不惜迭次训令保护其身体自由,以表示本党依然认共产党在革命上立于友党之地位。现在迭次发现共产党对于本党攻击的文件,捏造事实,备肆诋毁,我们很诚恳的愿接受别党的批评,但决不能忍受别党的污蔑。如果共产党尚承认中国国民党革命的必要,及尚承认共产党还须努力于革命,则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于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中国共产党书》(1927年7月),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3225。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亦随之发表训令,要求"各军长官务必于最短期间,查明所属军队中军事负责及政治工作各人员,其有共产党员已经知名者,分别切实劝导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专心致志为本党忠实武装党员,否则即行停止职务。至于共产党之未知名者,应随时留心查察,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切勿瞻徇玩忽,以致酿成巨祸"《军事委员会之重要训令》,1927年7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一页。。 然而,还没有等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其军事机关采取行动查明军队内的共产党员情况,8月1日共产党人就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公开揭起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对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中共并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95页。。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剧变,武汉国民党显得十分狼狈。汪精卫在大发脾气后,甚至还不得不出面来承担责任。 8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通令,第一次严厉规定:对共产党徒一经拿获,决不宽恕。1927年8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一页。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共产党徒已在南昌举兵叛乱,中央为肃清内部起见,对于中央党部职员中CP分子应迅予处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决议录》(1927年8月5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4/5。。6日,汪精卫公开发表题为《错误与纠正》的文章,声称前此和平分共处置不当。文称:"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汪精卫:《错误与纠正》,1927年8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一页。 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决议:"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均着即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与张国焘等一并缉拿讯办。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下令"。"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会议并通过清党决定4项,即"(一)各级党部暨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三)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四)著名共产分子应由地方军区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8日),台北党史馆藏档,00~2/3;《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农民部函》(1927年8月9日),台北党史馆藏档,五部档4135~3;1927年8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一页。 至此,武汉国民党人也走上与南京国民党人同样的道路。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从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
书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 杨奎松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国民党史
出版年: 2008-1
页数: 752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230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