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不仅上海两党党团员之间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则频频拘捕中共领导下的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再加上孙中山公开支持军阀内战,准备北伐,共产党人自然颇感忿忿然。5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10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出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1日、3日、6日)。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数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内心的困惑与不满。 中共中央的态度远比广东共产党人更为强硬。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在参加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讨论之后,瞿秋白悄悄写信告诉鲍罗廷说: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激烈地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共产国际控告您,"因为您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您一向不把中央放在眼里"。《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9月)。 为了设法抵制鲍罗廷的"错误路线",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坐镇,以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同时还要瞿秋白打电报"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10月8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648页。只是,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来得颇不是时候。由于这时广州商团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宣战,原本不赞成维系广东政权的共产党人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也不得不站到国民党这边来。 商团事件的发生,本与广州商界,乃至相当多数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政开支而征收苛捐杂税的积怨有关。再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作祟,广州商界领袖陈廉伯等由自行组织商民武装自保,渐至走到与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自其走私武器被扣之后,商团与广东政府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日趋白热化。面对广州政府可能被推翻的严重危险,共产党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鲍罗廷说得好:"现政府尽管依靠的是军阀,但它比以沙面、香港和伦敦为靠山的陈廉伯政府要好些。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6日)。于是,要不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维系广州政权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在得到首批苏联武器首批苏援武器10月1日抵港,7日运抵黄埔,包括8000枝配备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及各种炮等。参见1924年10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之后,鲍罗廷立即推动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将实际上已经控制在右翼军阀势力手中的广州政权夺回来。同时,鲍罗廷力主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联合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迅速发放武器,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展开对商团的进攻。 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警察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商团事件被一举平定。这大概是孙中山去世前国共两党之间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孙中山对此相当满意。事件的平定也缓和了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紧张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会上,鲍罗廷提出的每一项激进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几乎都会受到反对。国民党领导人很明白地告诉他,苏联许诺援助武器,至今未曾见到一枪一弹,既不援助武器,又怂恿国民党去得罪列强和国内各派势力,让人无法接受。而如今,这样的意见不见了。国民党不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团武装,而且由于苏联公开提供武器来装备国民党的学生军,使广州附近心怀鬼胎的各派军阀一下子变得恭敬多了,孙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成功地把曹锟赶下了台。他进而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应该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依旧是反对的。即使在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观念也丝毫没有改变,依旧公开批评国民党,不相信国民党的任何政治路线或军事路线可能达成革命。他们声称: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不断地造成"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等恶政"。"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得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4日。在得知孙中山准备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的看法依然是:北京发生的一切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帝国主义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当到北京去与军阀们搞在一起转见鲍罗廷《关于国民党》(1924年1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65页。。总之,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当然,中共中央的这种观点无论如何都过于机械了。孙中山对此不屑一顾,鲍罗廷更是积极推动孙中山北上。就连维经斯基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看法。毕竟,能有机会把革命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范围来,这总是有利的。《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年11月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5~556页。随着维经斯基在1924年底再度来到中国,中共中央的这种机械的论调开始消失。不过,这一时期,国共纠纷愈演愈烈,共产党却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半年多来,党的组织只发展了400余人。在1924年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国民党在反抗帝国主义者,甚至在俄国,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大会上,听众也只知道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的党,孙中山是中国唯一的爱国的革命者,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却没有人问:中国是否有共产党,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1924年12月5日。维经斯基所谈到的情况,还可以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得到印证。斯大林随后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当中,坦率地对共产党人必须寄人篱下,遭受国民党的"虐待"表示遗憾。当他听维经斯基介绍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且比国民党人更有能力时,十分惊讶。《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07页。 中共中央受到维经斯基的鼓动,紧接着于1925年1月召开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主张更加充满革命性,也更具有战斗精神,更加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族运动时保持独立地位与阶级斗争目标的极端必要性,甚至进一步提出,要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据此,会议检讨了自国民党一大以来党所犯的各种"错误",再度指出最危险的错误就是:"(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会议决定新的方针是:(1)反对国民党内部的阶级调和倾向,加强阶级斗争观念;(2)承认国民党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作用,并揭露国民党中派领袖的游移态度;(3)加强国民党左派力量,扩展工农成分,推动中派左倾。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9~341页。 让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就突然去世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一切事务均由孙中山一手操持。对共产党员跨党问题,虽有众多国民党人再三再四地控告,孙中山也坚持他定的政策,下属无权置喙。特别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词斥责持异议者称:"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那意思分明是想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不难想见,以孙中山之独裁和他对共产党员工作的印象,只要不发生共产党方面公开挑战其权威并威胁到国民党基本利益的情况,他就能够把两党关系继续下去。在他的权威震慑之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不能不受到相当约束。如今孙中山突然撒手人寰,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自然会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去。 还在孙中山病重之时,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就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老同志,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并在明知孙中山不会同意的情况下,坚持提出七项要求:(1)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的共产党员一律免职;(2)与共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一概停止;(3)有关一切现阶段的政治问题,请在共产党员以外指定三人处理并经办之;(4)派往各省的宣传员,属于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5)二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时间越早越好,剔除共产党员之代表;(6)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件,应由纯粹国民党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7)本党一切事情,今后不许外国人干涉据李云汉称,实际上冯自由等还在广州时就"不惜独树一帜,与广州(政府)立于对立地位"。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55页。。不仅如此,他们鉴于孙中山已进入弥留期,更进一步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打出排斥共产党的旗号。冯自由等人的做法,再明显不过地预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势必会因为共产党问题而发生分裂。 国民党正在出现的这种危机,同样也引起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鲍罗廷甚至颇为兴奋地报告莫斯科说:"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7~602页。。中共中央受此影响,迅速行动起来,明确主张立即"公开的征求党员","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竞争选举"。《中央通告第十九号》(1925年4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十分明显,孙中山的去世,使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进一步得到释放和发展。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在所难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书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 杨奎松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国民党史
出版年: 2008-1
页数: 752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230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