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由于早年所受到的激进思想的影响,蒋一直是"扶助农工"政策的拥护者。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高唱"扶助农工",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蒋介石1927年以后经常在讲演中谈到"扶助农工"的问题。他始终强调这是绝不能稍有变动的孙总理"三个政策"(反帝、联俄、扶助农工)或"四个政策"(反帝、反军阀、联俄、扶助农工)之一。参见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29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29、216页。但问题是,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帮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他却有着不同于共产党人的看法。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年9月);《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补充报告》(1926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514~515、522~523页。。 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蒋最初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比较积极。北伐开始后,蒋仍旧关心过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7月23日、24日;《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北伐中,农民为国民革命军运粮食、抬担架、作侦探,第一军的指挥官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相信"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蒋对农民运动也更加重视。他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一面公开发布命令,"通令我党军全体将校士卒,今后无论在何地方,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务使我国民政府治内之农民,能得优裕生活,能成有主义有组织之民众"《饬将士保护农民利益扶持农民运动令》(1926年9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202页。。年底,当国民党在庐山开中央政治会议时,他"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12月7日。据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称,会议强调"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重力军",说"求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农民生活"。为此应"速制定土地总法,减轻农民负担","消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无反革命派"。总之,会议主张号召"革命的群众准备与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即使因此可能带来一时的痛苦,也应当敢于承受。《蒋介石日记》(二)原稿复印件。另据1926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报道,蒋这时主持的庐山会议还有过北伐期间要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内容。进入到1927年初,蒋仍旧公开声称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革命军前仆后继,"都是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求解放而牺牲"。因此,"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蒋介石:《江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讲演词》(1927年1月),《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08页。。 相对于农民运动来说,蒋介石在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上就表现得复杂多了。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感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称:蒋"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湘区书记报告》(192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97页。但广东地区共产党领导人的感觉明显不同。这是因为,自北伐伊始,蒋就明令在北伐期间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当然,第一,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蒋并非始作俑者。1924年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任工人部长的廖仲恺也曾不顾共产党人的抗议,采取了坚决禁止罢工的做法。第二,罢工是双刃剑。在敌占区罢工,是打击敌人;在后方罢工,却可能影响生产、流通和社会稳定,扰乱的是自己。后来中共在苏区,就绝不允许罢工。在这一点上,其实当时连俄国人也有过大致相同的意见。当北伐军逐渐推进到英国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之际,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就明白建议:国民党应当改变过去革命党的一些习惯,做全面执政的准备,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布留赫尔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的通报》(1926年10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570页。。言外之意,如果能够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省港罢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将有利于避免在军事上遭遇英国人的干涉。 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担心与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和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二"事件当天,其士兵先行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住地,就反映出当时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蒋对这支治外武装存在着某种戒备的心理。二是广州的工人,一派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影响之下,一派由保守的广州总工会指挥,还有一派则是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影响,联合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周围。三派工会常常因为意见相左而剑拔弩张,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节日,当局就不得不预为戒备,甚至动用军队震慑。而就在蒋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人与总工会的工人也还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双方街头械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时间,一些工人被打死打伤。蒋虽亲自出面调停,亦未见成效。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7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 由于蒋这时的统治重心在城市,而城市的经济生产、生活状况及其民众心理对战争结果影响甚大,故蒋对城市工人运动如此敏感与戒备,也可想而知。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蒋介石:《禁止私擅逮捕布告》(1926年11月12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425页。。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蒋总司令忠告武汉工商界》,1926年12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版;1927年1月18日长沙《大公报》第二版;1927年1月23日长沙《大公报》第二版。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依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如何能够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厂主保有财产,不失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呢?一向对广州工人运动抱有成见的李济深等人,1926年12月在广州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罢工法,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这个罢工法限制工会的某些自由,如规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自行成立工会,工会不得滥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体;罢工之际不得自行没收商店、工厂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锁工厂或妨害商人自行作业;不得携带武器、棍棒等示威游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种胁迫手段募集会员。但它同时也顾及到工人的一些权益,对店主或厂主加以约束。如规定商人或厂主不得组织自卫工会,以期破坏;不得无故解雇店员、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员或工人参加工会运动;不得收买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对抗工人;可加入工会,享有选举权和发言权,但不能有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关闭工厂必须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关闭或解雇,须发给薪资两月;遇有店员或工人罢工时,可以自行作业,惟不得临时雇用店员、工人,以破坏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解决之际,应照新商妥之赁银率补发罢工期内之工资,如此等等。1926年12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版。 在这种时候,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是意在保护商人、厂主,都难以得到激烈分子的赞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主张为造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应当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进而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等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70~673、676~678页。这一决议使得原先对过多损害社会富裕阶层利益的做法感到担心的共产党人,大大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但是,要想让大批早已习惯于上下尊卑的旧秩序的工人、农民都起来造有钱人的反,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以便深入革命,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转见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懂得群众运动必须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指导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战士》第35~36期合刊,1927年4月。不计后果,过分要求,甚至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现象,自然会不断出现。 仅以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为例。其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10倍。《赣州洋货绸缎布疋店员工会章程及决议案》(1926年十一月初八),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档,汉11361。 之所以会出现这许多过分要求,明显与其会员素质较差和成分复杂有关。据当地妇女解放协会报称,1926年年底,该会会员为宣传民众,在二女师排练新剧,谢绝参观。该县洋货绸缎布匹罢工店员多人得知后,欲强入排练场,被学校职员婉言劝阻后,竟"在校门照墙上涂写打倒二女师、男女不平等、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妇女等种种龌龊不堪之语,并图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龌龊不堪入目之图。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复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赣州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载源清呈中央党部函》(1927年1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档,汉11462。。仅此一例,即可看出这个店员工会中确有一些具有痞子流氓风气之人。对于这一事实,共产党方面也不否认,只不过评论说,这是一些"无知店员"所为罢了。赵幼侬:《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1927年2月15日),《向导》周报第191期。 一方基于战争、财政等种种需要意图适度保护工商;一方力图改天换地,最大限度地争取工农,拓展自身革命基础。蒋介石等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随着双方各种矛盾的交集,日渐浮出水面了。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
书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 杨奎松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国民党史
出版年: 2008-1
页数: 752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230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