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年中，斯大林的政策严酷而连贯，而杜鲁门的则很混乱。当美国反对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而自己却在西半球巩固其地盘的时候，这种政策上的混乱变得非常明显。但不像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政策，国务院并没有运用经济武器。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经济关系被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战争期间，这两个区域一直给美国工业提供便宜的原材料。虽然后者对美国提出抗议，而且华盛顿开出空头支票，但它依旧不去照顾它的近邻，而是花费钱资在欧洲的重建上。 但是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并没有被忽略。在年轻的拉美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的谋划下，一个确保美洲稳固地处在华盛顿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政治办法被设计出来。这手段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1945年春天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洛克菲勒和范登堡主持制订了这个条款。它允许通过特别的、建在联合国之外但须遵循宪章原则的地区性组织，来进行集体自我防卫。通过这种方法，地区性组织就可以规避安理会中俄国的否决权了。美国于是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地盘而不受苏联干涉了。 洛克菲勒对拉丁美洲十分熟悉，因为他的家族在此投资（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他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以便北美和南美可以在经济上实现一体化，并且可以在不受外人指手划脚的情况下发展。洛克菲勒也懂得，除非美国“在西半球有一个紧密的国家集团”，否则它就“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做它想做的事情”。而范登堡还有其他理由。尽管众所周知这位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在1945年前转变成了“国际主义者”，但他的立场变了多少，是个问题。 这位身材肥硕、满头银发的参议员正体现出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当美国人无力主导国际事务时，他们就倾向于成为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而当他们行有余力时，便摇身一变而为“国际主义者”。（但美国人自从17世纪以来便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美国人很少愿意在行动自由问题上来讨价还价或是做出妥协。他们是在有主导权的情况下才加入诸如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的。在二战中，范登堡逐渐地放弃了先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因为他相信美国有了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加以推广的实力。他在1945年初宣称，这些原则“随着我们舰队扬帆远航，跟着我们的展翅高飞，伴着我们的烈士长眠地下”。而且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东欧的人们。但是雅尔塔协定使范登堡震惊了。他称波兰问题的协定“糟透了”；他担心联合国背上苏联在安理会否决权的沉重负担，就不能实施大西洋宪章。然而西半球是可以被保护的。当他和洛克菲勒炮制出第51条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在新旧两个世界获得了最好的结果：美国在新世界拥有排他性的权力，又有在旧世界施加影响的权利。 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有明显的混乱，他谴责这种美国人：“（在西半球）抱定被夸大的门罗主义观念不放，同时又在中欧出现的每个问题上都插上一手。”几乎只有他一人主张实行另外一种政策。史汀生希望的是，通过美苏双边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谈判，因为美国人控制了联合国内的大多数，所以在那里俄国人心存戒备，不好商量），双方都能够同意对方应该拥有用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势力范围。但是因为史汀生已经在波兰问题上说错了话，所以这次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失去了发言权。杜鲁门是不打算搞什么讨价还价的。总统告诉他的顾问说，他或许不会得到100%，但是会得到85%。甚至在俄罗斯特别敏感的罗马尼亚，国务院在1945年8月的决定居然是，“我们决心得到和俄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在美国人的压迫下，苏联人只有加紧对罗马尼亚的控制。 但是对德国这个最麻烦的问题，即便是史汀生也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从1943年一直到1945年，罗斯福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有时打算干脆摧毁这个国家（他甚至曾经提到过大规模阉割），有时又觉得不妨允许德国在紧密的控制之下重新工业化。史汀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极力主张重建德国。他们认为世界的恢复要依赖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欧洲。这就使得像过去的一个世纪一样，德国要能够成为欧洲的一个健康的心脏。罗斯福照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就斯大林而言，当罗斯福提出肢解德国时，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但俄国人更关心从德国拿走补偿（以工业设备和物资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重建俄国的工业，同时排除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再次威胁俄国的任何可能性。斯大林也坚持领土变更。他想让波兰人得到东德的一部分，作为波兰被强迫把其东部的领土给俄罗斯的补偿。最初丘吉尔和罗斯福并没有拒绝这项要求，但是到1945年时他们又转而反对新的德波边界了。他们自然有理由担心这仅仅是共产主义控制东德的一种伪装。 1945年7月，在被占领的柏林郊外举行的波兹坦会议上，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交易方案。西方会在实质上承认新的波德边界，俄国人也可以从他们自己在东部德国的占领区（主要是农业区）获得补偿。但是在三个西部的占领区（分别由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苏联人只能获得25%的补偿；而且这些补偿中的一半要用苏占区的食品来支付。斯大林大发了一通牢骚，但还是接受了。美国最终做出了决定：它并不急于去肢解德国，而是要紧紧地控制这个国家西部的工业心脏地带，并且有条不紊地重建被毁灭了的德国经济。当然这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德国在经济上的分割会导致政治上的分裂。这桩交易为东德和西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尽管杜鲁门没有在波兹坦获得他那“85%”，但是在回国途中他得到消息说一个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武器——原子弹——在8月6日几乎抹去了日本广岛。8万人在一瞬间丧命。这比当年稍早时美国对东京的大规模轰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少2万人，但是仅仅一颗炸弹就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却是新近才得以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在1941年就启动了原子弹计划。他决定至少在1944年之前不与苏联人分享关于这炸弹的信息，虽然他也知道斯大林已对这个计划有所了解。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美苏在东欧日益紧张的对抗，所以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便在1945年夏天商量着来这么一手：趁俄国人还没有掌握原子能的秘密，让斯大林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亚洲问题上拿出“更多的交换物”。 然而，对于如何利用原子弹获得他们想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让步，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一直没有算计好。在波兹坦，这位总统使用的是冷处理的方法。在听到新墨西哥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设备试验已经成功了之后（一位良心受到谴责的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了”），杜鲁门不动声色地告诉斯大林美国掌握了一种新的破坏力极大的武器，但他没有说这武器到底是什么。斯大林马上就明白了，但是表现得同样不动声色，以至于杜鲁门搞不清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否领会了自己的意思。斯大林当然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指示苏联原子弹绝密计划的负责人加快这项工作。这位负责人回答说他既缺乏电力又缺乏砍伐森林的设备，因为他要在空地上建立实验室。斯大林迅速命令调用民用电力资源支援核计划，然后他派两个坦克师去铲林开地。仅仅在原子时代开始之后数小时，军备竞赛就加速了。 杜鲁门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研制这武器出来，就是预期要使用它的。原来首要的目标是纳粹，但当德国人在1945年5月投降之后，目标自然就变成了日本。1945年初惨烈的战斗中，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伤亡数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比过去三年还多，鉴于这种情况，杜鲁门要做出不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倒是更困难了。第二，计划中1945年末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代价太大了。使用原子弹会减少甚至消除美国人付出的鲜血代价。第三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目标。斯大林在雅尔塔许诺要在对德作战结束之后三个月——也就是说在8月的某个时候——进攻日本在满洲的据点。在1945年初苏联答应进攻日本，美国官员会觉得如释重负。但到了当年仲夏时节，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就不再想让斯大林的军队距离日本太近了。1945年8月8日，苏联人对日宣战，并且攻进了满洲。第二天，另一颗原子弹就摧毁了长崎市。如果说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有其理由的话，那么后来的观察家很少能发现第二次使用原子弹有什么道理。勉强说得上是道理的无非一是杜鲁门并没有阻止投掷（后来他的确下令没有他的特别指令不允许再投掷），再就是在美国最高官员看来，由于苏联对满洲的进攻，日本必须马上向美国人投降才行。 1945年8月10日，天皇制服了军队，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在美国空军另外多次猛烈的常规空袭夺走数千名东京市民的生命之后，东京和华盛顿在8月14至15日签订了若干投降条款。如果按照史汀生力主的做法，杜鲁门早一些宣布可以保留日本天皇（但要去除其神圣地位），这些条款本可以早些达成。但是，贝尔纳斯警告说如果杜鲁门做出这样的妥协，美国人民会咒骂他。最终总统还是接受了保留天皇的做法。既然美国人已经做出这种表态，加上苏联在8月8日的对日宣战，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就确信还是趁早媾和为妙，因为他们所恐惧的情况莫过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其宿敌俄国就会用军队把共产主义体制强加于日本列岛。苏联军队从未能踏足于日本各主岛之上。所以当杜鲁门拒不与俄国分享对日占领的任何实质性权力时，斯大林也只能激烈而徒劳地抗议了。 杜鲁门放言称：原子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物”。他并没有为使用原子弹而感到内疚。这位总统向记者解释的时候提到“对珍珠港理无可恕的攻击”，他说：“当你和野兽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须当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但是，在他临终之时的1972年，杜鲁门看起来在解释为什么下令投掷原子弹这个问题上很烦扰。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幽灵。）8月19日，李海海军上将在向全国的广播中宣布，美国拥有实力超过任何现有其他两国舰队总和的海军、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地面部队、“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空军”，以及“英国盟友，此外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的秘密。”很明显，美国人在二战结束时手里握着最好的一把牌。当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公开宣布了在这轮牌局中美国的筹码。 他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就业，而美国的繁荣和萧条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贝尔纳斯表述了他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信念，即持久的世界和平不能建立在排他性经济集团和……经济战争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警告说：“在许多国家……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信条与拒绝这两个原则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贝尔纳斯下结论说：“只要我们把我们国内的事做好，我们就能使得世界上每个地方都皈依我们的信条。”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300年前在马萨诸塞湾也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但只有到了现在，当温斯洛普所谓的山巅之城工业化、国际化了，而且手握原子弹了，这种意思才能被说得如此清楚。 但是苏联拒绝改变立场。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秋天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俄国内部，“资本主义包围”威胁的论调甚嚣尘上。令人焦忧的传言不胫而走，说斯大林对抗资本主义包围的办法是用新的五年计划进一步地管制苏联人。即将从陆军部退休的史汀生最后一次试图阻止东西之间的对抗。在一份9月11日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上，史汀生预言“不可能利用我们对原子弹的独占作为直接的手段，（在东欧内部）产生想要的变化”。如果苏美谈判期间，我们“总是把这武器挂在屁股上耀武扬威的话，那么只会使苏联人更加怀疑我们的目的和动机。”他再次强烈要求与斯大林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以制定控制原子弹的办法，并签订总体和平协议。史汀生的建议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几个月前他还希望用原子弹把苏联从东欧弄走。现在他改变观念了。 杜鲁门再一次对史汀生的建议弃之不顾。一个月后总统发表演说，其中一再吹嘘美国垄断了核武器，然后抨击俄国抓住东欧不放。莫洛托夫迅速回击道，和平并不能靠“帝国主义政策的狂热支持者”鼓吹的军备竞赛来获得。他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提到原子弹……的出现”。 随着一次次的恶语相向和一次次的动作往还，战时联盟进一步解体了。斯大林明白这种形势，他加强了对俄罗斯民众的管制以应对斗争的需要。美国人却还没有明白局势到了何种地步。公众和国会的意见跟随着而不是塑造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哈里曼和其他官员早已给这些外交议题定下调子，他们在国会或者选民知道“铁栅栏”之前就已主张实行强硬政策。在这里，正如在大多数对外政策议题上一样，政府行政机构可以为政策制造出一种民意，让老百姓赞成这些政府认为合乎国家利益的政策。其实苏联人可能的对西欧的入侵并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正如国务院1945年6月告知杜鲁门的，俄国人“不会太担心西欧事态的发展，只要西欧国家没有显露出要联合起来和俄国作对的迹象”。 1945年11月，一份罗列了斯大林军队的主要问题的美国情报报告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分析。这份报告逐一列出了苏联的军事弱点和“弥补（这些弱点）所需的时间”，而苏联只有弥补了这些弱点才愿意冒严重武装冲突的风险。 1．战争造成的人力和工业损失（15年） 2．缺少技术人员（5—10年） 3．缺少战略空军（5—10年） 4．缺少现代海军（需要15-20年时间才能进行包含重大海军行动的战争） 5．铁路系统、军事运输系统和相关设备条件差（10年） 6．苏联的石油、铁路线和重要的工业中心很容易受长程导弹攻击 7．没有原子弹（5—10年，可能更短） 8．占领国家的反抗（5年或更短） 9．在远东军队数量的弱点——特别是海军（15—20年） 这份报告下结论说俄国至少15年内不大可能冒险发动一场大战。因为苏联军队的交通能力有一半还要靠畜力（而且将会持续到1950年），所以15年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估计。 这样，在冷战开始的时候，杜鲁门的问题当然不是苏联入侵亚洲或欧洲的威胁。他的问题也不是美国的公众舆论。问题在于东欧，在那儿斯大林的军队把整个区域封锁起来了，而这就直接挑战了大西洋宪章原则，挑战了华盛顿日益增长的信念，即美国的体系只有扩展到全球才能运转起来。德国的分裂已成定局，“铁栅栏”后的波兰和东欧也沦陷了。现在，问题变成：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它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遭到种种挫败之后，它将做出何种反应？此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当美国人做出反应时，他们将如何运用包括新研制出的原子弹在内的巨大实力？有人回忆起著名的19世纪科幻作者儒勒•凡尔纳的话，“当一些巨大的锅炉发生爆炸并摧毁我们的地区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是（美国人）造了这些锅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