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中东已然成为了英法两个帝国的生命线。在更晚近时期,这个地区又给西方提供石油。美国公司已经逐渐占据了中东石油产业的主导地位。为了保护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于1942年就联合占领伊朗达成了一致。他们进一步达成协议,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六个月从伊朗撤走。俄罗斯与伊朗相互接壤。二战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曾经几次向斯大林保证会在战后安排中照顾俄罗斯在伊朗的利益。可是在1944年,国务院却形成了一种更强硬的反对苏联人的要求的政策。 到1946年初,大多数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已经撤出伊朗,但俄罗斯则在拖延。斯大林要求得到与英国相当的石油特权。于是苏联人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人的叛乱。国务院对此惊慌失措。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俄罗斯看起来在各处都活动,不仅在东方和西方,就连南方的这个“第三屏障”他们都染指了。他们威胁“扫除一切障碍横越土耳其……直下地中海,横扫伊朗……直抵印度洋”。 华盛顿的官员们决定双管齐下。首先,他们把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决。于是,新成立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被美苏之间的激烈争吵给搞得乌烟瘴气。第二,当俄国坦克在3月初隆隆驶向伊朗边境的时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击掌叫好说:“现在我们可以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了。”贝尔纳斯向苏联人发出讯息,要他们必须从这个国家撤走。3月底,伊朗和俄国宣布红军将会撤离,并在伊朗议会(the Majlis)的批准后成立一家伊苏联合石油公司。随即伊朗的军队就镇压了阿塞拜疆的叛乱。但几个月之后,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伊苏联合石油公司,俄国遭受了耻辱性的外交失败。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斯大林离开伊朗并不是因为贝尔纳斯的威胁,而是因为苏联人认为他们已经和伊朗人达成了一项可以接受的交易。1945年到1946年间,斯大林确实没有计划要分裂伊朗。但是伊朗人在美国的怂恿下欺骗了斯大林,而同时斯大林的行动又引发了英美的反苏情绪。这样,斯大林就输了两次。 紧接着苏联又在土耳其受挫。这场危机的起因不只一端:历史上俄土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苏联一心要实现和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这是连接地中海和苏联黑海港口的咽喉要道)的共管,以及斯大林的格鲁吉亚民族特性——对土耳其除了烟草之外的一切都深恶痛绝。1945年初,他再一次提出俄罗斯人的那个古老的要求,即与土耳其人共管海峡。在战争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向斯大林保证,俄国获得进入地中海入海口的要求纯属“正当“,特别是因为土耳其曾与希特勒合作之后。 但又像在伊朗问题上一样,到1945年时英国人和美国人又改变主意了。他们决心把苏联人排除出地中海之外。 随后是双方不动声色地进行外交试探,直到1946年8月,斯大林向土耳其发出了一个外交照会——这被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解释为苏联试图要主宰土耳其,威胁希腊,恫吓中东其他国家。艾奇逊建议要和俄国人摊牌,以免土耳其陷落导致“整个近东和中东”崩溃,甚至危及“印度和中国”。和在伊朗危机中一样,在这里美国官员用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理由来赋予其政策以正当性。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假设,即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有意愿、也有能力进行无休止的征服。1946年苏联的政策和1938年希特勒的野心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在冷战发端之时,很少有官员(或者历史学家)愿意指出这一点。 哈里•杜鲁门认为艾奇逊说的没错。这位总统声称:“我们最好现在就弄清楚,俄国人究竟是想在现在,还是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征服世界。” 所以他告知苏联人,土耳其将继续对海峡“担负主要责任”。国务院随即加强了自当年春天早些时候就在地中海航行的一支海军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实力。美国最强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开进了该区域。到1946年秋天的时候,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减弱了。华盛顿强硬的反应使得多米诺骨牌并未倒下。 斯大林很有可能认为,因为俄国战时做出的牺牲及其地理位置方面的原因,所以它有权像别的大国一样获得伊朗石油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由于在上述地区受挫,斯大林在安理会指责英国压制希腊的起义,以及英国和荷兰镇压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企图。三个月之后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双方最尖锐的冲突爆发了出来。莫洛托夫说明了苏联对时局的看法: 19世纪的帝国主义在英国也许已经死了,但是在20世纪又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趋向。当丘吉尔先生煽动一场新的战争,而且在两个大陆都发表好战演说的时候,他正代表了20世纪帝国主义的最恶劣的东西……英国在希腊、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都有驻军,俄国则除在传统安全范围以及交通线周边之外没有任何军队。这是个不同点。我们只在条约规定的地方驻军。比如我们在波兰驻军,这和盟国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驻军是一样的。我也想起埃及是联合国成员,她在要求英国军队撤离,可英国却拒绝了……当联合国的一个成员把其权势强加到另一个成员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事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 1946年初,斯大林和丘吉尔发表了其冷战宣言。2月9日,在一次选举演说的时候,这位苏联独裁者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仍然有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极大的动荡”,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在相互间爆发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30年代的事端会重演,苏联人民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所以要发展基础工业而不是消费品;总之,“我看少说也得再搞三个五年计划”,为此要准备做出巨大牺牲。 国内和国外都将不会有和平。这些话使华盛顿大为震动。美国自由派的领袖之一、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断定斯大林的演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斯大林的演说予以报道,一上来就宣布斯大林认为战争“序幕已经拉开”。 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位前首相对美国的力量大加吹捧,并请听众们注意,“上帝已经选择了”美国而不是“某些共产主义或者新法西斯国家”来拥有原子弹。丘吉尔呼吁说,为了利用这武器提供的“喘息空间”,“讲英语的民族”要在联合国的原则之下——但不是在它的组织框架下——“建立兄弟联盟”,以图重整世界。必须采取这种单边政策,因为“从波罗地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湾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落下”,使得东欧受到“警察国家”的统治。丘吉尔强调指出,苏联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想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教义的无限扩张。” 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讲以“铁幕”一词而声名远播。但丘吉尔自己评论说,这篇演说词的“关键点”在于这样的一个建议:英美在联合国之外,以原子武器为后盾(这篇演说的题目是“和平的力量源泉,“在欧洲建立一个不会永久性地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体”。苏联人认为这是对他们在东欧权力的直接挑衅。一周之内,斯大林就攻击丘吉尔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宣称他们与希特勒类似,持一种“激进理论”,即讲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斯大林警告说,这是在“策划一场战争,是在号召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战争”。 在丘吉尔演讲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今天看来,这些政策标志着1946年春夏是冷战的里程碑。先前的15个月里,苏联人在尽力争取一笔贷款;可就在这几周里,他们终于断定华盛顿没有兴趣贷给他们10亿或者任何数量的金额。他们拒绝、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原先希望用美元诱使苏联从东欧撤退并加入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来它的打算就落空了。 实际上美国这种希望原本就是没道理的。对俄国来说,控制边界的安全地带要比得到10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重要得多。此外,早在1944年9月,一份美国的情报报告就间接地警告不要使用经济压力。这份报告指出,因为可以有巨大的国内牺牲,所以俄国“有能力只用其国内资源进行重建,而不用外国的贷款或赔偿”。1946年4月,国务院同意了这种结论,当时贝尔纳斯告诉内阁“只有在一个地方,金钱也无法改变国家利益,这便是俄国。”(这位国务卿又说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在全世界都会遇到这类事情,而这一点没有几个人能认识到。”) 华盛顿曾经希望,原子弹可能使苏联人更“好控制”些,这个模糊期待没有起作用;如今,金钱收买苏联人的尝试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国内,斯大林宣布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之后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旨在消除西方的影响,神化和宣传斯大林的教条,并对斯大林本人大搞个人崇拜。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的名字很快和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了。一位熟悉此公的观察者如此形容这个政治局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五短身材,修剪齐整的褐色短髭,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一张有些病容的红脸,”他在“每个方面都略有所知”,但是对哪一门也谈不上精通,“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拾取关于其他领域的学问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日丹诺夫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有权“以新的普遍人类道德来教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