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末,在某些美国人眼中40年代乃至之后几十年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在一个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课堂上向一群八岁大的孩子们发表演讲。巴顿肯定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是下一场战争中的士兵和护士。另外一场战争会到来的。战争总是会有的。” 到了1946年,战争似乎如此地迫近,比巴顿预料的还早。在满洲、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军队都已经面对面地对峙上了。两国间几次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尽管在中国危机事态并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形势也已经很严峻了,因为美国正在丧失战争中用美国人的鲜血换来的在西太平洋的地位。 哈里•杜鲁门决心要固守这一地位。他在1945年9月告诉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海外利益将在西半球和太平洋。”总统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有赖于加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而蒋将取代日本作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力量。这其中还有经济利益。华盛顿官员相信,通过与蒋介石合作,不仅仅中国的巨大市场可以被开发出来,其他亚洲国家也可以成为美国的市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商人们对这个市场一直梦寐以求,而现在这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为数多达十亿的亚洲消费者将对避免另一场经济危机大有助益。国务院的中国通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鼓动说,战后贸易的恢复“要开足马力进行。我们正在努力使商人们回到中国,这对这些商人有利,也对中国有利。”能否塑造出一个既强大又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是西方一个世纪以来都未予正视的问题。 这个雄心勃勃的政策马上就遭遇到一个重大障碍。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正在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武装所蚕食。尽管双方的军队数量在1945年是五比一,但毛的军队人数自从1935年以来迅猛增加,其实当时蒋已经把共产党围困在了中国北部。二战结束的时候,共产党人控制着中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和超过10500万的人口。与此同时,蒋政权深为腐败所削弱,其官员们挥霍了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而且把很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赶到了毛一方。特别重要的是,蒋政权无力控制急剧的通货膨胀,1937—1945年物价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了大约20倍,中产阶级几乎消失了。 罗斯福和随后的杜鲁门决心不让中国变成共产党国家,他们的政策首先就是把毛和苏联隔离开来。1945年,罗斯福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诺——他会和蒋而不是毛打交道。作为这项保证以及苏联关于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的酬谢,斯大林在亚洲得到了很多领土上的让步:租借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的国际化,中苏共管满洲东部和南部的铁路,苏联获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当时在日本手中),在外蒙举行公投(1945年10月外蒙在苏联的监督下进行了投票,以令人吃惊的483290比0的票数使外蒙从中国独立出去,从而走近俄国)。蒋介石和斯大林就以上的大部分条款达成了一致,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国务院以及一直密切注视着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期刊,如亨利•鲁斯的《时代》和《生活》,均为这个条约喝彩。 只有毛泽东很是恼火。他后来回忆说:“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他说……我们必须和蒋介石合作。”苏联的政策很明显。斯大林更愿意看到一个混乱、分裂的中国,而不是蒋或毛领导下统一的中国,这样中国就不会威胁到俄国。毛泽东要是成为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的领袖,就能在共产党世界内部挑战斯大林的权威。 看到毛泽东政权明显地被孤立,国务院就开始着手下一个目标: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组成蒋能控制的联合政权,从而结束内战。但是蒋介石拒绝和共产党共处一室。他有更多直接的办法。当被问及中俄共产党有可能合作这一危险的时候,蒋回答道:“不必担心”,因为他“将剿灭共党”。 杜鲁门知道蒋的办法行不通,于是还是给蒋介石压力迫使其与毛泽东合作。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破裂了,原因是双方在谁控制满洲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满洲是中国北方的工业重地,1931年以来一直被日本占领。1945年秋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解除日军的武装,然后继续留在那里,按当时在场官员的说法“科学掠夺”当地工业设备,用于重建俄国经济。 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夺满洲,毛大获全胜,尽管杜鲁门试图帮助蒋介石,让日本军队在国民党到达前原地驻守,而拒共产党于防区之外。这位总统甚至派遣了5万名美国士兵帮助蒋介石北进。很快驻华美军增至 10万人。 眼见蒋介石地位动摇,杜鲁门派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国履行其著名的使命,在蒋毛之间居中调停。按照马歇尔自己的话讲,他希望避免“悲剧性的结果:中国的分裂,以及俄国有可能重新攫取满洲的控制权,两者加起来的结果就会导致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的失败或者损失。”对马歇尔这种对潜在的俄国威胁的担心,很少有美国人会不赞同。 1946年2月底,马歇尔制订出一个包括停火在内的协议。这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自己最接近达成和平方案的一刻。到4月中旬,这项安排就进展不下去了。马歇尔后来更多地把这场灾难归咎于蒋介石,因为这位中国领导人坚持用武力夺取满洲。不过马歇尔也指出,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上共产党并不愿意“做出公平的妥协”,特别是在对其军队的处置的问题上。 蒋介石相信自己可以在军事上打败共产党军队,也相信美国除了提供其需要的所有武器外别无选择,于是他拒绝了马歇尔进一步妥协的建议。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位国民党领袖打错了算盘。国务院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946年3月到4月,苏联在满洲的占领军突然撤退,给毛泽东的军队留下大批日本的武器和装备,由此毛泽东获得一笔厚礼。蒋介石随后发动了一次对满洲的大规模进攻,起初很成功,随后他的军队补给线延伸过长。到1946年底,毛泽东开始成功地发起反击。 在军事形势开始逆转之际,还有更坏的事情在等着美国人。华盛顿的官员警告说,中国民众“那种广泛存在却不能公开表达出来的怨恨情绪,正几乎全都转到美国人身上。”甚至美军都在承受着要求其撤离的压力。这是个可怕的困境。如果美国继续留在中国,“将会迅速成为……中国人仇外情绪……的靶子。”另一方面,美国必须要给蒋介石援助。据一位白宫顾问指出:“如果我们”和蒋介石“决裂”,“结果将会是我们在国共两方都没有朋友,在整个中国都没有朋友了。” 马歇尔道破了问题的实质。如果美国人设法拯救蒋介石的话,他们就会“不得不在实质上接管中国政府……这就会使得美国卷入一项实际上根本无法退出的事务当中”,而且会使中国成为国际冲突的竞技场。 无论杜鲁门还是马歇尔都不会陷入那样一种战争中去。杜鲁门试图掩盖1946年底之后的撤退,继续给蒋介石提供小规模援助,但是他确实是在从中国抽身。他和马歇尔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革命不会经过“很长时间”才结束。 斯大林也抱有同样的希望。的确,杜鲁门能够降低中国的战略位置,就是因为俄国人已经从满洲撤退,而且似乎在整个亚洲也都行事有节。另一方面,华盛顿官员是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看待国际事件的,这就迫使他们把欧洲和中东事务放在优先地位。随着1946年中国从美国轻重缓急的排位中向下滑落,两个因素——华盛顿决心反击所有的苏联威胁,和全力争取西欧留在美国阵营中——结合在一起,在中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