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者——《弑君者》前言

这是一名律师的故事，他创造了历史最终却籍籍无名。一颗颗被割断的头颅破坏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对伦敦城美景的欣赏，这些人在查令十字街（CharingCross）被绞死并五马分尸。另一位在现代享有盛誉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Evelyn）看到他们支离破碎、臭气熏天的残肢（心脏、睾丸、阴茎等）装在篮子里，喂养奥尔德斯门（Aldersgate）附近的野狗，幸灾乐祸地高呼："啊，造物的奇观！"这些死人中的一个就是约翰·库克（JohnCooke），一位推行司法改革、维护穷人利益，十年威望不减的法官，国家卫生服务与法律援助等我们今天已习以为常的机构的创始者。他因为审讯查理一世（CharlesI）而被判处死刑。350年后，他为之献身的这项事业--任何将战争强加于自己人民的统治者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终于成为大势所趋。 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央刑事法院（theOldBailey）被非法审讯后大卸八块，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一直以来，对这一事件，律师们极尽掩盖之能事，而历史学家则闭口不谈。今天，约翰·库克只在一些书中被匆匆提及，其中他要么被当成一名狂热的清教分子，要么被当成一个奸猾的律师，时刻准备着为正在崛起的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集团献计献策。这些叙述与事实（包括他曾经发表的文章、演讲记录，以及有关他个人生活的记载）出入如此之大，以至出于公正的需要，我们也应该给予他--这个为司法之最高理想而献身的英勇无畏的律师一份迟到的辩护。 "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书写使约翰·库克被冠以"弑君者"的恶名，他的事迹也被各色历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阐释，用吉尔伯特（W.S.Gilbert）的话来说："（他）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保守派。"在托利党（Tory）作家看来，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与处决毫无疑问构成叛国罪与谋杀罪。而那些重建了克伦威尔声望的辉格党（Whig）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接受"审讯程序不合法"这一观点，但又借口"残酷是必要的"（克伦威尔在检查国王尸体时说的话），对此不再深究。两者除了称颂查理二世（CharlesII）有节制的报复行为（仅仅针对那些起诉其父的人）外，并没有对弑君审判案本身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左翼作家则赞扬舆论发难者"平等派"（Levellers）--平等派首先主张起诉国王，但当审讯进行到关键时刻，他们却溜得远远的，随后又与保皇党（Cavalier）同流合污。很难想象，即便是在今天，有哪一个英国作家在写作这一事件时不会带上一丝不满的情绪--毕竟砍掉的是英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重视文化的君主的脑袋。 在有关英国革命的文学书籍中，约翰·库克仅仅作为起诉国王的律师而被略有提及。审判查理一世一案在当时被法律记者们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下来，然而20世纪的历史叙述却置当时的记载于不顾，不惜扭曲历史来诬陷库克。"英国著名审讯案例"（NotableBritishTrials，1928年）系列丛书中《审判查理一世》（TheTrialofKingCharlesI）一书就由一位聒噪的保皇党人穆迪曼（J.G.Muddiman）担任主编。1964年，丹姆·维洛尼卡·维基伍德（DameVeronicaWedgwood）在此书的1964年版中指出了前版最为严重的几个错误。但1964年版在事实的准确性上也存在不少欠缺，叙述同样带有偏见。维基伍德认为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于"过去的美好事业"（thegoodoldcause）而言简直是一次灾难，并指责库克这位"过分狂热"的检察官。晚近也有研究指出这一审讯案并非如此前一些恶意诽谤者断言的那样，但这并没有抹去维基伍德留下的成见。1660年对库克本人的审判却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这一血腥事件从未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律师们严肃对待的课题。尽管当时大多数律师都支持议会反对国王，库克事件后几大律师公会却立刻向王室臣服，并竭力抹杀其带有共和色彩的过去，尤其是格雷律师公会（Gray'sInn），它的两名成员--库克与布拉德肖（JohnBradshawe）曾对历史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今天，他们已不再被人提及，高挂于学院之内的，是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及后来的查理三世的巨幅画像。 我对库克萌发个人兴趣纯属偶然。当时，我应邀前往格雷律师公会，参加米歇尔·科比（MichaelKirby）法官为纪念查理一世审讯案350周年撰写的一篇论文的讨论。我与米歇尔是故交，所以也乐意前往。米歇尔在文章中指出：对查理一世的审讯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这论点似乎无可厚非，直到我翻出老版的《国家审判》（StateTrials）--这是我早年傻乎乎进行的教育投资之一，现在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而且还一尘不染--翻阅了其中对查理一世审讯的记叙后，我的看法有了改变。根据我自己对刑法史的了解，查理一世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羞耻，恰恰相反，它所体现的正是当时所缺少的正义与公正，在只用几小时就可以宣判叛国罪的年代，被告如果不认罪就将受到酷刑的折磨，任何人一旦冒犯了国王的星室法庭（StarChamber）的法官，就会被割掉耳鼻，相比起来它是最令人信服的一次审讯。后来，我又找到一份11年后对弑君者的审判记录，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科比与维基伍德的观点都错了。两次案件的处理大相径庭，如果说其中有哪一个可以被称为"羞耻"，那也应该是后者：被告们一连数月被关在瘟疫肆虐的牢房，带着手铐脚链受审，忍受着来自查理二世走狗们的冷嘲热讽，国王甚至公然出现在陪审团中发号施令，操纵整个审讯过程。 作为1649年查理一世案件与1660年弑君者案件的主角，约翰·库克深深吸引了我。他因起诉国王而受到国王之子的起诉，但他仍然不卑不亢地为自己辩护：诛杀暴君，这不是什么叛国，只是自己所肩负的一项职业使命。当然，库克所经历的不过是英国内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的一部分。而我重写这段历史是因为在我看来库克的主张在今天仍有其不为历史学家们所知的价值。譬如，对查理一世的审讯，可以说开创了审判现代国家政治与军事首脑的先例，这些皮诺切特将军或米洛舍维奇之徒，由于戕杀人民受审，却妄图仿效查理一世以最高统治权为幌子逃避惩罚。库克对国王的审讯成为现代法律与专制暴政的首次对抗，它立足于人人皆享有的对破坏民主、自由的暴君实施惩罚的权利（如果布什与布莱尔以此为由非难萨达姆·侯赛因将会更加师出有名）。而与此相反，对弑君者的审讯遵循的不过是"胜利者的游戏规则"，这场王室复仇血案使查理二世心满意足，他亲自到场参观了对库克开膛破肚的行刑（据伊夫林的记录）。 在这个历史过渡期，经过文艺复兴的人们依旧感动于莎士比亚的诗歌，然而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们也能够容忍最惨无人道的酷刑。当时，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受到了昙花一现的冲击，这些冲击来自克伦威尔的支持者--小贵族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商人。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库克早在进入牛津大学求学时就以平民身份超越了其原属的社会阶层。尽管与17世纪中期相比，今天英国社会的职业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变，律师（以及妓女）这个行当却是变化最小的。1640年的伦敦，律师同今天一样数量众多，他们同样在律师公会学习、思考，在法庭以及议会里日复一日地争辩着案例与法律原理。他们的道德规范与实践操作能力也许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独有的职业恶习却没有丝毫改变：有一点贪财，通过老校友与政治关系寻求庇护，对有钱阶级与名门望族持有适当的尊重。我在家中写下这一切，远远望见中殿律师公会，那里现在还挂着凡·戴克（AntonyvanDyck）所画的查理一世骑在马背上的名画。1661年库克等人被处决后，查理二世曾在这里设宴，亲自款待为他效力的副总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有传闻称国王在宴会上喝过了头，不能与大家一起站着，举±宣誓为王室效忠，于是对律师公会众法官说："从现在起，你们也坐着。"今天，我们依然遵循着这句话。 此前，没有人描述过库克的生平。除了1660年为躲避王室报复逃往瑞士的下院议员埃德蒙·拉德洛（EdmundLudlow）的回忆录（但是也遭到了大量删减改动），没有更多关于他的现存的记载。甚至在那些无所不包的家族谱系的网站上，对他的妻子弗朗西丝（FrancesCutler）、他的第二次婚姻、儿子的夭折以及女儿弗里纳福（FreeloveCooke）的命运都只字未提，幸而库克对国王的审讯及他在自己受审时勇敢无惧的自我辩护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乔治·汤姆森（GeorgeThomason）较为齐全地收编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小册子，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就收录了库克在1645年至1652年间所写的六篇长文。库克在绞架前所做的演讲和他写给妻子与幼女弗里纳福感人肺腑的最后的书信（"我们离别时，请不要悲伤，上帝已经拭去了所有的眼泪"），如今也都有案可查。这些书信读来如此催人泪下，以致查理二世当局下令任何人不得印刷这批信件，违者将被处以死刑。库克在爱尔兰做司法工作的记录在1922年当地的一次火灾中被毁，关于他这段经历的资料也十分匮乏。从未有人尝试为这位英国历史上最疾风骤雨的律师作传，将他那非凡、感人的生平及死亡写成一书。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所冒的历史风险。但是，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触的案子使我深信宪法权利也应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在中央刑事法院、四大律师公会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厅（WestminsterHall）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这一切的看法可能与历史学家们不太一样。譬如说，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包括维基伍德，都会添油加醋地讲述库克如何在审讯开始时宣读对查理一世的控诉，而事实上，这部分是由法庭书记员来完成的。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讯案，对其开场的描写竟出现如此低级的一个错误，这提醒我们，在他们的叙述中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不足。这也是我预备重写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原因，其中的主人公们尽管出于一种过时的宗教热情，却首次表达出了维护公民民主、自由的现代精神。为了方便对材料的处理，我对他们使用的语言做了些小小的改动，更新了拼写规则（偶尔对语法也做了调整），改换了一些句子结构和称谓（比如说，将thou换成you）。考虑到忠实于原作者，我对审讯记录的摘录没有进行过多的编辑整理。17世纪人们对姓氏的拼写并不固定，我更倾向于沿用库克自己签名时用的Cooke，而不是Cook--词尾的e常常被省略了。 当我们在电视节目中或对孩子们说起英国历史时，我们总是对国王或王后的生平轶事津津乐道，却从未留意过律师们的生活。1641年至1660年，这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在这段血与火的岁月里，他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总之，反对专制暴政。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对1649年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骄傲，这是一次精神上的飞跃。然而，生为英国人，我们却总是忽视共和、对处死国王耿耿于怀，故作姿态地将1689年所谓"光荣革命"看作自由的发端，这其实不过是1649年斯图亚特王朝垮台的胜利余波，既不是"革命"，也无任何"光荣"可言。坚持不给"共和人士"（Commonwealthsmen）公正的评价，从学校的教科书中亦可见一斑：13岁的孩子们从老师那学到的"蒙上帝之恩，获得自由的第一年"其实充斥着暴力、血腥与复仇。而1660年对共和党人的处决，人们却忘得干干净净。尽管我不会向刑事案件复核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Authority）提出撤消约翰·库克的叛国罪名的要求，也不希求王室重发赦令，但我将以此书纪念这位超越其时代的伟大人物，颂扬他的正直无私与远见卓识。从罗马人的观点看，库克与其说是一名弑君者，不如说是一位诛杀暴君的勇士。正如休·彼得斯（HughPeters）--克伦威尔的私人牧师--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向约翰祝贺的那样，他"开创了惩治暴君的伟大事业"。 今天，这项事业在一个更大的法庭上进行着。被捕后，萨达姆·侯赛因向法官提出了与查理一世当年同样的挑衅："你凭什么审讯我？"米洛舍维奇在海牙最初也耍过查理一世的伎俩--拒绝辩护。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与皮诺切特还在继续叫嚣库克早已证伪的法律对国家元首的无效性。破坏法律、剥夺自由、杀戮人民、劫掠百姓、虐待战俘，库克将这种种罪行一一列出并给予暴君应有的惩罚。在剑桥大学一位教师及一名下院议员的帮助下，库克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将起诉查理一世的材料准备就绪，从此，他的生命也陷入险境。库克意识到，身为国王查理一世绝不会放弃自己君权神授的世袭君王身份，这也将使自己无路可退。作为副检察长，他必须推动英国走向理性与法治，这也是上帝的神旨所在--这是其他国家一个多世纪后才取得的成就：民主成为立国之本，并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信仰自由。 今天，约翰·库克等圆颅党人（Roundhead）的痕迹在现代英国已不多见，"激进的律师"于措辞上是自相矛盾的，曾经煽动叛乱的政治改革家们如今进入内阁办公室，在宣誓就职前亲吻国王的手背，或者在上院，妄自尊大地抚摩身上的白貂皮。君主政体仍然具有其浮华的魔力，从欧洲多如繁星的王子到封建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皇室，再到非洲斯威士兰（Swaziland）妻妾成群的国王，莫不是君权的拥趸。澳大利亚，一个原本理性的民族却在1999年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保留英国女王而不是新选一名当地人为国家元首：人们对"过去的美好事业"和共和主义追求自由的行为在英联邦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缄口不提。1660年中央刑事法院的审讯认为，此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判决是马萨诸塞州清教徒（Puritan）策划的恐怖事件的核心。这批清教徒甚至还派遣彼得斯同小亨利·文恩（HenryVaneJnr）来到英国与克伦威尔及库克密谋此事。今天，美国的街道以这些"弑君者"的名字命名，但约翰·库克的事迹提醒我们，他们真正留给后人的是使用刑法惩治暴君的壮举，库克正是在此指引下献身于这一伟大事业的。如今，这项事业在国际刑事法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表面宣扬清教主张，布什政府却处心积虑地想要破坏库克提出的"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必将受到审判"的主张。 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乔治·萨斯科伯（GeorgeSouthcombe）、伊安·威廉姆斯（IanWilliams）的协助研究，以及詹妮·尤格纳（JennyUglow）辛勤的编辑工作。此外，我还要感谢威尔弗雷德·布莱斯特（WilfredPrest）、蒂姆·雷侬（TimLello）、西蒙斯·奥克菲（SeamusO'Keefe）、米歇尔·格林（MichaelGreen）、汉普顿档案局（HampshireRecordOffice）的基尔·纳西顿（GillRushton）、中殿律师公会的档案保管员莱斯利·怀德洛（LesleyWhitelaw）以及格雷律师公会的图书管理员特蕾莎·索姆（TheresaThom）。克里斯·皮格特（ChrisPigott）--一位热心的读者帮我查考到弗里纳福的幸福结局的资料。米歇尔·格林曾替我寻访了拉德洛及其他一些躲过王室报复的幸存者们在沃韦（Vevey）的墓地。我还要感谢曾给予我帮助的英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丽莎·匹普斯（TabithaPeebles），她在整理手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谢谢我的终身伴侣，我的妻子凯茜·蕾特（KathyLette），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独自照顾着我们的孩子，我为此欠下的"债"怎么都还不清。最后，书中如有任何错误及不足，皆我个人之过，我真心期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这也正是写作历史书籍与法律文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