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9年春,鲁桓公与齐僖公在泰山附近的嬴会晤,两位君主同登泰山,共赏日出,畅谈国事,吟咏诗歌,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领导之间的感情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这次会晤的直接成果是两国决定结成姻亲,齐僖公将女儿文姜嫁给鲁桓公为夫人。同年秋天,鲁国委派公子翚为迎亲使臣,前往齐国迎接文姜公主。 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左传》说,这样的做法,“非礼也”。理由如下: 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此敌非彼敌,意为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 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比本国地位高的国家),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 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 好复杂的“礼”啊,看得人头昏脑胀。左丘明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大伙儿一件事,即使女儿嫁到天子家,也用不着老爸亲自相送。 说起这位文姜公主,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伯的大儿子、郑国的世子忽的。 那个年代,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齐侯自然希望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传统友谊延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和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长期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筹码的文姜公主是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美人。据冯梦龙先生介绍,文姜公主不只生得秋水为神,面若芙蓉(此芙蓉非芙蓉姐姐,请勿误解),而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谁要是娶了她,那真是才色双收。 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有什么用呢?”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做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忽只顾自己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 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因此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郑伯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大败北戎军队,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其两员大将大良和少良。 世子忽的英武善战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 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侯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郑国的大夫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您总是要结婚的,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还不帮着您?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高干子女不好服侍,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咱们主公可不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均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 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只能说,世子忽这人的逻辑确实有点混乱。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这是《诗经·郑风》中一首名叫“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其中“将翱将翔”的诗句令人联想起泰坦尼克号上两位年青人在船首迎风而立的场景。《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的百姓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 * 《左传》记载,公元前706年齐国抵御北戎入侵,不只请了郑国出兵,同时也请了鲁国等其他诸侯国相助。北戎兵败后,齐侯慰劳各路诸侯,请鲁国派来的大夫为诸侯排座次。这一安排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侯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 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的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因此,对于齐侯的安排,鲁国人欣然领命,并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排了座次。 可想而知,郑国人被排到了不起眼的位置上。世子忽感到很恼火,但当场也不便于发作,只是回国之后向老爸郑伯寤生好好告了鲁国一状。 郑伯微微一笑,将这件事记下来。 时隔四年,也就是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齐、郑、卫三国联军讨伐鲁国,理由就是四年前鲁国人在齐国侮辱了郑国,郑伯因此兴师寻仇,并且请齐国发兵相助。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郑伯要寻那年的晦气,也应该找当时的东主齐国才对吧,怎么就单冲着鲁国来了呢? 齐侯也不厚道,这事明明因你而起,你非但不做和事佬,还助郑为虐,并且动员卫国也派兵掺和这事,是什么道理嘛? 看来这齐侯的女婿,还真是不好当。 《春秋》写到这事,就冷冷的十个字:“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郎是战争发生的地点。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 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帮凶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 对此,左丘明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你郑伯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别人排到前面,怎么着? 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 这也是郑伯最后一次领兵出征。 * 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郑国首都新郑与世长辞,被谥为郑庄公。 “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 回想郑庄公的一生,早年受到母亲不公平的待遇,郁郁寡欢,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特征,精于计算而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兄弟段叔相争,置其于死地,由此也巩固了政权,树立了威信;作为周王的卿士,对王室既斗争又拉拢,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将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大小邻国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时而刀兵相向,时而把手言欢,开创了郑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在军事上充分运用公子突、世子忽等帅才,依靠颖考叔、原繁、祝聃、高渠弥等猛将,指挥郑国军队东征西讨,攻城拔地,扬威于内外。 郑庄公为人能屈能伸,屈的时候具有超强的忍耐力,东门被围五日而甘当缩头乌龟;伸的时候具有穷追猛打的战斗精神,死死盯住对手不放,一次打不死,三五年再重来一次,直到对手跪地求饶。 郑庄公行事果敢,对退自如,善于把握一个“度”字,让人又爱又恨,又拿他没办法。濡葛之战中,他大胆迎击王军,开诸侯在战场上直面天子的先河;在打败王军后,又及时控制局面,放天子一马,并派人向天子致慰问之情。什么时候打一巴掌,什么时候给糖,巴掌打多重,糖给多少,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郑庄公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他善于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用意令人不寒而栗;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一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 郑庄公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为历代先祖所不能及。 * 郑庄公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 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 据记载,祭仲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生了世子忽。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世子忽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世子忽的老师和智囊。而世子忽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祭仲立之”,也是靠了祭仲才上台,似乎有点夸大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忽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祭仲来立,他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世子忽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 前面说到,郑庄公还有一个优秀的儿子,也就是公子突。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i 二声),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当时的俗话说,诸侯家里是“母宠者子抱”,郑庄公爱屋及乌,对公子突也特别喜爱。加上公子突本人的表现也确实不错,特别是在几次重大战争中出谋划策,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大功,令郑庄公对其刮目相看。 郑庄公知道公子突的能力远远强于世子忽,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他在临死时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这与宋穆公临死时安排公子冯到郑国居住是同一个考虑。 然而,这种看似明智的做法,实际上都事与愿违。 * 在我的印象中,公子突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寤生是两种性格。 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 他只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这样他可以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每次他都能给父亲寤生提出独到的建议,而寤生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 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 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 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 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以他的智商,又有寤生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玩弄权术的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象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 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 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确切地说,被押送到宋国的外公家,开始了他的寄居生活。 对此他不能怪刚即位的哥哥郑昭公,因为这是已故父亲郑庄公的意思,郑昭公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遗愿罢了。 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 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旧地,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 * 这场阴谋的执行者正是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阴谋背后的支持者和主导者则是宋国的国君宋庄公,也就是那位曾经在郑庄公的庇护下生活多年的公子冯。 雍氏的做法很简单很暴力,就是把郑国的权臣祭仲给引诱到宋国来,派人把他给绑架了,拿刀架在脖子上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 这事事先有没有与公子突商量,是一个疑问。但很显然,宋庄公之所以要搞这么一桩阴谋,其目的并非要替公子突打抱不平,而是希望从中获取巨额利益。 就在祭仲因为怕死而答应与参与宋国的阴谋之后,宋国人又把公子突给绑架起来了,对他说:“等你当上郑国的国君,要知恩图报,给咱们宋国多多地进贡金银财宝。” 从这一记录上看,公子突应该没有事先参与这一阴谋,否则的话,早就谈好条件,也不用拿着刀子来勒索他了。 结果是祭仲与宋国人立下盟约,将公子突藏于车内,载回了郑国。 郑昭公在位不到一年,被祭仲与公子突发动政变赶下台,逃到卫国寻求政治避难去了。公子突继任了郑国国君的位置,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厉公。 虽然《春秋》和《左传》都这么讲这件事,我仍然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上台不久就被宋国人绑架?在任何时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偏偏雍氏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当然,冯梦龙先生杜撰说,祭仲是到宋国办事的时候被抓的,而且是华父督亲自带人操办,言之凿凿,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可如果是那样,《左传》就不会写“诱祭仲而执之”了。而且公然绑架前来办公事的外国大臣,恐怕也很难面对国内外舆论。 第二,祭仲被绑架到宋国,生命受到威胁,与宋人订立城下之盟是可以理解的,但回到郑国之后还把那盟约当作一回事,一丝不苟地执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说实话,我读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这一段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 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 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 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 …… 关于于祭仲在这场阴谋中的表现,史上历来有些意见分歧。一种看法是祭仲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祭仲这样做也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保全郑昭公乃至保全郑国的隐忍之道。《公羊传》对于这件事有长篇大论,在此不多嘴。 * 郑厉公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 郑厉公很想不通啊,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 而据冯梦龙说,宋国索要的不仅仅是财物,更要求郑国割让三座城池,以谢宋国的扶助之恩。这就确实是做得太过分了。 以郑厉公的性格,你跟他要点私人财物还有可能,要他拿国土来做交易,还不如当初直接把他给杀了。 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 在宋庄公看来,公子突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以怨报德和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 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 仅仅是一年多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 左丘明没有解释,他只写:“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世子忽有关,现在忽已经下台,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 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楔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 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祖庙,并将郑国祖庙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