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政局稳定后，朝廷陆续召回外任诸王，但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资治通鉴》卷212）。我们看到开元十年的《诫宗属制》云：“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 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并规定如果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作法事，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 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玄宗在处理安禄山的问题上，缺乏他早年那种明察果断的作风，也与他年事渐高，追求高居无为有关。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不外四种，一是老子的政治哲学，“无为而治”，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听任自然，不无事生非；二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早就提出的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严刑峻法，暴政临人；三是儒家所谓仁政理想，统治者发政施仁，君贤臣良，以德治国，物阜民康；四是礼法并用，礼以导人，法以禁暴，从而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作为政治智慧，四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在政治家因时制宜，灵活运用。 大抵的情形是物极必反，一张一弛。秦朝施以暴政，民不聊生，终于激起陈胜们造反；汉初接受这一教训，便以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实行无为之治。及至朝廷无为，地方诸侯王坐大，朝廷便又变无为为有为，汉武帝便内削诸侯，外击匈奴。唐朝至玄宗即位时，由于武则天以来的高压政策，宫廷政变迭起，政治空气异常恐怖，玄宗便举起无为而治的大旗，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使国家一步步走向强盛。 历来的统治者于政局稳定时，一般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知足保和思想，追求享乐，奢侈淫逸。玄宗是唐朝活得年岁最大的一位，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从712年即位，至756年，即肃宗至德元年，当了四十五年皇帝。他的政治作为和思想表现大致可以从中间断开，前期勤勤恳恳，励精图治；后期则自满自足，渐肆奢欲——越来越纵情地追求奢侈享受。 张九龄任宰相时，正是玄宗从早年励精图治到后期渐肆奢欲的转变时期，他一方面越来越听不进相反意见，一方面仍不时表现出一位尚不失明察卓识的君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群臣都进献宝镜祝寿。张九龄认为，以镜自照，能看到自己的容貌；用古人的得失对照自己的言行，能够认识到吉凶。所以他与众不同，讲述前代兴盛与衰废的根源，撰成五卷书，名为《千秋金镜录》，献给玄宗。玄宗知道张九龄用心良苦，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表彰他。 这一年，玄宗从东都回长安。李林甫知道玄宗对频繁东幸有厌倦之意，就和牛仙客谋划着增加长安附近各道的粟赋征收，通过和籴的办法，充实关中粮仓。所谓和籴，就是政府向民间强制征购粮食，强制农民以低价出售粮食，或先赊购而后付钱。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关中经济形势好转的重要年头，从这一年开始，玄宗不再东幸洛阳。这一年有许多事情使玄宗感到心情舒畅，由于裴耀卿的努力，疏通了东都和长安间的黄河漕运，历年来关中地区常常遇到的粮荒得到了解决。经过多年的积蓄，长安粮仓逐渐丰满。此后玄宗一直感到高枕无忧，日益耽于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