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潼关失守玄宗入蜀,肃宗北上,至至德元载(756年)末陈涛斜兵败,各地抗战极其艰苦。 (一)陈涛斜之败:滑稽的战斗 肃宗从灵武南下,经顺化郡(今甘肃庆阳)至彭原郡(在今庆阳西南),拉开了反攻的序幕。 然而摆在唐军面前的安禄山叛军,并不是一触即溃的残军。安禄山久于用兵,手下有二十多万虎狼之师,还有一些久经沙场的将军,意味着朝廷的平叛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朝廷任命房琯为收复首都的前线总司令,当时的称号是“持节、招讨西京大使,兼防御蒲关、潼关两关兵马使、节度使”。房琯又请求自选僚佐,肃宗也同意了。房琯选拔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使,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行军参谋。大军已经出发,又命兵部尚书王思礼为招讨副使。房琯把军务全部委托李揖、刘秩二人,这两个人都是书生,不懂军事,可是房琯向人吹牛皮说:“安禄山的曳落河虽多,也不抵我手下刘秩一个人!” 一群书生指挥一场与久经沙场的战将交锋的战役。 房琯把大军分为三军,派裨将杨希文率南军,自宜寿县(今陕西周至县)进军;刘贵哲率中军,从武功县(今陕西武功县)进军;李光进率北军,从奉天县(今陕西乾县)进军。李光进是名将李光弼的弟弟。三路兵马分进合击,兵锋直指长安。 这是肃宗起兵以来对叛军的第一仗,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房琯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在咸阳县东叫陈涛斜的地方与贼将安守忠部下相遇。双方展开激战。 这里有一个问题,唐军进行的是收复长安的战斗,长安城高沟深,叛军完全可以凭险守城,为什么却在城外迎战官军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上的原因,叛军是长期在东北地区与奚、契丹等游牧民族作战的部队,他们长于野战。而且叛军拥有精锐的骑兵,骑兵只有在平川旷野才能发挥威力,攻城和守城都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城外作战,他们也是发挥优势。二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叛军根本没有把唐军看在眼里,他们不是要守城,而是要把唐军吃掉。尤其那些胡兵蕃将,都有一种拼杀的劲头,没有以逸待劳的耐性,觉得大敌当前,不出战那是孬种。后来,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叛军都是与唐军在城外交战,战败后就弃城而走,不曾守城。 房琯和他的谋士们都是迂腐儒生,脑子里都像进了水一样,他们模仿春秋时代的战法,采用车战,因为战马不足,便用牛拉车。中间是两千辆牛车,两边是步兵、骑兵,齐头并进。“将军”们以为这些雄健的牛拉着战车横冲直撞过去,一定会势不可挡。谁知敌兵顺风大呼小叫,那些驾车而未经过战阵的牛们便吓得止步不前。敌人又纵火烧车,官军士兵和牛、马大乱。敌人纵兵冲杀,官军大败,四万多人阵亡,活下来的只有几千人。 这次战斗有点儿类似哥舒翰灵宝之战,那时,他用马驾车,直冲敌阵,结果呢?敌人在战车前纵火,就成功地阻止了唐军的进攻。房琯完全应该接受哥舒翰的教训,可是他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更笨,用牛驾车不是比马驾车还更糟糕?这哪能不败! 古代最早的战争,当然是步战,例如原始部落间的军事冲突,那时既没有驯服的牲畜可用,也没有造车技术。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夏代开始有了战车,这种以马驾车的技术可能是从西北草原民族那里学来的。商周时期开始有了车战,春秋、战国时车战盛行,四马驾一车,上乘三名战士,为一乘。当时形容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就是看他们有多少战车,“万乘之国”就是军事强国。打起仗来,双方的战车冲到一起,车上的士兵互相击刺。屈原诗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国殇》),就是对这种战争场面的描写。对于步兵来说,车战有一定优势,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能够起到坦克车的作用,但缺点是不够灵活。 在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这种车战显得笨重,因为北方草原民族善长骑射,机动灵活。因此从赵武灵王开始,学习胡服骑射,开始组织骑兵作战。秦汉时,中原地区仍盛行大规模的步兵作战,但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也发展起强大的骑兵。南北朝时盛行重装骑兵,至隋唐时主要是轻骑兵。当步兵、骑兵的装备都得到很大改进的情况下,车战就更显得落后。 哥舒翰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房琯应该有哥舒翰的前车之鉴,按说是应该知道车战的利弊的,为什么要采用车战呢?可能也是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们都知道,敌人有强大的骑兵——渔阳突骑。而他们手下主要是步兵,在步兵没有优势时,这是他们想出的惟一的对付敌人骑兵的办法。结果,他们的试验失败了,这为后来唐军对叛军的战争提供了教训。在后来的平叛战争中,就没有人再使用这种战术了。对付敌人的骑兵,比较成功的办法,我们看到的,一是李光弼的弓弩排射的战法,二是请?了回纥的精骑——比渔阳突骑更精锐的骑兵。 十月二十三日,房琯又亲率南军与敌军交战,想挽回败局,又遭惨败,主将杨希文、刘贵哲都临阵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