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矜是隋炀帝的后代，王便派人诬告他，说他与术士史敬忠来往，家里藏有谶书，阴谋恢复他祖宗的帝业。玄宗闻言大怒，下令收捕杨慎矜，把他关入大牢，命刑部、大理寺与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铉一起审问。 太府少卿张瑄是杨慎矜推荐上来的，卢铉诬告张瑄曾与杨慎矜讨论预言吉凶的谶语，把张瑄抓起来进行拷问，很多酷刑都用上了，仗义的张瑄就是不肯招供。他们又用木头缀在张瑄的脚上，有人用力拉套在他脖子上的枷柄，把一个人拉长好几尺，腰被拉得细长，几乎要断开，眼里、鼻子里都向外冒血。但张瑄仍不肯招认，没有人证物证，无法定罪。 李林甫派吉温到汝州，逮捕史敬忠。史敬忠与吉温的父亲关系很好，吉温小时候，史敬忠常抱他。现在捕获了史敬忠，吉温一句话也不跟他说，用木枷枷上，用布蒙住头，让史敬忠前头走，他骑马在后驱赶着史敬忠前行。到新丰县城东一个叫戏水的地方，吉温叫人劝诱史敬忠，史敬忠怕被处死，声泪俱下。就在路上一棵桑树下停下来，边问边答，写下三张纸的审讯记录，所有证词都是按吉温的意思进行编造。 吉温赶到骊山温泉宫，再对杨慎矜进行审讯。有史敬忠的证词，严刑之下，杨慎矜屈打成招，而且承认家里藏有谶书。可是，派人去搜，到处都找不到什么谶书。也是严刑不能忍受，杨慎矜一会儿说在柜子里，一会儿说在墙壁间，再问又埋在地下。找不到证据，李林甫有点儿担心，他特派卢铉再去长安杨慎矜家搜查。卢铉把一本谶书藏在袖子里，进入暗室，然后诟骂着走出来，说：“这个逆贼，把秘记藏得这么严密。”他们回到骊山，拿出谶书让杨慎矜看，杨慎矜叹道：“我从来不藏谶书，这本书怎么会从我家搜出来呢？我只该死就是了。”于是结案定刑，朝廷赐杨慎矜和他的哥哥、正担任少府少监的杨慎余、洛阳县令杨慎名兄弟三人自尽。这个“赐自尽”也是一种死刑，好处是让罪犯自己选择死的方式，可以选择一个“安乐”式的死法，是对死刑犯的恩典。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岭南。 史敬忠挨了一百大棍，妻子儿女也流放岭南；张瑄挨了六十大棍，流放临封县。张瑄本来已经受尽酷刑，又打六十大棍，没有动身便死在骊山。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嗣虢王李巨参预谋划，但他与史敬忠认识，罢免官职，安置在巴郡南宾县。其他连坐的还有几十人。 李林甫多次制造大案冤案，为了审问罪犯，他在长安另设了一个审讯机关，叫推事院。李林甫知道杨国忠因为堂妹杨贵妃而受到玄宗宠幸，经常出入宫禁，杨国忠提的建议，玄宗大多采纳，就拉拢杨国忠作为自己的助手，把他提拔为御史。凡是与东宫有点儿瓜葛的案子，都尽量牵扯到太子，让杨国忠上奏弹劾，交给吉温、罗希奭进行审问。杨国忠因此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排斥异己。因这样的案子受株连被判刑诛死的达数百家，都是杨国忠发起操作的。只是太子仁孝谨静，张垍、高力士又常在玄宗面前保护太子，所以李林甫始终没有机会把太子拿掉。 玄宗对李林甫的信任和重用以及李林甫的专权，都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玄宗经常不上朝理政，官员们有事都到李林甫家秉报，御史台和尚书省经常空无一人。陈希烈虽然在尚书省值班，并没有人来见他。 过去，宰相都以德高望重立身处世，不靠权势威风凌驾于人，出行时随从不过数人，士人百姓有时并不回避。李林甫自知结怨太多，经常担心有人复仇杀他，为了防止刺客，出门就布置百余名步兵和骑兵，分左右两队，由负责京城治安的左、右金吾卫派武警人员驱赶街上行人静街。前行的人员在百余步外，公卿大臣必须回避。史书上说，唐朝时，宰相出行前呼后拥是从李林甫开始的。在他家里，进入他的住处要经过一道道门，每一道门都上着大锁，卧室里有复壁可以藏身；以石头铺地，墙中又安装木板隔开。李林甫日夜如临大敌，一夜间都换几个床，即便是家人都不知道他睡在哪里。 天宝八载（749年）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要向朝廷告发李林甫，他列举李林甫的罪状有二十多条；但是他的状文没有送到长安，有人已经告知李林甫。李林甫命御史把赵奉璋逮捕，说他散布妖言，把他乱棍打死。 过去姚崇、宋璟和张说为相时，玄宗年富力强，勤于政务，首辅宰相是在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玄宗却一直在追求高居无为，所以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前任们全面而且有效。李林甫为相，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朝廷在边将选任政策上的失误，这当然与李林甫固权保位有关，前文已经讲过。在边将常任久戍的同时，帝国精锐的军队都在边境地区戍守，由唐初重内轻外变为内轻外重，最终造成安禄山举兵作乱，两京沦陷，都是出于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计谋而造成的直接后果。 多年的无为而治造成开元盛世，玄宗晚年觉得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深居宫禁，沉湎于声色，把朝廷政务委托李林甫；李林甫拉拢玄宗身边的人，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心意，处处迎合玄宗，来保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他杜绝言路，使玄宗偏听偏信，使他能够施展阴谋诡计；他妒贤嫉能，排斥那些才华声望超过自己的人，以巩固自己专权的地位；又屡起大狱，诛杀或流放朝廷中的高官贵人，扩大个人势力。除了玄宗，从皇太子以下，朝廷内外文武官员，都害怕他。史称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酿成天下大乱，也就是说安禄山心中那颗谋反的种子，就是在李林甫执政期间萌芽生长的。 李林甫专权的局面，直到杨国忠受到玄宗重用才受到限制，然而杨国忠祸国殃民，又不下于李林甫。杨国忠的作派，下文再论。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安禄山久蓄异志，却迟迟不发，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感念玄宗对自己恩深如海，他曾设想等玄宗晏驾之后，再谋举兵；另一个原因是自己感到心计不及李林甫，李林甫为相，安禄山颇有畏惧之心。当李林甫死后，安禄山觉得朝中再无可惧之人，杨国忠无德无才，专权自恣，这叫安禄山很看不起，于是“始有轻中国之意”——谋反由只存于心的念头即想干发展到敢干、动手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