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外的奚和契丹不断为安禄山提供立功的机会。天宝四载(745年)契丹大首领李怀秀投降，朝廷拜他为松漠都督，封他为崇顺王，而且又迫不及待地把宗室女独孤氏封为静乐公主，嫁给了李怀秀。可是，温柔的公主没有软化李怀秀反叛之心，当年李怀秀就杀了公主反叛。这使帝国的尊严蒙受严重的耻辱，史称“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替朝廷挽回了面子。玄宗在嘉奖令中称扬安禄山： 顷者契丹负德，潜怀祸心，（安禄山）乃能运彼深谋，果枭渠帅，风尘攸静，边朔底宁。不示殊恩，孰彰茂绩？ 之后，唐又改封契丹酋帅楷落为恭仁王，接任松漠都督，本来可以安定下来了，但是，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又上表请讨契丹。他调动幽州、云中、平卢、河东等地兵马十多万，又用奚人作向导，进攻契丹。契丹看来者不善，求和不能，便较上劲与安禄山的部队干上了，双方在潢水南决战，安禄山吃了败仗，死数千人。此后，安禄山与契丹相攻，互有胜负，怨仇难解，直到他发动叛乱。 历来朝廷都对地方官不放心，怕他们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为非作歹，因此经常会派朝廷大员到各地考察，对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更是如此。殊不知这种考察常常为钦差官和地方官提供腐败的机会，结果常常跟中央的初衷相反。天宝五载(746年)，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调查地方官吏政绩，这成了安禄山拍马屁的极佳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席建侯得了安禄山多少好处，史无明言，但他回到朝廷后，就上表推荐安禄山，说他“公直、无私、严正、奉法”。宰相李林甫与户部尚书范宽“皆顺旨称其美”。他们一看玄宗喜欢上了安禄山，就为了讨玄宗高兴而表扬安禄山，以至于玄宗耳朵里回荡的满是赞美安禄山的声音，“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747年）正月，朝廷又加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的朝衔。 自从做了两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又身带御史大夫的高贵身份，安禄山更有条件向玄宗献媚取宠，“岁献俘虏、杂畜、奇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郡县疲于递运”。在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众人之手，而是掌握在一人之手时，那么他只需讨好这一人，甚至牺牲众人以博得 这一人的欢心就够了。至于给沿途百姓带来多少负担，为州县官们派丁拉夫增加多少麻烦都没有关系。安禄山虽出身胡人，对官场飞黄腾达之路却了然于心，运用起来比历代的的贪官污吏似乎更得心应手。 安禄山本来很狡猾，但他知道不能在玄宗面前暴露；他本来没有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但却善于伪装忠厚，讨玄宗欢心。他多次在玄宗面前佯装憨愚而忠心耿耿，把许多肉麻的拍马屁行为变成憨厚而忠诚的表现。有一次，他对玄宗说：“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认为他忠诚无二，更加喜欢他。玄宗命安禄山见太子，安禄山不拜，左右指责他，他说：“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是候补皇上，我百岁后，皇位就是他的。”安禄山说：“臣愚蠢，只知道陛下，不知道太子，罪该万死。”才向太子拜了两拜。 杨贵妃有宠于玄宗，安禄山请为贵妃的养儿，玄宗答应了。觐见时，安禄山总是先拜贵妃，然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安禄山解释说：“蕃人先母后父。”这当然让玄宗非常高兴。四十五岁以后的安禄山越来越肥胖，据说他腹重三百斤，腹垂过膝，大概过于夸张了。如果真是那样，安禄山必须捧着肚子才能走路。然而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却迅疾如风。胡旋舞出自中亚康国，是安禄山家乡的乐舞，以各种旋转动作为主。玄宗看着他的“将军肚”说：“这蛮子肚子这么大，腹中装的什么？”安禄山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颗对皇上的赤诚忠心。”这话听起来真是肉麻，但官场里都喜欢听吹捧的话，皇帝更不例外。 东北方面，安禄山与奚、契丹互攻连年，这便让玄宗更加不安，也使他更加倚重安禄山。天宝七载(748年)，玄宗赐安禄山铁券。 铁券这个东西，俗称“免死牌”，是历代皇帝分封功臣作诸侯王时所颁发的凭证。这种制度大约起源于西汉，据说刘邦称帝后，“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汉书•高帝纪》）。分封功臣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典礼上有誓词，据《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其誓词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即便宽广的黄河变成像衣带一样的细流，巍峨的泰山成了磨刀石，所封的国家永远存在，并传给子孙后世。把这些誓词镌刻在铁制的契券上，涂以丹砂，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分别收藏一半，以防假冒。朝廷的一半锁在金属制作的柜子里，收藏在石砌的房子里，称为丹书铁券，石室金匮。 隋唐时皇帝为功臣颁赐铁券成为常制，此时的铁券不再是丹书，而是嵌金，并且在券文上规定有免死等特权。元代陶宗仪看到过唐末封钱镠为吴越王时所赐的铁券，在他著名的《辍耕录》中描述道：“形宛如瓦，高尺余，阔三尺许，券词黄金商嵌。”上刻的文字除了所赐的爵衔、官职、邑地及据以受封的功绩外，特别刻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等，即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九次死罪，对他的子孙可以免除三次死罪。如果违法犯罪，只要不是谋反大罪，司法部门不得过问。
